加布里埃拉·邓南遮的军人-文人双重身份

□文｜赵维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加布里埃拉·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军官和政治家。他也是颓废派的代表。在1889年至1910年意大利的文坛和1914年至1924年的意大利政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凭借着众多文学作品及传奇的人生经历被人们所熟知。他的作品宣扬享乐至上，鼓吹军国主义，推崇所谓“超人”，但其文字艳丽华美，曾在意大利风靡一时。纵观邓南遮的一生，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邓南遮本人，在1924年，关于他自己和他的生活写到：“我是一个冒险家，身上既有旧的观念也带有新的印记。如果生活中没有希望和颠覆，没有危险和不确定的话，我会放弃生活，绝不回头。我想要知道一切不知道的事。我想要认识所有不认识的事物，我想挑战，我想冒险。我不相信遗憾，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没有遗憾。”他的军旅生涯为他的冒险家生活添上了完美的一笔。

军旅生涯早期及其期间的作品

时间来到1914年，当时的邓南遮身在法国，由于负债累累，他无法回国，为了躲避债主们的讨债，他只能靠朋友的资助在法国生活。1914年6月，战争的爆发结束了他的这种生活状态和流亡生活。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邓南遮正处在国外而且是一个能有可能是意大利的敌对国家，他当时的焦虑可以理解：1914年他从一次赛马比赛回来给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写信说：战争的威胁来了，我该怎么办?如果大战爆发，如果意大利被迫参站，那我不可能还留在法国。我能回意大利吗？我应该去哪?我的处境很艰难。

战争爆发，意大利宣布处于中立，邓南遮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在巴黎，为德国的入侵而担心，也为了敌人被捕而激动。因此就像受到战争的热情影响，或者说是对于悲伤和死亡的好奇，他受到法国军队的批准参观战场，1914年9月，他带着自己的小本子到了战火的前线.厚礼他厌倦了作为观众为《晚邮报》的读者们描绘他对战争的印象，尤其是他再一次嗅到了可以成名的机会，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亲自为意大利介入姐妹国家的原因辩护。据说为了改变他的想法，法国当权机构提供了一大笔钱。但实际上从没有被证实。只是知道法国政府得知他劝说意大利参战，终止了他的财产的扣押。实际上，有可能是邓南遮制造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了把他一直以来想作为胜利者回到意大利的想法变成现实。机会很快就来了，1915年5月5日他受到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回到意大利。1915年5月3日晚上，邓南遮从巴黎出发回意大利。

这次回意大利他受到极大的欢迎。先在热那亚后在罗马，从5月12日开始，开始了一系列有利于战争进行的演讲，这些演讲同年都被收录发表，题为《致最伟大的意大利》，为那个激情燃烧的五月助力，同时也是他为建立在加强语气的重复，个人抨击和对群众直接的号召基础上的演说最初的尝试。不仅仅如此，当战争真的开始的时候，他还参军了，尽管当时已经53岁了。在担任骑兵中尉的基础上，又被授予了司令一职，领导第三军，当他去佩斯卡拉（Pesacara）看望当时年迈体弱的妈妈后，就到威尼斯去履行他的职责了。军队的高层，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名气，本来只想利用他的声望做宣传。他对于受到如此对待十分愤怒，又受到他的英雄传奇的限制，他要求要做一位真正的军人。他在1915年7月29日给总理的信中写到：我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戴着礼帽穿着布鞋的文人。他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一位军人。我想成为军人不是为了呆在咖啡馆和食堂，而是为了做所有军人应该做的事。我又成为军人的条件，而且不仅如此，我有义务去战斗。

对邓南遮早期军旅生涯的评价和讨论

嘲笑或者只是简单地看待他的这些话或者说是他那段军旅生活是一件很平凡的事，至少去赞美他的勇气和事业是十分平庸的。另外这两件事都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不可否认邓南遮一直是一位战士，他的战争不同于那些在前线和战壕里战斗牺牲的军人。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邓南遮尽管已经50多岁了，但是面对任何困难从不退缩甚至他很多次都直面危险挑战死亡。当然，他一直以来都以他的超人主义理念的名义行动，以及他赋予战争，屠杀和死亡本身的唯美主义概念，还有他个人强烈的表现欲。但是他的每个行为都伴随着对于革新的渴望，他总是在尝试连贯性，公民职责和牺牲精神。事情就是这样，在不可能表达一种评价的时候，如果非要评价一下邓南遮的军旅生涯，调查研究邓南遮亲身参与战争的真正意义是很有用的。在确定了邓南遮参军的最初原因之后，哪怕只是他的超人主义观念，他的表现欲以及他对于生活的唯美主义观点，可以发现和许多他的传记中记载的有所不同，他参军前，参军中，参军后，他作为诗人和以及他的上流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英雄邓南遮和将军邓南遮之间并没有出现断裂。这不仅是因为在那段时期邓南遮生活在他之前所歌颂的那些情感中，而更是因为积极参战，靠近民族主义，干涉运动还有之后的Fiume[阜姆城]功绩以及在政治上和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物墨索里尼之间的角斗，这些都是他的生活以及前一阶段活动的一个出口。他在任何状况下都在尝试愤怒的生机活力论。他总是在实践和赞扬战争，对于汽车和飞机带来的现代气息充满热情，它们都是他的生机论的标志。最后，从他作为文人的贵族方面，他总是赞成所有领域所表达的有力量的观点，这不止只是因为他对于尼采思想的真正和深入的理解。另外，除非要保存法西斯演说中所包装起来的他作为军人-诗人的形象，在他的一生中也不算什么。邓南遮在1914年之后以及在战争中，他还是他自己的样子，毫不悔改的风流浪子，挥霍浪费者，自私的人，尤其是虚荣而且喜欢排场，就像他和女公爵的婚礼以及参选议员时那样。不同之处是在文学领域。就算再这种情况下也得明确一下。他的传记中说他在战争中和战后几年的作品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作者，但在艺术成就方面却没有提到任何信息。因此，事实很清楚，这些作品从艺术角度来说没那么重要，但是这些作品与之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段时间邓南遮的作品中有新的情感，因此这些作品是新的，即使这些作品也是在之前准备的也许当时写作的时间有关系。

飞行和受伤

到达威尼斯之后，邓南遮参加了一些战争。1915年8月7日，他和朋友在特雷斯特（Trieste）[意大利北部城市]上空飞行，8月18到19日夜间参与了盘扎诺（Panzano）海湾的鱼雷击沉行动；8月28日，再一次飞到Trieste，接着九月20日从A飞到特雷托（Trento），十一月在前线完成一系列的拉练。在这些日子里，写出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后来发表在《晚邮报》上。

1916年1月，由于严寒的冬季而暂缓的战事之后，邓南遮再次开始飞行。1月16日，在和海军上尉飞往扎拉（zara）的途中，他的飞机被迫返航，迫降在格拉多（Grado），在操控中，撞到了右边的太阳穴。那之后一个月他还是继续他的工作。只是到了2月底，他看东西时出现了困扰，在去医院进行了几次检查之后，确定右眼已经无法恢复视力，如果想要挽救左眼的话，他必须很长时间内在黑暗中不能行动。当然对于右眼视力的缺失存在着这是他英雄主义或者至少是战士的怀疑，但后来由他的生平传记得到证实。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整整三个月，从2月到5月，邓南遮都待在家里，躺在床上，眼睛上裹着绷带，一动不动，由家人照料。在那里，保持着那种姿势，他开始了他的回忆录，回想过去和现在，每天用不稳的手，在女儿给他准备的纸上用歪歪扭扭的文字写成了《夜曲》（Il Notturno），也就是黑暗中的回忆录。

1916年12月，战胜了医生和上级对他的怀疑，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他又开始飞行啦。那个月13日，他飞往帕洛佐（Parenzo），参与了轰炸行动。那些一直关注和担心他的不同阶段病情发展的报纸现在每天都向读者通报他的消息，赞扬这位诗人战士的功绩，人们也开始越来越相信关于邓南遮的传奇轶事。另外在7月，邓南遮正式被授予了一块银牌。这是后来他获得的一共6块银牌，两块金牌，一块铜牌的开始，之后还由表彰和晋升，这些都在战争结束后成为了他军旅生涯的最好证明。如果说相对于他真正的攻击来说这些奖励有些太多，但是如果考虑到政府在他身上赋予了宣传公用的话是完全合理的。但让人反感的是每一次他都会催促关于他的奖励，如果奖励晚了或者他认为与他的英雄主义不符他就会抱怨。

接下来的几个月，邓南遮又投入到新的飞行中。1916年10至11月间，作为前线45师指挥部和军旅指挥部的联络官，参与了伊颂左（Isonzo）的第八第九次战役。1917年春天，在回佩斯卡拉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后，他接到了科密那（Comina）飞行基地第四营轰炸中队的命令。1917年5月，他依靠在填空协助第三兵团的前进而获得第三块银牌，后来又作为联络官直接参与了行进。同年8月，飞往波拉（Pola），10月轰炸Bocche di Cattaro，秋天，Caporetto的艰难日子来临，他用其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励军队，鼓励他们战斗（起义），他的这一系列演说后来被收集成册。

最辉煌的功绩

邓南遮最辉煌也是最勇敢的两次功绩是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年。1918年2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他与20个战友一起，完成了后来被成为“Beffa di Buccari”[奇袭南斯拉夫的布加利港口的奥地利军舰]的行动，击沉了一艘停靠在Buccari港口的奥地利军舰。1918年8月9日，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他飞到维也纳上空，扔下由他和沃杰帝（Ojetti）写的传单。这两件事特别是第二件在意大利本国和世界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邓南遮也因为他的勇气和勇敢而被人们更为熟知，尽管这两者后来是通过他的演说得到了强调，也和他想提升自身的形象有关，而且本身和他的英雄主义关系不大。但是由于他的功绩以及他的功绩所造成的舆论，1918年末，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每个人口中所谈及的。因此他到达了最受欢迎的巅峰，这一次是完全正面的。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位能够启迪引领国家走向正确道路的国民诗人，国家这个概念在一些干预战争中出现在资产阶级中间。现在他成为了唯一一个在战后那个混乱的时期能够完好无损未受损失的人物。他的英雄主义时期结束后，由于一个自然的从文学到社会现象的转变过程，邓南遮主义的一个新时期开始确立。这种现象在这个世纪的前二十年主要体现为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排场。现在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当他在文学领域已经没落的时候或者说受到争议的时候，通过后期他的一些模仿者的文字，他给自己烙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印记。

军旅生涯后期以及期间的作品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南遮军旅生涯的结束。停战协定的消息使他很难过。1918年11月4日在给海军上尉帕恰洛迪（Pacchiarotti）的信中写道：突然的和平给我带来一种无法战胜的不满。我们不应该破坏胜利。“我处于极度忧郁中。”同一天他给上尉的信中也写到。 Ojetti说在战争结束前的某一天他听到邓南遮说：我感到和平的气息。邓南遮觉得意大利的进攻势头不应该被民主打断，应该停在维也纳。他给Albertini写到：我既开心又难过。这个时刻是辉煌但是危险的。那些坚持和战斗过的人被那些挑起争端的人赶回去。太多无耻的人在大喊：意大利万岁！我希望我们继续战斗，我能从波西米亚的前线轰炸柏林。

因此，他一边用他惯有的机智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遵从自己真诚的信念，因此他觉得要维护个人的事业，也就是他最后的英雄神话的根基，他在不确到瓦罗拉Valora地区的权利。在和Albertini决裂后不久，因为Albertini不同意他的极端想法，邓南遮对于胜利者力量之间的民主谈判越来越不满意，他变成一个所有不满人群聚集的支点。尤其它变成了达马蒂（Dalmati）权利的捍卫者。1919年1月5日他从《威尼斯报》和《意大利人民》这两份报纸上给Dalmati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文章，文章中说到：我和我的同伴为了一个不可以夺回的典当物而战斗，这个物体被放置在我们和敌人，我们和奥地利，我们和那堆戴着自由面具掩盖丑恶嘴脸的人之间，他们继续和我们争夺武器和我们想重新获得和长久保持的热情。

不管外界评价怎么样，甚至大家对这次事件的诠释显示出，邓南遮是在他的冒险精神和超人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完成这次占领的。当然在这第无数次在后来被人们传颂的伟大事业中，他用他诗人和文人的敏感和想革新的愿望诠释了战后新的道德，文化，社会氛围的特殊时刻。不可辩驳的是他接受了正在消亡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冷漠和宽容，再一次不计后果地遵守了他自己的任性。另外，很快地，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他就让自己任由事件发生，或者说很快他就处于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状况。它最初想激起舆论对抗政府和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失败后，城市被占领以及卡纳罗（Carnaro）摄政就缺少了政治意义，在日益增多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中艰难存活。邓南遮尽全力保持自己的热情之火不灭，每天还是给群众演讲，通过政治上的波动引导人民而不失去他们的支持，向他的“士兵”们提供军事，社会甚至只是道德上的宽广视野。但是，这一切到最后都流于表面或者说对于当时的国际问题的处理来说弊大于利。

1920年9月，在经过一年的谈判，不同派别的士兵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士兵和当地人民代表的冲突后，邓南遮宣布Fiume独立。邓南遮还想扩大自己的行动，想向罗马进军，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最后，1920年12月，乔利迪（Giolitti）遵守了Rapallo协议上的条款，不顾群众的意见，命令卡韦拉（Caviglia）将军血腥镇压了Fiume的冒险。从海上对Fiume进行轰炸，士兵们也不得不离开了。邓南遮直到最后一刻都坚持一定会用尽全力保护Fiume，宁死不屈，最后也不得不宣告为了一群当政府在屠杀一群高贵的人时，一分钟都不愿意放弃自己贪念的民族而死毫不值得。总之他最终向现实屈服了，十分失望，有多少人还在准备用他们的纸笔来只想一种诗歌的假象，直到它还保存着一种资产阶级的连贯性在他的计划中。很长时间以来，高雅的悲剧沦为闹剧，对于邓南遮来说只好离开舞台。对于那十六个月的占领时期，除了一起参与这场美好冒险的几十人以及变成斗争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修辞的财富的一些格言，姿势和仪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一个比邓南遮在政治上更有准备更机灵的人领导的一个小分队，打着爱国主义的牌，利用军事，国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反殖民的心态，能够颠覆制度。

1921年1月18日，邓南遮离开Fiume，后来搬到威尼斯附近的一幢别墅，别墅在战前是属于德国艺术历史学家Henry Thode的，后来变成了意大利人的战利品。让他做出这个选择，而不是其他的例如回到法国，或者去意大利中部，罗马生活这样的决定的一些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这个地方很方便很安静，它离米兰和威尼斯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也能使他完全处于孤立无人打扰的环境。当然当时邓南遮并不知道他之后再也不会搬家了，这将会是他最后的住所和去世的地方。

这段军旅生涯是邓南遮传奇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他一度成为国民英雄，对于其文学创作中讴歌战争，鼓吹“超人”的不死和他们肩负的历史重任的主题也带了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邓南遮军人-文人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