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敬畏是生命的本质

孙佳音

短袖立领的T恤、户外质感的马甲、休闲面料的长裤，运动鞋和运动手环，如果不是四川省作协这间“主席办公室”书架、台案、窗边、茶几码放着的书本，尤其宽大的写字台几乎要被泛黄的一摞摞书淹没，很难将这个皮肤黝黑、肌肉紧实的藏族汉子与“作家”相联系。

他在小说《尘埃落定》里写过最后一个西藏土司家族的覆灭，他在剧本《攀登者》里试图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最新长篇《云中记》里沉淀下四川作家对汶川地震的疼痛。

作家阿来，行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行走在书生与侠客之间。

1.乡村教师，小诗起步

阿来1959年出生于川西北部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阿坝州马尔康县山高、路远，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认知都来自地质勘探员，他们打开的地图，去过的地方，都让少年阿来无限神往。1977年恢复高考，尽管志愿填的是地质学，却阴差阳错进了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中专师范毕业，这是阿来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19岁的青年，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坐了大半天汽车，又骑了三天马，才背着两箱书翻越两座雪山抵达学校;19岁的青年，从牧羊少年，到拖拉机手，再到乡村教师，他苦口婆心地劝当地家长重视教育，遇到劳动力短缺的家庭，甚至真诚地表态“你让孩子念书，周末我帮你们干活”;19岁的青年，因材施教，教学卓有成效，一年后他被调入马尔康县第二中学教初中，次年又被调入县城中学带毕业班，完成了“三级跳”。

不愿意写教案的阿来，最喜欢读书，他用两年读完了中学阅览室里的四五千册图书，从《光荣与梦想》到海明威、福克纳，从《诗经》到杜甫、鲁迅。上世纪80年代，火红的时代，火热的文学。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被分配去乡村教书，许多人热爱写作，常有人拿着诗歌小说请阿来鉴赏，性格耿直的他直言“你们写得不好，图书馆里的才是精品”，同事反唇相讥：“你自己都不写，怎么看得出作品优劣？”于是，做老师的第三年，阿来在激将之下创作了人生的第一首小诗，寄出去参赛。“没想到，年底，我收到了50元稿费和100元奖金。”

2.四年调研，《尘埃落定》

第一笔稿费相当丰厚，150元大约相当于阿来半年的工资收入，而后，阿来很快从诗歌转向了小说的创作，他说：“中国诗歌大多是抒情、言志、状物，它很难思辨，很难完整地叙事。你一旦真的开始写作，接触到的现实、自己的内心，都会有越来越复杂的东西想要呈现和表达，诗歌似乎没办法满足我。”

直言不讳的阿来，乐呵呵地说：“《尘埃落定》写到三分之一，我就跟家里人说，‘这辈子可以就干这个了”。落笔前的准备，总是比写作本身要漫长和艰辛得多。虽然小说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绒部族的历史，而阿来的父亲曾经是藏族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马帮队队长，阿来得以从父辈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真实素材，但严谨的阿来依然足足对土司制度做了四年的研究，“很多时候，真的要干一件事时，会忽然发现好像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得到可靠的支持和支撑，看一百篇论文，说的都差不多，不解决问题，我就自己开始调研，干了四年。”

那些深入的、扎实的、细碎的了解和洞察，令《尘埃落定》大气磅礴、纵横捭阖。与其说小说以一个傻子的口吻来讲述一段历史，这样的视角让文学语言明快灵动，不如说透过似傻非傻的眼神，阿来帮助读者窥见藏族地区最后一个土司在遭遇巨大变化后如尘埃飞起又落下的命运。

3.沉淀情感，十年一剑

阿来说，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文学应该具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每一次聊及文学的意义，阿来都是恳切的，甚至严肃的，但谈到创作的过程，他又愿意轻描淡写，“《尘埃落定》写得其实很快，每天三千来字，大概写了半年多，当中世界杯开赛，我看球还停了一个月。”1994年写就，1998年初版，写作期间的辗转磋磨，阿来并不以为意，但对于当时出版界对于暴力、刺激甚至色情的“偏好”，则深感无奈而痛心：“如果我们不断提供低俗的东西，读者便会越来越浅薄。低层次的读者，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不是别人。”

阿来说，比起写作本身，他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去阅读、旅行，“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2014年阿来突然起意，想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很快，《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一一写就。

4.攀登故事，自我觉醒

阿来对于登山故事是有充分积累和准备的。一方面，他在前几年就遍访了1960年、1975年登顶珠峰的几乎所有运动员，“王富洲是地质大学的学生，屈银华是我老家那一带的森林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队的，貢布是班禅警卫团炊事班的士兵……”尤其，阿来不仅了解每一个“登山英雄”，甚至意外牺牲的人的故事，还对没能登顶成功的，那些冻伤截肢的，做过深入的采访。另一方面，“那几年，我去了好几次珠峰大本营，还在登山学校认真看过训练”，也就是说对于登山本身的技术和细节，阿来也比一般编剧有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阿来说自己没动笔前就定下了写人的精神的基调。“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类自我发现的过程。”

阿来说，作家要敬畏文学本身。而文学对他而言，是从语言进入的另外一个比现实生活更真实的世界，“千百年来，经过语言的过滤、提升，文学能让我们在残酷的、庸常的生活当中，发现、抓取、留存一些美好的、充满善意的东西。”

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这是阿来在充满变化的时代和写作中，始终不变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