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称谓考

王建国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

西府，在我国历史上曾以军事、管理机构、侨置地名、居地住所，甚至都城之名存在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府”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西府，广义上是指陕西省关中西部宝鸡及其周边部分地区，狭义上是指宝鸡市及其下辖3区9县，即渭滨区、金台区、陈仓区、凤翔县、陇县、千阳县、麟游县、岐山县、扶风县、眉县、凤县、太白县。

一、我国历史上的“西府”

西府，为东晋时期军镇之别称，其治所不定，有历阳、芜湖、姑孰、寿春、荆州等。西府历阳(今安徽和县)，咸和四年(329)侨置豫州时建立。“侨立豫州于历阳，置军府于此，蔚为重镇”，因历阳在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之西，故名。与北府同为当时军事重镇。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言:“晋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豫州治历阳，在江西，故云北带寇戎。”[1]3473《晋书·王濬传》载：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命王濬讨伐东吴。濬以高大战船组成水师，顺江而下，直指金陵。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在天门山(东为当涂博望、西为历阳梁山)激流中暗置铁锥，并加以千寻铁链横锁江面，企图以断楼船通行。结果王濬一鼓作气，越天门，过三山，直捣石头城。“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孙皓遂成亡国之君。东晋咸和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晋，自横江济牛渚，攻取建康，后为晋军陶侃所杀。南朝宋大明七年(463)，孝武帝刘骏亲临历阳梁山，检视水师。北齐天保六年(555)南梁，北齐协和于历阳，改历阳为和州。隋开皇九年(589)，和州刺史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一举灭南陈。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以杭州(今浙江杭州市)为都城，称西府，亦称西都，辖境同杭州。景福二年(893)，钱镠建都杭州，率士兵役徒20余万众开始大规模筑城。吴越国将都城杭州改为“西府”，也称“西都”，号越州(今绍兴)为“东府”[2]。这样，杭州形成东西二都之制。

五代时期，楚以朗州为西府，在今湖南常德市。天祐四年(907)，唐大将朱温逼哀帝退位，代唐称帝，都汴(今河南省开封市)，国号梁，史称后梁，从此，我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907—979)时期。五代快速取代了唐王朝，统治了曾在其版图下的中国北部以及中北部地区，而大部分的十国政权相较于五代要弱得多[3]。吴越以外，荆南、楚等国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地方“王”，他们作为别的王朝皇帝的臣下，信奉其年号[4]。在这一历史阶段，现今的湖南、广西大部及贵州东部和广东北部地区被木工出身的唐末节度使、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马殷所占有，“总制二十余州”[5]1757。天成二年(927)，中原后唐王朝明宗册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于是以潭州为长沙首府，建国承制，“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制……群下称之曰殿下”[6]944，在湖南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王朝，即五代十国中的南楚国政权，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政权。马殷虽出身寒微，但“勇而有谋，宽厚乐善”[6]932，在他统治时，“上奉天子，下奉士民”，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提升国力，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奖励农桑、兴修水利、退兵修农、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惠工、改革租税、不征商旅等政策。这使得其统治地域“多产金、银、茶、谷，比年财货丰殖”[6]955，“遂致一方富盛”[5]1757，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通鉴纪事本末》载南楚大将王逵曾趁何敬真大醉，派人逮捕了他，并言“太师命械公归西府(朗州)”[7]。

北宋枢密院的别称。北宋前期，朝廷设“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时称“二府”。中书省居东，称“东府”；枢密院在西，称“西府”。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咸平二年五月乙巳》：“按(曹)彬复为枢密使，(向)敏中自同知枢密院改副使，乃至道三年八月乙亥。咸平元年十一月戊子，敏中改参政；二年六月戊午，彬卒。两人同在西府，才一年耳。”宋代叶适《上西府书》言：“伏惟执事，英杰俊伟，材智特异，忠勇并昭，尝以再期之年，行数千里，尽守上流要塞之处。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8]此右府，即枢密院。

宋枢密院公廨(官邸)称西府。神宗朝始建，在此以前，宋代京师职事官居私宅，无官邸。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熙宁三年(1070)九月，“丁未，召建东、西二府各四位，东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间，余各一百五十三间。东府命宰臣、参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枢密使、副使居之。府成，上(神宗)以是临幸。后十日(原注：十月丁巳)，赐宴王安石位，始迁也”[9]5517。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为宰相和执政部门修建的官邸。八所“官邸”合计房屋1 227间。离任时迁出，以备新来的执政官员居住。这里的“西府”是官邸的正式府名，不再是中书和枢密院的别称了。官邸的建成和使用，是“王安石变法”的组成部分。从熙宁四年(1071)前开始，直至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实行了200年左右。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首创，远比欧、美类似的“官邸”早六七百年以上[10]。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缓多漏泄。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为四位。……东府与西阙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门。”之后，司马光又将“西府”的纯住宅性质，改变为既是住宅又是议政的场所。《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庚戌，三省、枢密院言：同差除及进呈文字，理须会议者，先于都堂聚议。或遇假及已归东、西府，听便门往来聚议。从之。”[9]8567

明末清初李定国抗清，桂王封“西宁王”，别称“西府”。《清史稿·李定国传》：“可望言于桂王，进定国西宁王。……(文选)密告王曰：‘姑迟行，候西府。’西府谓定国也。”

二、陕西“西府”之名

西府的得名与历史上的凤翔府有直接的联系。凤翔古称雍，是周秦发祥之地，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雍城。自德公二年(前677)至献公二年(前383)，雍城为先秦故都，历时295年。唐时，凤翔府曾名曰西京，为“三京”或“五京”之一，甚至成为一时的政治权力中心之所在，替代了国都之地位。

高祖武德元年(618)撤扶风郡设凤翔郡。唐末，安史之乱爆发后，天宝十五年(756)，玄宗奔蜀，驻跸成都。七月甲子(十二)，玄宗李隆基第三子李亨即位灵武，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李亨是唐代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九月戊辰，肃宗“南幸彭原郡(宁州)”，同月丙子，又“至顺化郡(庆州)”。其后，肃宗致力于收复东、西两京，并随军进至凤翔。至德二年(757)正月，幸保定郡(泾州)，并于同年2月戊子抵达凤翔郡。此后直至同年10月回銮长安，肃宗朝廷一直停留在凤翔。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凤翔成为平定安史叛乱、维系大唐江山的政治权力中心，一时间地位凸显。同年10月癸亥，肃宗“自凤翔还京”，即准“凤翔郡给复五年”[11]248；十二月丙午，玄宗自蜀回京，故“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凤翔府官僚并同三京名号”[11]250。

《旧唐书·地理志》载：“凤翔府：隋扶风郡。武德元年(618)改为岐州，领雍、陈仓、眉、虢、岐山、凤泉等六县。又割雍等三县，置围川县。其年，割围川属稷州。贞观元年(627)废稷州，以围川及鄜州之麟游、普润等三县来属。七年(633)，又置岐阳县。八年(634)，改围川为扶风县，省虢县及凤泉。天授二年(691)复置虢县。天宝元年(742)改为扶凤郡。至德二年(757)肃宗自顺化郡幸扶风郡，置天兴县，改雍州为凤翔县，并治郭下。初以陈仓为凤翔县，乃改为宝鸡县。其年十月，克复两京。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11]1402。天兴县与凤翔县“并治郭下”，很明显有比拟京兆府长安、万年二县之意图。之后，宝应元年(762)又废凤翔县，并入天兴县。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12]，不久又废掉了。唐末岐王李茂贞都凤翔，“开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后，将吏上书称笺表，鞭、扇、号令多拟帝者”[1]，与朱温抗衡，凤翔府领地4镇15州，然“不改二十年之正朔”[13]。

唐时，西府又指长安京兆府。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54《樊阳源》载：“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有樊阳源。……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还往。乃劝不如东府取解，已与西府所期违矣。阳源心初未决，忽见密县解申府，阳源作第六人”[14]。这里的西府是相对于东都洛阳的位置而言的。

北宋时，置秦凤路，下辖凤翔府。元时，“初割平凉府、秦、陇、德顺、西宁、镇原州隶鞏昌路，废恒州，以所领周至县隶安西府路，寻立凤翔路总管府。至元九年，更为散府。领县五”[15]。金时，属凤翔路，“皇统二年升为府，军名天兴，大定十九年更军名为凤翔。大定二十七年升总管府”[16]。明代凤翔府隶属陕西承宣布正使司，清代沿袭。《明史》言：“凤翔府，洪武二年三月因之。领州一，县七。东距布政司三百四十里。”[17](见图1)其中，凤翔县，永乐二十二年建有郑王府。《清史稿》载：“凤翔府，东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四百二十里，袤三百四十里。”[18]清代，凤翔府是陕西的七府之一。王士禛《凤翔府》诗曰：“城边千渭两支流，陇蜀中分第一州。西雍横当斜谷路，南山高接杜陵秋”，指出了凤翔的地理位置，既在川甘两省之间，又在西安府西北。明清时期的凤翔府领7县1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言：“凤翔府，(属州一，县七)凤翔县(附郭)，岐山县，宝鸡县、扶风县，郿县，汧阳县，麟游县，陇州”[19]2455，大致和关中平原西部吻合[19]2634-2658(见图2)。皆在长安(西安府)以西，习称西府，沿用至今。民国二年(1913)废凤翔府。“西八度五十八分，北三十四度二十七分。旧凤翔府附郭首县二，二年二月裁府留县。”[20]根据史料记载可绘制凤翔府行政区划演变表如表1。

时间名称府治辖县史料来源唐天宝时期凤翔府天兴(今凤翔县南七里) 领县9:天兴、扶风、宝鸡、岐阳、岐山、眉县、麟游、普润(今麟游西部)、虢县(今陈仓区境内,607年撤洛邑县后置) 《旧唐书》卷38《志第十八·地理一》唐末李茂贞凤翔府 4镇:凤翔镇、兴元山南西道镇、洋州武定军镇、秦陇天雄军镇;15州:陇州、凤州、兴州、洋州、文州、利州、开州、集州、壁州、巴州、阆州、通州、蓬州、果州、渠州 《资治通鉴》卷259《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五代关西道凤翔府天兴(今凤翔县南七里) 天兴、宝鸡、麟游、普润(今麟游县西部)、眉县、虢县(今陈仓区境内)、岐山、扶风北宋凤翔府天兴(今凤翔县南七里) 县9:天兴、岐山、扶风、周至、眉县、宝鸡、虢县(今陈仓区境内)、麟游、普润(今麟游西部) 《宋史》卷87《志第四十·地理三》金凤翔府凤翔县 领县9、镇4(后废):凤翔、宝鸡、虢县(今陈仓区境内)、眉县、周至、扶风、岐山、普润(今麟游西部)、麟游 《金史》卷26《志第七·地理下》元凤翔府凤翔县 凤翔、扶风、岐山、宝鸡(虢县并入)、麟游(普润并入) 《元史》卷60《志第十二·地理三》明凤翔府凤翔县 领州1县7:凤翔、岐山、宝鸡、扶风、郿县、麟游、汧阳、陇州(今陇县及陈仓区西北部) 《明史》卷42《志第十八·地理三》清凤翔府凤翔县 领县7州1:凤翔、岐山、扶风、宝鸡、汧阳、麟游、郿县、陇州(今陇县及陈仓区西北部) 《清史稿》卷63《志三十八·地理十》

三、现今“西府”之称谓

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历史上诸多关于“西府”的称谓逐渐消失。现如今提到西府，一般就是指现今陕西宝鸡一带。

今渭河平原，又“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古有“天府之国”的称号，且秦岭横亘于南，北山环绕于北。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居四关之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有“形胜之国”“四塞之国”的称号，又有关中之谓。清至民国时期，关中置三府，直至1913年废。其中东府同州，领1厅1州8县，辖今渭南市区县；西府凤翔，领1州7县，辖今宝鸡市区县及秦岭以北地区，西安府，领2厅15县，辖今西安、咸阳、渭南及安康部分市县[22]。凤翔从唐代直到民国一直被视为西府的代名词，原因在于它长时期是区域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八属之领袖”(1)参见乾隆《重修凤翔县志》卷1。。到了1937年，陇海铁路建成通车，特别是该铁路沿现今宝鸡市行政区域中部穿过，凸显宝鸡区域交通枢纽位置，“凤翔地位被宝鸡县取代，地方经济大受影响”[23]。之后，原来驻防凤翔的毛炳文三十七军、陕西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宝鸡警备司令部等先后调驻或在宝鸡成立，宝鸡一时成为西府与沿秦岭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2)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宝鸡市委员会《宝鸡文史资料》第1辑。，西府的行政中心功能不复存在。当初，凤翔开明士绅曾上书国民党铁道部将陇海铁路西宝段连接至凤翔，未获批准。1949年5月20日，新设立宝鸡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千阳、陇县、凤县8县[24]2349-2350，同年7月16日设立宝鸡市。政区必须适时进行调整改革，以适应社会不断进步的需要[25]。因此，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决策的不断更新，区域行政区划也随之多次变化调整，宝鸡的地位不断上升凸显，成为区域化经济行政文化中心(见图3)。

地名是文化的活化石，隐含着极大的社会信息，承载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深刻地蕴含着环境变迁、族群分合、种姓冲突、民俗发展、文化融合、风俗会同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西府”作为一个大的地名指代，从地域民俗、文化认同上来看，它是区域政体不断演化，区域地理范围内民众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结果。“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26]。

纵观历史，由于关中东、西部地区长期处于不同地域环境归属和行政区划的管辖之下，两地民众在文化中心的取向和区域认同上存在差异，呈现不同。西安历史上曾有周秦汉隋唐等王朝在此建国立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都城,有着7 000多年文明史、3 100多年建城史和1 100多年的建都史”[27]，“留下了灿烂独特、远播世界的多彩文化”[28]。毋庸置疑，西安是关中的文化总代表，也是其中心点和核心地，其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辐射力、影响力。与之相比，关中西部的凤翔府从中唐时期直到元代，大约有600年左右的时间，与西安府分属不同的高层政区，明至民国初期虽同属一个高层政区，却都是独立的“府”，因而，相对来说，受到西安的影响较小。如方言上“属北方官话中原方言秦陇片”[24]2107。同时，凤翔作为府城驻地存在时间较长，对府内各县则产生了较强大的凝聚力。加之从区域地理位置来看，距离西安相对较远，因此，在一定时段内成为关中西部的文化中心。“独特的历史条件，是形成地域性风俗民情的主要因素”[29]，明《陕西通志》载凤翔府：“其民厚重，勤稼穑，务本业。士皆儒雅，习俗忠厚。人喜射猎，民尚文雅，谷有二收，物产富饶”[30]，《重修凤翔府志》言“不好华靡”[31]。综上因素，关中西部逐渐形成了以凤翔为中心的一个大的文化民俗区。由于关中东部长期处于西安府中，区域位置较近，府内文化受到国都长安文化的影响更大，难以形成相对独立发展的个性，导致关中东部在风情民俗、语言习惯、饮食喜好等文化因素上与西安趋于一致。如“东府话，同西安话基本一致，只有部分差异”[32]。尽管二者区域上有一定的差异化，但却完全符合两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且这种区域意识也与历史政区的变化沿革相一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区。从整体性、大范围的区域空间来看，二者还是归属于关中民俗文化区。

四、小结

班固《汉书·地理志》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33]从现代文化地理学来看，因人的本性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习尚，可谓之“风”；因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习尚，可称之“风”。风俗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有人文与自然的双重意义。

尽管从地理概念上来说，“西府”这一地理名称在唐代出现，明清时期趋于定型，但是，从现今来看，“西府”这一称呼带有明显的区域文化认同，它既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又间接地反映了区域空间内居民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为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区域空间的变迁与转换，时至今日，它在人们的称呼和口耳相传中已经指代一个大的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