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镇地区出土吴国青铜乐器初探

唐静

摘 要：礼乐制度是周代宗法制度、道德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周代建立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亲疏的等级秩序，同时以“乐”来和同共融“礼”，两者相辅相成。吴国是雄踞东南的春秋五霸之一，随着宁镇地区一批吴国贵族大墓的发现，乐器不断出土，丰富的考古材料为研究吴国礼乐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基础。文章以宁镇地区考古出土的与音乐相关的器物为基础，研究吴国音乐文化的面貌。

关键词：吴国;青铜乐器;宁镇地区

礼乐制度是周代宗法制度、道德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周代建立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亲疏的等级秩序，同时以“乐”来和同共融“礼”，两者相辅相成。“礼”主于外，“乐”主于内，如《文王世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器》：“先王制礼以节事，修乐以道志。”可見“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商代末年，周原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奔赴荆蛮到达江南地区，入乡随俗，“文身断发”，与土著人民共同创建“勾吴”国家。周武王灭殷后，封太伯、仲雍后代周章于吴国。春秋中期吴国逐渐强大，成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雄踞东南的春秋五霸之一。随着宁镇地区一批吴国贵族大墓的发现，乐器不断出土，为研究吴国礼乐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基础。本文以宁镇地区考古出土的青铜乐器为基础，探究吴国音乐文化的面貌。

1 乐器类型

宁镇地区出土的乐器以乐器演奏方法为基本分类标准来看，多为体鸣乐器，器类有錞于、勾鑃、丁宁、镈钟、钮钟、甬钟、磐、铜铃。

1.1 錞于

錞于是我国古代常见乐器，流行时间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关于錞于的记载。《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国语·吴语》：“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周礼·地官·鼓人》有“以金錞和鼓”之说。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錞于属军乐器，用于征战中鼓励军心。目前考古资料最早的錞于出土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的春秋中期墓中[1]。春秋晚期的錞于发现较多，安徽宿县卢古城子[2]、寿县蔡侯墓[3]及江苏丹徒王家山[4]、北山顶[5]和广东连平彭山[6]等地都有出土。战国、汉代的錞于则遍布湖北[7]、湖南[8]、贵州[9]、重庆[10]、河南[11]、陕西[12][13]等地，主要集中在湘西、鄂西及重庆一带。

宁镇地区是西周、春秋时期吴国的中心地带，共出土錞于6件，按有盘、无盘可分为两型。

A型，弧顶无盘虎钮錞于。1985年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出土，镇江博物馆藏[14]。共3件，大小有序，器形、纹饰相同。弧顶，无盘，虎形钮，圆突肩，斜弧腹渐内收，弯腰，近口处稍外侈，口呈椭圆形。正面肩腹间饰一浅浮雕人面纹和兽形扉棱，分列螺旋纹、变体云纹、鸟纹。大者通高56.5厘米，口径24.5厘米;中者通高49.6厘米，口径22.3厘米;小者通高43厘米，口径20.8厘米。

B型，有盘虎钮錞于。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15]。共3件，大小有序，造型相似，唯盘内纹饰各异。虎钮，浅盘，直壁。器身作椭圆甬形，鼓肩，束腰，平口。肩部有一周变体云雷纹，口上部有3道凸起的绳索纹，中饰变体云雷纹，隧部两侧各有一由8条凸起的小龙组成的图形。虎身饰曲折纹，腿上卷毛作漩涡状，长尾上卷。这是目前所见出土最早的有盘虎钮錞于，与安徽芦古城子的錞于[16]相似，后者有盘无钮。也与江苏无锡丘承墩战国初期越国贵族墓所出青瓷环钮錞于[17]相似，但丘承墩錞于的钮为环钮，且材质为青瓷。

1.2 磬

磬为我国古代打击乐器之一。《诗经·商颂·那》：“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可见磬是与鼓、管乐器配合使用的乐器。磬可分为特磬和编磬两类。特磬为单个，个体较大。编磬则是由若干只磐编排为一组。迄今发现最早的磬的实物是1974年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石磬，长60厘米，上部有一穿孔，击之声音悦耳，属于夏代的遗存。商代磬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商制规定，祭天地山川，用石磬;祭祖宗先帝，用玉磬。并且当时已有“特磬”和“编磬”之分。西周时期是磬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玉磬更是成为王权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编磬的地位依然十分显赫，出土较多石磬。

宁镇地区出土两套编謦：一套为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18]，共12件，大小相序，青灰色和黑色石灰石磨制而成，曲尺形，有倨孔，其鼓内与股内呈弧形，无明显转折。另一套为谏壁青龙山墓出土[19]，由于该墓早年被盗，仅有编磬残件，同出青铜兵器、车马器80余件，还有鸠杖首1件。

1.3 勾鑃

勾鑃是吴越地区特有的乐器，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都有零星出土，个别自铭“勾鑃”。勾鑃内有凿调痕迹，应是成编律的定音乐器，成组可以演奏旋律。使用时，将柄插在架子的凹洞里，口朝上，以槌敲击口部。

宁镇地区共出土勾鑃9件。谏壁王家山墓出土勾鑃1件，长柄，柄上有孔，体饰一道凸弦纹。与人面纹錞于共出。口长12.5厘米，宽9.4厘米，柄长9.3厘米，通高23.6厘米。1975年江苏省高淳县顾陇公社松溪大队出土勾鑃7件，大小有序，合瓦形腔体，长甬，素面，体有三角形矫音孔。通高91～21.5厘米，柄22～8.2厘米，于24.5厘米×18厘米～11.3厘米×7.2厘米。1980年高淳凤山出土1件勾鑃，现藏南京博物院。合瓦形，于凹弧，长方形甬。钲上部和旋部饰几何形纹，带下垂帘三角纹带。

1.4 钟

完整的一组编钟称为一肆，一半称为一堵。西周中期的编钟以大小三枚为一组，中期以后枚数增多。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编钟组合枚数更多，有九枚、十三枚。吴国仿照中原的礼乐制度使用编钟，北山顶墓出土的1套镈钟和1套钮钟就是很好的证明。

宁镇地区共出土青铜钟14件。其中北山顶墓出土2套，包括5件镈钟和7件钮钟，南京博物院藏[20]。镈钟，交龙钮，腔体较鼓，两侧锐出，于平。舞面及篆部饰蟠螭纹，枚作盘龙状，篆与枚之间相间绳索纹，鼓部为两两相对的四条变体龙纹。一面的左右鼓部及钲间有铭文，全文72字，每钟的铭文相同，但排列各异。五号镈钟铭：“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楚之子吉金，乍铸和（右鼓），钟台享于我先祖余，是允唯，吉金乍铸，和钟我台（夏）台南中鸣媞好，我台乐我心宅=巳=子=孙=永保用之（左鼓）。”钮钟，钮无纹饰，舞、篆、枚和鼓部纹饰与镈钟同，但镈钟枚稍扁平，平于，内壁无凸棱。钮钟的左右鼓部及钲间有铭文，铭文与镈钟同，有的缺字，排列亦各异。钟的内壁每面有两道切音用的凸棱。从镈钟和钮钟的铭文来看，两套钟均为徐国铸造。有学者认为是徐王章羽为了笼络吴国所作[21]，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晚期吴国争霸扩张，周边国家与吴国存在依附关系。

此外还有零星出土的甬钟。1982年高淳古柏乡马家圩出土甬钟，长甬中空，椭圆形篆带，两篆间36颗乳丁状枚。钲部饰饕餮纹，篆带与舞间为云雷纹，另一面素面[22]。1978年溧水东平公社小金山顶出土甬钟，合瓦形，正反面各有18枚，实心甬，上有旋。甬、篆部饰斜角云雷纹，舞、鼓部饰卷云纹，钲间饰云雷纹，另一面素面[23]。

1.5 丁宁

宁镇地区共出土3件丁宁，可分为两型。

A型，合瓦型，北山顶墓出土1件。长柄中空，截面呈正六边形，中部有一穿。通长18.8厘米，柄长8.7厘米，舞修8.7厘米，舞广5.8厘米，铣间12.1厘米，鼓间7.8厘米，厚0.4厘米。出土时置錞于内[24]。

B型，合瓦型，器形较瘦长。2件，1978年溧阳县上沛公社出土，现藏镇江博物馆。合瓦形，口部微凹，柄作八棱形，中有突节，钲身饰宽带纹。通高29.7厘米，柄长12.3厘米，口径11.5厘米×10厘米。

1.6 鼓

宁镇地区没有出土完整鼓的实物，但发现有悬鼓的残件。北山顶墓出土悬鼓环1件。环作椭圆形，上饰云纹。环的下部有一垂直于环的圆箍，箍在环座上，可以转动。环座中部凸起，凸起部分近似正方形，中有一圆形凹槽，用以受箍，上部饰云雷纹。四角各有一跪坐的人形，人物耳垂上有饰孔，额前有短发如刘海，人物身上和腿上饰云纹，下部有两销孔。正方形环座的四边皆向内弧，上饰云纹[25]。通高9.6厘米，环外径10.3厘米×7.7厘米，正方形环座边长7.4厘米。悬鼓环上的人物发式、身上饰云纹与文献中记载吴国土著“文身、断发”的形象相符。

1.7 钲

1987年江苏丹徒谏壁新竹青龙山春秋墓出土，镇江博物馆藏。钲体呈扁椭形，方形柄，中空。钲体满饰以斜方格为底的棘刺纹，柄上饰几何形纹。通高9厘米，柄高1.5厘米。

1.8 铜铃

1987年青龙山春秋墓出土，现藏镇江博物馆。钟形，弧钮，内有舌，素面，通高4.9厘米。

2 相关问题讨论

①镇江地区出土的吴国乐器年代均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即吴国青铜器年代的第四期[26][27]，大约相当于东周简王至元王时期（前585—前473），即吴王寿梦至夫差时期。这个时期是吴国迅速崛起、四面扩张的时期，也是吴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阶段。吴国乐器顺应吴国的经济与军事的强盛而发展起来。吴国的青铜器冶铸技术水平高超，北山顶墓出土的悬鼓环、錞于的虎钮皆采用分铸连接技术，精密程度较高。镇江出土的吴国青铜乐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弦纹、螺旋纹、绳索纹、鸟纹、小龙纹、夔龙纹、人面纹，可概括为几何纹、动物纹和人面纹三类。乐器纹饰与典型吴国青铜器上的纹饰风格相同。其纹饰内容按文化来源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仿中原型，如云雷纹、变形龙纹等;二是南方系统型，如蟠螭纹、夔龙纹等，是南方系统的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三是土著型，如各种几何纹、弦纹、螺旋纹、绳索纹、人面纹（表1）。吴国乐器纹饰既有效仿中原祖型，又受南方徐舒楚器风格影响，同时承袭本地土著文化，风格独特。值得注意的是，楚式錞于[28]上的纹饰与王家山錞于顶部和腰间的斜角云纹和卷云纹有相似之处，可能受其影响。

综合纹饰与器形，镇江出土的音乐文物既有与周边国家交流的别国器（徐国器），有吸收中原文化的改良器，还有一些不见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器物。可见，吴国乐器和吴国青铜器一样，均是在向中原学习的同时加入了本地土著文化的因素。

②从两处镇江出土錞于的配置看，镇江地区吴国墓中錞于均随葬大小相序的3件，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中并不多见。与之时代相近的蔡侯墓，随葬青铜鼎19件，錞于仅1件[29]。3件大小有序的錞于似乎是吴国的土著传统。王家山錞于为弧顶无盘式，与春秋中期山东沂水刘家店子一号墓所出2件錞于[30]形制相近。两者均弧顶，无盘，圆肩，顶部有供系绳悬挂的钮。但两者也有明显差别，王家山錞于制作精良，纹饰精美;而刘家店子錞于素面，制作相对粗糙。

关于錞于有无顶盘的区别，有学者认为錞于的顶盘除了装饰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发声、共鸣的需要。无盘的形制较为原始，有盘的较为进步，有盘錞于是对无盘錞于的一种改革[31]。錞于最早以无盘虎钮的器形出现在春秋中期山东沂水，至春秋晚期被吴文化迅速吸收，并融入了地方特有的形制及纹饰。但镇江出土的两种类型的錞于均为春秋晚期，有盘錞于与无盘錞于处于并行的阶段。此后，两个地区的錞于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山东地区，器形比较固定;而在吴文化区，无盘和有盘同步发展。

关于錞于的起源和族属，主要有山东起源说[32]、越族起源说[33]和苗蛮起源说[34]。从目前的考古發现来看，錞于主要发现于齐、鲁、吴、越、巴，其他地区很少见。所以錞于大致上可分三个系统：齐鲁系统、吴越系统和巴系统。镇江地区出土的两型錞于，王家山的无盘錞于继承了春秋中期山东沂水刘家店子錞于的无盘形制，北山顶的有盘虎钮錞于又在楚地发现延续的痕迹。因此，錞于的传播路线应是由山东的齐鲁莒地区传至安徽的许、蔡和江浙的吴越，再经楚地传至湘西、鄂西和重庆一带[35]。吴国地区则作为錞于由北向南、再由东到西传播的节点。

③从迄今考古发现的磐料来看，主要有石灰石、石灰岩、青石、青灰石、玉石、灰砂岩、灰色岩石和白石等几种。编磬出土的枚数，有5、6、8、10等几种，一般战国时期的编磬枚数较多。磬上短而宽的部分称为股，长而窄的部分称为鼓。磬上穿孔，悬挂于木架上，敲击演奏。镇江王家山墓出土的青铜鉴内壁纹饰《击磬图》，再现了当时编磬演奏的情况。图中高悬4枚编磬，一人头束双髻，着深衣，举双槌击磬[36]。宁镇地区出土的磬材质主要为石灰岩，均为编磬，可见吴国的磬主要是作为旋律乐器使用的。在出土磐的墓葬资料中，北山顶墓和青龙山墓主均是吴王。北山顶墓根据墓中所出的余眜矛推测墓主为吴王余眜。青龙山墓殉马、殉人及随葬品规格极高，关于墓主身份，学术界有吴王寿梦[37]和吴王僚[38]两种看法。宁镇地区出土编磬的墓主均为吴王，可见编磐的使用需较高的等级，应是高级贵族以上甚至国君方可使用。两个墓均出土车马器、鸠杖，均有人殉，礼乐器的配置体现了等级差别。

④王家山墓中，作为旋律乐器的勾鑃仅出1件，可能是墓主身份级别不高，只能随葬1件。或者勾鑃亦有一件为一组的形式，但不用于旋律，而与錞于共用，作为军乐器，鼓舞士气。青铜勾鑃作为吴国打击乐器，主要用于军乐和祭祀，有单件的和7件为一组，既可作旋律乐器，也可作节奏乐器。从目前发现的镇江地区吴国墓出土的乐器比例来看，勾鑃是比较常见的乐器，达到军事首领的等级即可以使用。

同时，在镇江3座墓葬出土的乐器中，北山顶墓随葬的青铜编钟、錞于、钲、悬鼓、石编磬等礼乐器和军乐器，与文献中记载吴王的一套军乐器基本相符。《国语·吴语》：“（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钟以振旅，其声动天地。”与考古发现较为吻合，可见当时吴国乐器有了固定的组合与配置，不同类型的乐器有规定的数量和形式。总的说来，吴国乐器的配置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是单用勾鑃;二是单用丁宁;三是錞于与勾鑃组合;四是錞于、丁宁、编磬、编钟、悬鼓的组合。四种配置表现了不同场所和仪式，或者体现出不同的用器身份。礼乐器配置形式的多样化，说明吴国的礼乐制度的规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四种乐器配置可视为等级区别的反映。只能单独使用勾鑃或单独使用丁宁的配置为最低等，墓主可能为一般低等级贵族。稍高一等是錞于与勾鑃组合，可能为中高级贵族、军事首脑使用。吴国国君则拥有錞于、丁宁、编磬、编钟、悬鼓五种以上的乐器组合。多种乐器的组合等级显然高于单类乐器。其中錞于与丁宁的组合不属中原传统，而是吴国地方特色的体现，带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相邻的越国情况不同，越国出土的乐器规模和组合都比较完备，但多为原始青瓷质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乐器除了礼制的用途外，同时兼具实用性，需要在重大场合演奏。目前越国发现的乐器多为无法进行演奏的明器，所以并不能说明当时越国已经拥有与青瓷乐器同样配置的、能真实使用的青铜器乐器组合。

3 结语

春秋中期以后，吴国国力增强，在诸侯国中迅速崛起。《左传·成公八年》载：寿梦之时，“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国”。国力的强盛，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吴国在诸侯国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音乐文化的交流上，北山顶墓出土的徐国乐器就表现了徐国对吴国的依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流大部分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席卷性的巨大影响。但文化交流是复杂的，总是表现为各种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镇江出土的吴国乐器从器形和纹饰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来看，既有从他国获得的纯异国器，也有模仿中原、融入地方特色的混合器，同时也有南方系统的土著器，与其他吴国青铜器一样，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可以说，此时周文化的先进礼乐制度依然对诸侯国起着向心力的影响，吴国在大力发展国力、武力征伐的同时，也一直在向中原的礼乐制度学习，同时保存了浓厚的地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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