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产业由“合规化”向“合理化”跨越

徐望

摘要：我国自确认“文化产业”这一概念，重视产业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到出台大量推动这一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来，文化产业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合规化”的建构和发展。这在体现这一产业的生产力对于其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将后者注重与前者保持同一发展步调的过程体现了出来。当前，文化产业的制度化进程已差不多走完。下一时期，是其实现“合理化”发展的时期。这就需要全面开放这一市场，实现与国际文化资源深度整合的目标。这将是一个比“合规化”建构漫长得多的，但可能呈现加速度跨越发展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文化产业;产业理性发展;文化政策;文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7-0015-04

站在历史视角上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必将建立以下认知：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的产物，文化产业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诞生的。它表现为一种“文化力”，并为社会文化的结构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起到了一定引导作用。基于历史，展望未来，今天，我国文化产业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要完成由“合规化”向“合理化”的跨越。

一、审视文化产业发展史

纵观文化产业发展史，不难发现该产业已由最初的非资本观念形态，即“理性+工具”形态过渡至商业资本形态，即“商业+城市”形态，随后又向“数字技术+娱乐与知识+感知服务”形态过渡。[1]三者分别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纪之交。其中后者在非物质资本形态的结构与内涵方面，分别在不断扩张、丰富。而如今已形成“文化+”跨界融合产业形态。其文化博弈力、文化创造力与文化传播力形成强大合力，构成文化生产力创新体系，体现了隐性的文化与显性的产业充分的结合度。这被普拉特博士称为：内容的创意、生产的输入、再生产和交易这四个环环相扣，链状延伸的庞大产业体系。[2]

一定的产业形态的出现总和一定社会的发展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不仅反映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反映着在此发展水平下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这种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使得文化产业与其之间逻辑地存在着一种区别于其他产业形态及相应社会结构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集中体现于政治领域的文化权力关系、经济部门的文化生产力以及社会构型中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力三个方面。

国内一些文化学家当前所谈论的文化力问题，从学科渊源上讲，应该是来自于以经济社会学为首的社会学、以新制度经济学为首的经济学，将文化视作一种非正式制度进行探讨。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习俗、社会准则等意识形态以及非正式制度文化为切入点，对文化与社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具体涉及到了如社会互动论等社会学理论以及如制度变迁理论等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3]学者们提出，对于维持社会均衡结构而言，非正式制度是一种结构性因素。而在经济发展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非正式、正式制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二者分别是指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道德伦常等;如合同、章程、法律条例等具有一定权力的机关单位强行实施的成文规则。对于前者，依照文化分类的视角来划分，可归入精神或行为文化的范畴，它也被命名为非制度规则。对于作为其他非正式制度的最高标准或理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文化而言，意识形态在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价值观、道德伦常、习俗、行为准则等均可被视作行为模式或范式，即一系列约束人们行为的非制度化的规范，它是正式制度所无法界定的。对于行动主体而言，与文化相关的一些理论指出，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文化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它可向内转化为规制主体行为的一种思想观念;第二，其在某种条件下，可减少制度创新的成本，推动制度变迁;第三，其中习俗以及传统文化等具备历史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人们可从中发现大量制度建设思想和经验，作为一种智力资源，用以经济制度改革，以期起到缓冲调节的作用。[4]而早在马克思·韦伯较早的论述与古典制度经济学家，直至新经济社会学中，国外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及文化力的研究，从一个侧面突出了社会习俗、传统、道德理论、意识形态这些文化的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另外，我国传统社会所强调的用以维护社会制度的“礼”也不属于强行实施的、明文规定的社会正式制度范畴，就其本质意义而论，应视为一些稳定而灵活的非正式制度，如行为规范、道德伦理等。[5]总之，按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力、文化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来说，就是社会生活、经济行动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外在于正统体制与权威律令的不容忽视、无处不在、无不作用的社会日常模范纲纪，是与政治、经济互制互渗，不可分割的价值判断与操行准则。

作为一种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文化力”的文化是一种涵盖了意识形态而并不与之对等的文化，它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内容，是指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贾春峰曾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指出：广义上，文化是指人类创作所有财富的统称，它与自然物相对应，是指“人化”文化;狭义上，文化常与经济、政治相提并论，被视为社会中的一个领域。而 “文化力”的含义恰好与文化的狭义内涵相对应。对于其内涵，毛主席曾做出了如下阐述：“我国的革命力量是新的文化、经济、政治力量的统称，是原有文化的对立面。”此处所言的“文化力量”与“文化力”具有同等含义……如今，民众时常呼吁综合提升国家实力。实际上，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统称即为综合国力。这一观点与毛主席的观点不谋而合。对于文化力，贾春峰指出应涵盖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它是集科技与教育于一体的智力因素;第二，它是含意志、理想、道德等在内的精神力量;第三，它是指传统文化;第四，它是指含电影院、体育馆、图书馆等在内的文化网络。随后，孙是炎在其著述中详述了文化力的含义。他指出，它是指在社科领域内，对物理学中力的概念进行进一步延伸。按照物理学，力是指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使物質发生形变、保持其原有位置或使该位置发生变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不难理解，文化力是指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文化因素所起到的影响作用。还有学者从更宽泛的角度认为文化力有以下构成要素：一种是思想道德建设力，是文化力的核心和灵魂;第二种是文化事业建设力，是文化力的主要内容;第三种是文化传统凝聚力，是蕴含在民族群体的深层心理中的巨大而坚韧的力量。[6]

作为文化结构的文化产业结构，以产业形态的存在方式与运动反映着文化运动与文化结构的现代存在方式。按说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一定的文化结构反映了一定时期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文化结构规定了文化产业结构作为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文化存在，也就是说，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和文化结构的一种具体的存在样式，并以该方式展现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发展与改变。所以说，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程度和结构的个性化程度，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社会人类生存和生产方式的一种具体状态，反应了生产力史的运动变迁。

从“不同社会的不同文明构成方式是以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形式表现，并通过具体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实现形式来体现”[7]这一马克思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论断来看，文化产业是文化物化运动的典型产物。具体而言，物质文化结构决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存在的业态发展水平，主要表现为：第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第二，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产业结构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于一定时代背景之下的，其具体存在形式便取决于精神文化结构，它与该产业结构的关系主要体现于三大层面：即该产业结构会受到意识形态结构、观念结构的影响、制约作用，消费结构的变化会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改变。[8]第三，“制度文化结构规定了文化产业结构作为政治文化权力分配和权力体现的特殊安排。” 它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这一产业的行业分类准则、产业所有制结构、我国入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组织形态以及制度均是引发这一产业结构的制度性变革的直接因素。[9]

作为当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与形态，文化产业是当代工业文明的结晶。在各历史阶段，其发展形态非但体现了当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了记录。倘若将工业革命视为人类创造文化的革命性活动，则我们会将之视为可大量复制的文化基因构型上的一次自我繁衍的产物，其中既涉及文化基因的遗传，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化形态。也可将之新工业革命时代文化发展历程中所裂变出的新的生命形态，而非将文化工业的诞生视为一种不合理的产物，也不会将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视为外部和向文化施加的一种摧毁性力量。自此以后，国际贸易以及文化的跨时空传播将建立一个庞大网络，为文化形态持续升级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进而让其产业链得以持续延伸。“历经所有新生事物的坎坷发展历程之后，文化产业已完全获取了其存在的合法意义。”[10]显而易见，在当代社会为这一产业的发展提供发展土壤的同时，这一产业也为当代社会运动提供了意识观念的生产与传播媒介。

二、我国文化产业追求理性发展

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里第一次提到“文化产业”，且提法多达6处。标志着“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正式写入我国法律规定以及政策文件中来，我国正式步入文化产业时代。自此，文化产业在政策层面一直被高调引导。至今，文化产业经历了近二十年，取得了长足发展。

“文化产业”概念进入我国宏观文化政策视野具有标志着文化生产方向的变革，体现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意义，是我国市场经济稳步推进的直接结果。涵盖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市场经济建制和80年代初文化市场化以来的曲折演进过程，即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前史”。由此可说，“文化产业”这个政策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事后追认”（subsequent ratification）性质。1978 年以来，我国用三十几年时间跨越式地走完了工业化的大部分阶段，社会变迁几乎是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完成的。并且，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超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显著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势头明显增强，其中的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作用日渐凸显。相应的，文化部门本身也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催促文化产业政策加速调整：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社会的“新发展观”意识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文化政策层面得到了体现。该动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纷纭反响：围绕着“高技术与高文化”（high tech and high touching）、知识经济与文化产业、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讨论，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加之世纪之交的中国入关谈判，更使上述影响得到了强化。虽然 WTO 服务贸易条款中涉及文化服务贸易的比重并不大，却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国际文化竞争的压力。为了应对全球文化大竞争格局，“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走出去”话题在上世纪90年代末骤然升温。如今回顾起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使命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作为现代第三产业主力军，通过带动新兴服务业发展，引领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新一轮改革中心任务，通过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健全;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通过对公民文化权利的关怀，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因此，2000年起政府为“文化产业”做政策性“背书”（endorsement）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已经立于新一轮的起跑点。

现在，距“文化产业”概念正式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走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其 “合规化”过程已初步完结，也就是其政策法规系统已基本建构成型，《文化产业促进法》也正在出台。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制度化进程已差不多走完。下一时期，是其实现“合理化”发展的时期。

“合理化”的实现不但具有深远的国内意义，并且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一定参照标准。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但需全面打开市场，并且也需整合国际资源。宏观上，可归纳为以下要点：第一，应将文化产业的发展划入社会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范畴之内，使之非但能为经济发展起到一定助推作用，并且也应在经济结构的调节中占据核心地位，接纳由这一重大变化所引发的改革成本转变问题，在社会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系统中，将文化作用力全面体现出来，使文化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范畴，超越其传统社会功能。第二，为了消除文化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政策鸿沟，使文化体制改革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应将这一制度的改革划入我国整体性深度改革中来，进而通过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并建立一种促进文化与经济回归同构互动关系的产业动力机制。[11]第三，在文化产业，应打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公开公正的行业准入制度。除了需按照法律规定对市场秩序进行整顿以外，还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按照法律规定为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在有限产业领域内实现国家专营之余，还应规避任何形式的垄断现象。第四，普遍要求理顺制度关系，打破体制内障碍，变革现有竖井式的條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逐步扭转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实现自治和共治，体现社会合力。第五，普遍要求文化产业在走完制度化进程后，进入深层治理阶段，简单地说，就是从“法制”到“法治”，要用法理精神建构现代文化法治体系。第六，对于文化产业，应按照新的标准来评估其发展意义，基于法的精神、伦理原则来建立产业价值系统，建立相应的价值创新体系，进而在与当代国际体系深入融合的趋势下，创造全球共享文化价值，得出文化最大公约数。

三、结论

对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不难得知，相较于“合规化”建构，“合理化”发展将更为漫长，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极易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趋势。其中，因各类意外因素所致，过程难免较为曲折，但理性发展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对众多学者的论点进行总结不难发现，这一产业将在不久的将来沿着以下方向不断发展：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的趋势将愈发突显出来，区域竞争将全面展开，在宏观规划、和谐发展方面，文化产业将步入全新发展轨道。第二，互联网+创新业态，服务平台信息化，文化传媒大融合。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全方位应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支撑平台，出现电视图书馆、手机电影、手机图书等新业态，新传播空间不断拓展文化产业空间。所以，文化产业边界日益模糊。第三，在一定的时期内“市场蜂拥”和“文化圈地运动”制造产业泡沫在所难免，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异化，呈现出一种发展悖论。但是，产业结构和产业市场经历过转型期后，必将步入“新常态”。第四，由于工业3.0和4.0为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智能化、数字化将成为这一产业综合竞争实力提升的核心渠道。第五，在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应使之尽可能地融入其他产业，推进“文化+”，形成“大文化产业”架构。第六，文化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大大增强，将外国文化产品“引进来”数量大大增加，对于国内文化市场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带来竞争动力。第七，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速度大大提高，以“内容逆差”为主的结构性文化贸易逆差有望扭转。第八，国际以及社会资本将以多样化的形式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步入我国文化产业的中枢领域。第九，文化产业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国际环境变数对于文化产业具有影响，如“大国外交”顺利推进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第十，在文化产业，兼具多种才能的优质人才将面临更加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市场对于服务于文化产业新业态的人才需求量增大。另外，文化产业受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如物价上涨、房价过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抑制了民众文化消费热情;而乐观的一面在于，在宏观局势上，已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兼容，有力规避了任意一方失效问题的出现，在资源配置方面体现了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可集中精力打造更加高效的文化市场环境;对于政府文化法治以及管理行为的系统建设而言，国际组织所建立的规则以及达成的共识将成为全新的规制力量;在文化管理工作方面，重复管理或职能交错等问题已得到有力解决;用法律来调节规制，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建立合理关系，在国内文化管理制度的改革阶段，法律规定的统一化将成为其必然趋势：文化法规将由公共立法机构来确立，而非由之前的政府行政部门来自行确立。由于公共立法机构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如此一来就能有效规避部门保护主义问题并能改善文化产业的运营环境。[12]

总之，不只是产业升级的战略要求，国内文化产业的科学化、循序渐进式发展也是产业升级的目标向度。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保证这一合理化进程的基础性工作，而基于理论系统改造政策系统则是一项中心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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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金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