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示范”到“双高”:高职院校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优化

2019-09-26 12:36吴一鸣
职业技术教育 2019年18期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双高计划社会服务

摘 要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院校办学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动态演进状态,在国家政策层面承载的经济功能从弱到强,在区域发展层面从学校定位走向部门定位,在行业企业层面从浅层合作走向深度共生,在学习对象层面从促进就业走向生涯发展。而高职院校蓬勃兴起尤其是“示范校计划”启动以来,高职院校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在认识层面从模糊到清晰,在定位层面从泛化到精准,在战略层面从无序到系统,在战术层面从分散到整合,同样也呈现出一种动态演进的状态。基于这种逻辑机理,在职业教育新一轮大改革尤其是类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在方向层面更精准地把握办学定位,在功能層面更高效地对接产业发展,在价值层面更务实地服务人的发展,在保障层面更系统地推进内部治理,以改革的持续深化来积极有效回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出的新要求。

关键词 “双高计划”;经济社会发展;高职院校;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18-0007-06

2019年是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又一个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实施到高职扩招政策落地,从“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收官验收到“双高计划”启动建设,都给当前高职教育发展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如果说2006年启动的“示范校计划”所推动的是高职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型,那么2019年启动的“双高计划”所推动的则是高职教育从教育层次真正迈向教育类型。从本质上讲,无论是“示范校计划”还是“双高计划”,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导向下的一种政策性推动。在这种政策性推动所带来的“指挥棒”效应下,不管是主动或是被动,高职院校办学必须也必然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予以积极回应。

置于新时代职教大改革尤其是类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办学模式、价值导向等方面已然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也是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由外入内、由内到外、内外交融的一种耦合与博弈的过程。对此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探究高职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与衍化规律,对于当下更好地把握和优化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路径,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的需求演进

高职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高职教育的需求也不同,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本研究以“示范校计划”和“双高计划”作为重要节点,尝试从国家政策、区域发展、行业企业、学习对象等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高职教育蓬勃兴起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的需求演进情况进行分析和梳理。

(一)国家政策层面:承载的经济功能从弱到强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文本相关表述来看,1996-2000年,“重点是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1] 2001-2005年,“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扩大培养规模,保证教育质量。”[2] 2006-2010年,“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上……稳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稳步发展普通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3] 2011-2015年,“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就业的技能和本领。”[4] 2016-2020年,“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与生产实践对接……”[5]不难看出,2011年之前即“十二五”之前,高职教育承载的功能更多在于完善国家教育体系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十二五”以来,高职教育则被更多地赋予促进就业、服务产业的重任,其功能定位也逐渐从教育内部向教育外部拓展。

再来对“示范校计划”和“双高计划”等项目建设任务进行比对。2006年“示范校”建设计划启动时,明确提出要“在办学实力、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办学效益和辐射能力等方面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专兼结合专业教学团队、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创建办学特色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6]。2010年,“示范校”建设计划中的“骨干校”建设启动时,提出要“深化内部管理运行机制改革,增强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实现行业企业与高职院校相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高等职业教育和谐发展”[7]。2015年,“示范校”计划完成后,国家层面启动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强调要实现“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8]。2019年,“双高计划”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可见,“示范校”更多强调学校办学基础能力的“内功”,“骨干校”更多强调办学体制机制上的“内外衔接”,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和“双高计划”则更多强调目标导向下的“服务能力”。

(二)区域发展层面:从学校定位走向部门定位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驱动高等教育深化结构改革,发挥提供智力支撑、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联通全球经济的重要角色[9]。近30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崛起无疑是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最大亮点,“半壁江山”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规模上,更是在功能上。随着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越来越成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保障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将高职院校从教育部门纳入要素保障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高职院校正在从学校定位走向部门定位。自2006年以来,社会服务就已经作为示范校项目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挥棒”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基本导向之一。而克服各种问题,进一步将产业先进技术、优秀文化和发展需求融入专业教学,深入推进产业界和教育界的有机衔接[10],也已成为中国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基本经验之一。

(三)行业企业层面:从浅层合作走向深度共生

企业为了满足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或主动或被动地不断强化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对高职院校而言,也需要建立与企业协同育人办学新机制,实现新技术推广与专业建设步调一致、新技术应用与创新创业项目衔接、新技术改造与产业更新及时、新技术创新与技术升级同步的“产教融合”纵深发展机制[11],让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创新不断呈现出“共生”的关系特征[12]。如果以一种历史回顾的视角对这段合作过程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供给需求的对接,其次是话语体系的融合,再次是核心利益的协调,最后是保障机制的完善,并进而推动供给与需求更高质量的对接。当前,学校与企业之间,正在从之前浅层的合作走向深度共生。这就需要通过建章立制,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为校企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四)学习对象层面:从促进就业走向生涯发展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国家教育体系当中有自己的定位,即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2019年初,国家层面强力推动“高职扩招百万”,中央政府再一次使用规制性和诱导性政策组合工具,试图通过高中后教育供给的系统性变革,解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等棘手问题[13]。事实上,满足个体需求是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14]。在这个变革时代,对高职院校来说,又如何在其中找到存在感呢?显然,需要对人才培养的导向作一种适应性调整,更加聚焦人的成长,更加着眼长远发展,从相对功利的促进就业导向,向服务学生生涯发展导向转变,培养学生更强的学习能力、协调能力、合作意识、工匠精神,为学生生涯发展培育强大的内生动力。

二、高职院校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衍化

20世纪90年代末,以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大规模扩招为推动,以中专学校合并升格为主体的高职院校在学校数量和办学规模上均得到快速增长。2006年,与“示范校”建设计划启动几乎同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6]16号)出台,标志着高职院校正式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在该文件的指导与推动下,从“示范校”到“双高计划”这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高职院校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经济发展需求。在这里,尝试从认识、定位、战略、战术四个层面对这种回应进行梳理。

(一)认识层面:从模糊到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依靠坚持“适需性”“科学性”和“自主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15]。但是,2006年国家“示范校”建设计划启动以前,高职院校在自我认知上是有困惑的,在办学中存在向“中专加强版”或“本科压缩版”两种方向发展的现象。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职院校到底应该怎么去回应,以及应该服务谁、怎么服务,在认识上是模糊的,在行动上也缺乏自觉。2006年以来,以“示范校”建设计划为推动,高职院校在认识层面至少在两个方面从模糊走向清晰。一是在自我认知上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随着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的深入,“职业性”和“高等性”作为高职院校两个同时并存的重要内在属性,高职院校本身就是现代大学的重要形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的基本职能等等,这些重大命题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二是在办学模式上回答了“怎样做”的问题。近20年来,从工学结合,到校企合作,再到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发展路径、着力重点等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的办学模式改革与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高职院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也越来越凸显。

(二)定位层面:从泛化到精准

“每个市(地)都要重点建设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若干所中等职业学校”[16],实际上就是国家层面在职业院校布局上的一个基本定位。这种定位从根本上要求高职院校必须面向所在区域,为所在区域的行业企业发展培养人才。总体来看,20多年来,高职院校“区域性”“行业性”的特征日益凸显。“区域性”让高职院校越来越聚焦学校所在区域,学校的“服务域”越来越清晰。“行业性”让高职院校更多地与企业携手,在深化校企合作中打造专業(群)的核心竞争力。即便不断会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但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正在进入一种协同与共生状态显然已经是一个基本趋势。协同共生状态的形成,从本质上说,也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从泛化走向精准的过程。

(三)战略层面:从无序到系统

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但对主要是从中专学校升格而来的高职院校来说,对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生利主义教育”的历史传统,以及“以就业为导向”的现实路径,让高职院校在办学初期常常不自觉地以“学校”或“教育”为囿,在实践中难以以外部视角来审视自身职能以及学校改革和发展。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将“社会服务能力领先”作为示范校遴选的重要指标,这对全国高职院校起到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从2006年起,立足人才培养为区域、行业、企业、社会提供更多有效的服务和支持,成为越来越多高职院校在办学中所坚持的重要价值取向。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高职院校在学校顶层设计的战略层面给予了积极回应。而且这种回应从之初的无序、被动的口号或文本,很快转向系统、自觉的探索与实践。第一,在学校发展规划上,对接并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其核心目标任务,并充分体现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资源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第二,在组织架构上,以示范校项目为推动,引入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行业协会、企业等重要利益相关方人员,组成学校改革发展指导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成为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标准配置。第三,在发展路径上,通过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等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吸引并推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持续激发学校办学生机和活力。而这些探索与实践,随着“示范校”“骨干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等项目的持续推进,已成为高职院校办学的一种常态。

(四)战术层面:从分散到整合

如果说“示范校”建设是将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作为切入点,更多强调的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那么“双高计划”建设则是将高职发展提质增效作为重点,更多强调的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与战略层面从无序到系统同步的是,高职院校在战术层面也经历了从分散到整合的过程。这种演进过程,大致可以从目前高职院校回应经济发展需求的几种转变来做分析。一是从专业建设走向专业群建设。信息革命推动技术迭代升级,岗位任务不断变化,职业情境不断催生,传统的单个专业建设已经无法适应职业岗位发展。高职院校正在通过专业群建设,加快推动课程体系的重组和优化,尝试以较低的成本来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二是从学历教育走向育训结合。很长时间内,高职院校沉陷于高等教育的专科层次难以自拔,被打上了相对沉重的学历教育烙印。随着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结构化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政策强音后,高职院校正在将育训结合、体系发展作为学校办学的基本方向。三是从双师型教师建设走向双师型结构化团队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双师型教师的政策导向,让高职院校教师成为学习压力、转型压力最大的群体。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办学模式的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专家或技师参与到教师团队建设中,结构化团队、模块化教学正在成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新方向。四是从学校个体发展走向职教集团化发展。职教集团因其在多方协同合作上的独特优势,成为近2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特色与亮点。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推动下,高职院校之间差异化错位发展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与支持。五是从被动、零散走向集约、平台服务。从“双高计划”申报材料公示情况来看,因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两大支点[17]的确立,参加遴选的大部分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创新服务两大职能的实现上,正在主动地走出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将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集约发展、平台构筑作为“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路径优化

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实施为标志,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正在加快推进之中。“双高计划”作为国家层面推进高职发展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对高职院校发展来说,是自我认知的再出发、内涵提升的再出发、创新发展的再出发[18]。面对“扩招百万”“1+X试点”等举措直接推动形成的改革变局,高职院校至少应从方向、功能、价值和能力四个方面对发展路径进行重新审视和大力优化。

(一)方向层面:更精准地把握办学定位

2019年启动的高职扩招,使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助力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的主旨教育类型[19]。在类型教育的视野下,高职院校有必要重新审视并思考自身的办学定位问题,并在办学实践中更精准地把握自身的办学定位。这种精准应至少建立在三个维度的把握之上。其一,在空间维度上,学校应明确界定自身服务域,要在锁定的服务域中坚持改革、坚定实践、坚守阵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学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的不可替代性。其二,在时间维度上,学校应明确自身发展目标任务,要科学谋划和制定学校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进行年度任务分解,做到有想法、有办法、有章法,通过振奋人心的目标来持续引领和激发学校改革内生动力。其三,在内容維度上,学校要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在大学文化层面做好传承与创新,为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管理服务等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致力打造形成个性特色鲜明的核心竞争力。

(二)功能层面:更高效地对接产业发展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要“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过去,高职院校有培训但培训规模相对有限,与之配套的教学资源、师资队伍、工作机制相对传统和单一,在学校发展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并不重要和突出。但随着职教改革的快速推进,高职院校必须要加大资源的整合、重组与统筹力度,在校内建立健全促进育训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在校外要积极创设保障育训有机结合的政策环境和协同生态,加快形成育训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快打造形成区域内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另外,在“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等项目推动下,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上做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但在类型教育视野下,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上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在服务理念上,很多高职院校将社会服务简单等同于培训,却低估甚至放弃了学校在区域技术技能积累上的作用。相较教学而言,社会服务涉及面更广、系统性更高。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必须建立健全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将之前可能散落在部门或院系的社会服务工作职能进行适当归并和集中,加强校内资源的整合、统筹与协同,加强与校外的对接、沟通与合作。同时,为提高社会服务的指向性和实效性,高职院校应加强社会服务平台、社会服务项目的设计与建构,并通过各种方式让政府、园区、企业和社会知晓,为学校回应和对接外部需求提供有效接口。

(三)价值层面:更务实地服务人的发展

2015年世界教育论坛通过的《仁川宣言》提出,在2030年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断发展,最终将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中,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20]。而在这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将扮演重要角色。对高职院校而言,在扩招后将直接面对学习对象身份的多元化、需求的多样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积极应对:第一,要创新办学模式。随着产业迭代和升级,随着学习者的身份多样化、需求多元化,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标准将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高职院校必须要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来保持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前瞻性。第二,要创新教学模式。通过“三教改革”,充分依托信息化建设,紧紧围绕职业能力的变化和发展来优化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内容、做好教学设计,真正在课堂这个主战场、深水区推动职业教育变革[21]。第三,要创新质量评价。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要求,切实构建起包括思想道德品质、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身心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养、职业精神在内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并且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

(四)保障層面:更系统地推进内部治理

在财政投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高职院校的办学基础能力即“硬实力”保障有了质的提升,但其内部治理这个“软实力”保障仍亟待提升。因为学习对象的巨大变化,“扩招百万”在事实上已经对高职院校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形成倒逼之势。高职院校如果依然保持过去发展的惯性,或者不能依靠改革破除示范校建设以来所形成的项目推动发展的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职业教育改革要求。高职院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紧紧依靠教职工,切实关注学生成长发展,通过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激发学校的改革动力和发展活力。在组织架构上,应对新形势下高职办学育人各项任务重新进行全面梳理,并清晰、明确、具体地落实到院校和部门的职能职责上,尽可能地避免职能不清、职责不明等情况的出现。在管理体制上,应着力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按照学校宏观管理、院系自主办学的模式,全面加强院系的办学主体地位。在绩效考核上,应不断强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在推动改革上的“指挥棒”作用,充分发挥其对各项工作的价值判断和引导作用。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Z].199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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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Z].2006-03-1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Z].2011-03-1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Z].2016-03-17.

[6]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Z].2010-01-29.

[7]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Z].教高[2010]8号,201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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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Demonstration”to“Double High”: Logical Mechanism and Paths Optimiz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Respon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u Yiming

Abstract  The dema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esents a dynamic state of evolution: At the national policy level, the economic functions undertaken by colleges are from weak to strong; 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colleges transforms from school oriented to department oriented; a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levels, the cooperation level of colleges with them transforms from shallow cooperation to depth of symbiosis; at the level of learning objects, and the colleges transforms from promoting employment to career development. Since the flouris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speciall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Demonstration School Plan, the respons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lso shown a dynamic evolution from vague to clear in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from generalization to precision in the level of positioning, from disorder to system in the level of strategy, and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integration in the level of tactics. Based on this logical mechanism,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yp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grasp the orientation of running schools more accurately at the direction level, dock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re effectively at the functional level, serve human development more pragmatically at the value level, and promote internal governance more systematically at the safeguard level, so as to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eform.

Key words  Double-high Pl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cial service

Author  Wu Yiming, research associate of Anq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nqing 24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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