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邦落马与公司治理之弊

2019-09-20 03:19东润
董事会 2019年8期
关键词:华信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

东润

7月3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近年来金融反腐中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金融机构中管干部,是今年以来被查的第一个国有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更是第一个副部级金融高管。

去年9月27日下午,国家开发银行在京召开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任免决定,赵欢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并提名出任董事长;胡怀邦不再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长任免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章程办理。

这则由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1955年9月出生的胡怀邦卸任国开行董事长已63周岁,外界一直认为是到龄正常退休。

然而半个月后的10月11日,央视报道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受贿案庭审时,一个几秒钟的镜头从观众眼前掠过,让金融界为之震惊:画面上出现一个业界赫赫有名的人,正是胡怀邦。

这无疑是为9个月后,胡怀邦被正式审查调查埋下了伏笔。该来的总有一天会来的。

当年,人们对处于金融权力“高光时刻”的胡怀邦投以羡慕、敬畏的目光时,未曾料到他灰暗阴冷的今日。

完美履历滋生优越感

梳理胡怀邦的履历,人们对他学者型官员的人生多少有点敬慕。

公开资料显示,胡怀邦上大学前曾在老家河南省鹿邑县马铺公社任公社办公室干部、卫生院副院长,1978年9月考取吉林大学,就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应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最早一批上大学的青年学子。

吉林大学被誉为“高官摇篮”,王刚、刘延东、杜青林、刘奇葆等副国级领导均毕业于该校,其培养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2017年2月26日,吉林大学网站上有一篇《吉林大学再出高官》的报道,对胡怀邦的简历有过重点介绍,“胡怀邦毕业后,当了老师、教务处处长、学院副院长,之后进修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00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当副行长,如今,62岁的胡怀邦是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

很显然,胡怀邦从吉林大学走出去,是吉大的骄傲。

他在学术上也有一定成就,主要著作有《中国流通改革与发展》《金融期货市场》《金融工程与投资银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而长达18年的大学讲坛生涯,也给胡怀邦涵养了浓郁的书卷气与温和的学者风范。

及至2000年6月,胡怀邦由中国金融学院院长转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其博士头衔、学者型官员的底蕴被业内人士看好。事实上,胡怀邦在官场上也一路顺风顺水。

2001年6月,胡怀邦从成都“空降”至西安,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2003年7月就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工作部主任,开始他的京城官场生涯。然后历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兼中国银行业协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先后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七大、十九大代表。

完美的履历是人生的荣耀,但也有可能成为精神包袱,成为一种走向人生反面的负资产。

作為行业享有盛名的大咖,胡怀邦对来自各类论坛的邀请,来者不拒,就像现代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一样,整天夹着皮包到处演讲。

胡怀邦作为学者型官员,对行业走向自然有独特的见解,人们对他的业绩也充满期待。而借助于国开行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胡怀邦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

在一家国家级经济网站中,“金融者说”视频专栏特邀时任国开行董事长的胡怀邦阐述国开行对“一带一路”作用的见解。胡怀邦不负主办方的厚望,在视频现场即兴演讲,纵横捭阖,很有冲击力。虽然他的嘴稍许有点歪,也有口误,多次把“一带一路”说成“一路一带”,把国开行支持国家铁路建设的成果“6万公里”说成“6亿公里”,把“摒弃”(bìng qì)误说成pìng qì ,但丝毫不妨碍他对观点的阐述发挥。

此时,胡怀邦已然完全以学术权威和行业大佬自居。

显赫地位产生权力膨胀

有人说,胡怀邦在交行时还是比较收敛的,外界对他的印象是在官场上没有刻意钻营。可是,央视报道的王三运案,已透露胡怀邦与王三运、叶简明有了寻租勾结。值得关注的是,王三运的儿子王畅,曾在胡怀邦执掌交行时担任其秘书有一年多时间,这样的交集令人遐想。

执掌国有五大行之一的交行,使胡怀邦有了获得执辔大行的履历积累,也为其日后掌控国开行创造了晋升机会。他在交行任上力推综合化经营战略的举措,被业界认为是其得以掌舵国开行的重要砝码。

当胡怀邦返京赴任国开行老总时,已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等待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当然更有荆棘和嘘声,不过,对此,胡怀邦浑然不觉,权力膨胀让他脚下有点飘飘然了。

胡怀邦是国开行成立以来的第三位领导人,国开行虽然成立时间仅有二十余年,却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此外,已揽得“投、贷、债、租、证”五证,俨然成为一艘金融航母。截至2018年6月末,资产总额近16万亿元人民币。

平心而论,在任国开行5年时间,胡怀邦颇有业绩建树。不过,近年来国开行资产规模突飞猛进,国内国际信贷业务全面开花的同时,资产风险也如影随形,不断堆积。

其背后隐藏的权力膨胀的骄横、恣意,在侵蚀着国开行的权力生态。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上海华信发债文件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其共获得银行授信总额为616亿元,最大授信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发行人授信额度420.7亿元,占发行人获得银行授信总额68.25%。国开行重点支持海南华信开展境外并购、投资、贸易等。华信集团还与国家开发银行等“组团”,与捷克J&T金融集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华信集团还投资7.8亿欧元收购捷克J&T金融集团部分股份。

这其中的牵线人即为王三运。

枯燥的数字有时能反映背后频繁的交易。在民营企业求贷无门的当下,国开行成为中国华信的“提款机”,关系如此“亲热”,发人深省。我们可以想像胡怀邦与中国华信董事长叶简明的幕后交易。

显然,胡怀邦与王三运、叶简明构成的“三角关系”,是政商江湖的一个标本。政府高官坐拥项目审批权,银行行长掌握贷款审批权,民营企业老板手中有金钱润滑剂,三者一拍即合。

检方指控,王三运案中第一起为收受叶简明贿赂的证据——第一项为王三运通过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上海华信公司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第二项,王三运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海南华信公司获得国家开发银行48亿美元授信额度提供帮助。

诚如《财新周刊》社论所言,“除了胡怀邦个人的劣迹,此案暴露了国开行在内部治理机制和风控体系上的巨大漏洞,内部人控制严重。”

由于胡怀邦的独断专行,对华信等公司的过度“输血”,形成大面积坏账,滋生较大金融风险。这就是权力极端膨胀造成的恶果。

究其原因,初心泯灭是一大原因。寒门子弟胡怀邦奋斗了半辈子,靠他的学识、眼光和人脉关系,也靠风云际会的机遇,好运积淀,一步步从基层坐上大行掌门人的交椅,在年过半百之时,体会到手握金融大权纵横捭阖的随心所欲,大笔一挥,巨额资金就可以流动起来,尤其是在国开行期间,被地方官员巴结,被企业追捧,渐渐忘却初心,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是为了谁,迷失在权钱交织的梦幻中。

公司治理之弊再反思

银行负责人被称为国家金库的“看门人”,胡怀邦却是被钱权吞噬的看门人。

金融系统的监督体系不可谓不严密,说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牛栏却关不住贪婪的猫,那么多监督,却看不住一把手。

具有讽刺色彩的是,早在十多年前,国开行就已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在内的“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制定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诸多规章。

这要从金融一把手体制的弊端来反思。虽说有董事会议事规则摆在那里,有监事会监督条款挂在墙上,重大事项由董事会集体研究决策,由监事会监督执行,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摆设,是一种标配。

行政化體制导致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主要负责人说了算,董事会董事要看董事长的眼色,监事会也是在董事会权威下战战兢兢例行公事式履职。说白了,金融机构尽管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对主要负责人有所制衡,但主要负责人说了算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在这一机制下,所有的制度都是为董事长以下的高管和员工制定的,董事长可以例外。胡怀邦擅自篡改风险审评流程,唯我所用,使风控制度如白纸一张;他滥用手中的人事权,通过人事“乾坤大挪移”,设置一些虚头巴脑的职务,封官许愿,笼络人心,精心编织个人关系网,使手下人成为唯唯诺诺的奴才。

如果说,当年交行员工认为胡怀邦为人质朴、平和没架子,有气度,从善如流,能欣赏耿直而有才的部下,提拔干部也很注重程序规范。那么,在国开行的5年间,已经嬗变的胡怀邦则判若他人,早年的质朴、敦厚早无踪影,给人的印象则是说一不二的独裁者。

其实,早在2015年11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国开行进行专项巡视,在次年反馈情况时,国开行的问题已有所暴露,比如:追责问责“高举轻放”,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铺张浪费、享乐奢靡问题突出,办公用房严重超标,在多地建高档豪华宾馆,闲置浪费严重;公款吃喝、违规购买礼品、公车私用;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严格,存在因人设岗、“带病提拔”等现象;信贷、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和道德风险。

其中多数问题与胡怀邦有直接联系。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对胡怀邦审查调查的当天,国开行党委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坚决拥护中央对胡怀邦进行审查调查的决定”。

国开行党委要求,全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党委各位同志要履行一岗双责,督促分管部门和业务条线坚持廉洁用权,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自觉抵制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行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扛牢抓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从严治党带动从严治行。

不过,主要负责人监督的问题尚未提及。金融系统乃至所有国有资产机构,破除这一现象是一个艰巨长期的任务。

这也是胡怀邦案给出的最具要害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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