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东林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其积极影响

刘彦汝 赵欣然

【摘 要】东林书院曾是明代东林党人讲学、议论国事的地方，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型书院的典型代表，东林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值得我们探讨。本文将从儒学礼仪、会讲制度、经世学风等方面分析东林书院的教育特点，并从思想、教育、精神等方面归纳它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东林书院;教育特点;积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5-0168-02

东林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亦名龟山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它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后废，重修于1604年，毁于1632年，兴废之间不过二十余年，但它在当时所受的毁誉之争与后世对它功过是非的辩论是同样激烈的。

东林书院没有进入中国四大书院之列，可它的名气却不亚于任何一座书院，曾有言曰：“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虽然东林书院在政治方面存在争议，但其在教育方面所展现出的浩然正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值得我们不断对其进行探索与学习。

一、遵循儒学传统，推崇经史之学

东林书院兴盛于中国古代的南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作为正统儒学的信奉者，率一众人对书院进行了复修，在书院的教育设置中充分体现了书院作为思想传播载体的作用，通过编写会约规则、设立会约仪式、教授儒家经典等方式传播儒学。“由顾宪成编写的《东林会约仪式》中就提到，每年春秋季第二个月会举行释菜之礼，会约开始的第一天就需‘恭捧圣象悬于讲堂，并且参与祭祀典礼的需‘各具本等冠服，诣圣象前行四拜礼;此外，每届开课之日，诸生童也要齐集于书院内，行礼及谒见师尊等人。”[1]（P115）强调注重讲学礼仪，是东林书院的一大特点，也是其得以在中国书院史上留下印记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遵循严谨但不繁复的讲学礼仪，东林书院管理者将“尊师重道”的儒家思想渗透于每一个参与讲学及接受知识的人的脑海中，使得整个书院的讲学氛围更加正统，体系结构渐趋完善，从而为新思想的萌发创造了条件。

东林书院不仅在讲学礼仪上遵循儒学传统，其讲授的内容也侧重于经史之学，强调学识教育。在我国的文化历史中，经学与文学息息相关，“经学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不过，二者关系又极为紧密。古代很多作家认为，经是文学的源头，要学习文学，读经不容忽视。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对这一观点有过细述。”[2]（P139）清朝是我国古代书院官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科举制度对人思想文化的束缚达到了巅峰，“在利禄的驱动下，清代有些书院只是顾及科举文教育而将经史之学抛之脑后。”[3]（P96）而东林书院则要求学生要尊经立志、明辨是非，其讲学内容除《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主要内容之外，还涉及先秦诸子百家，包括历代儒释道及有关的哲学、文学、史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开辟了一条正统经史为学之路。

二、冲击封建藩篱，创新教育方法

东林书院存在、发展、兴盛的主要时期为我国的宋明清时代，这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达到顶峰又走向衰败的关键时期。在儒家经学治学方针的影响下，儒学积极入世的经世之学自然而然地对整个东林书院的治学氛围产生了影响，东林之人也产生了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以纠正社会视听为己任，反对玄虚空谈、不切实际;提倡重实证，“躬行力践”，做有益之事。东林书院的主要复修人及主要代表人物高攀龙就曾明确提出，“东林之人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救治‘虚妄，而‘反之于实，‘不贵空谈，而贵于行。”[4]（P87）由于在东林书院主要讲学之人多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文人志士，因此他们能够准确冷静地洞察出当时社会所反映出来的积弊，并在讲学中向听讲之人予以引导灌输，从而使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求学之人都接触到经世致用思想，对其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清时期虚妄的“心学”思想，同时也对整个社会这种“唯科举是从、唯利禄是图的不良风气”[5]（P3）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另外，书院作为我国独特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6]（P28），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东林书院作为教育型书院的典型代表，在其短暂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依然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私学的优良传统，开创传播了一代学风，其独特的教育方法与模式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对后世的教育教学同样产生了启发。据书院史料记载，“东林书院设立有具体的讲学激励机制，对于肄业生童，根据学业优劣情况，分别进行奖惩，以便鼓舞先进。”[7]（P36）同时，东林书院严格执行甄别课考制度，对于报名入学的生童进行考试，以课考结果为依据划分不同的班级以进行教学。如今的入学考试分班及高考制度与东林书院的制度不谋而合，奖惩制度也在如今的教育系统中有所体现。

进入明后期的东林书院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氛围更加自由，讨论更加激烈，内容更加广泛，思想更加开放，这种将院内教学和社会学术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当时的东林学术界风云激荡，真知灼见愈辩愈明。同时，这为现今学校“封闭式教学”向“开放式教学”转变和学术界思想的解放、融合以及文人学术圈的形成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传播爱国精神，弘扬坚贞气节

书院兴盛之时，东林人为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奔走呼号，他们以书院为依托，就社会积弊进行讨论并传播经世思想。当时社会人情冷漠、政治黑暗腐败至极，曾有这样一个典故：“东林书院主讲人高攀龙见此景况，先一天从南门自己居处出发，步行至东林书院道南祠谒拜先师及杨时神像，整肃衣冠，写就《遗表别友柬》两纸，临危不惧，视死如歸，从容投宅后园池水自沉，终年65岁。”[7]（P27）其坚贞不屈、刚直纯正的气节品格至今仍令人动容。“书院主讲人顾宪成曾诗云：‘年少妄拟古之人，岁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应有事，莫将夭寿贰吾心;东林八君子之一叶茂才也曾赋诗舒怀：‘世法递兴还递灭，乾坤不毁只吾心;高攀龙和叶茂才之诗所作的‘蕞儿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墟也号林。”[7]（P26-27）东林书院有兴有衰，然而它留存下来的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则万古不灭。

东林书院在当时政治上的功过是非难有定论，抛开政治上的血雨腥风，其在教育领域上的开拓创新、学风上的大家风范、思想上的经世致用、气节上的浩然正气都在当时和当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东林书院以其存在时间之短暂、影响之深刻、体系之完善、思想之开放，在中国书院史上也成为了不可替代之存在。我们如今能够做的，就是汲取东林学风的先进之处，学习东林气节的积极一面，力求做到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让东林精神在千百年后的现在依然发挥它应有的光彩。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岁月已逝，然东林之风犹在。

参考文献：

[1]王涵.中国历代书院学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程嫩生.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J].中州学刊，2018，（12）：136-141.

[3]程嫩生，文洋.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6）：95-100.

[4]黄长义.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J].江汉论坛，2005，（12）：86-92.

[5]陈海燕，程嫩生.清代诂经精舍及其小学教育[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11）：3-4.

[6]徐俊华.略论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J].徽州师专学报，1998，（01）：28-33.

[7]邓洪波.中国书院揽胜[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