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动员启示

吴灵琼

摘 要：居民是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了解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制定针对性强的动员方案，对提升居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对已有理论进行检验，旨在模型拓展与构建的极为有限。采用访谈调查，从行为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视角对我国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进行了考查，以期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动员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垃圾分类行为;社区参与;促进因素;阻碍因素;城市居民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7.044

1 引言

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垃圾围城”问题也日益突出。截至2017年，202个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已增加到2亿吨。在资源紧缺和居民环境风险意识日益增强的双重压力下，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选择。在政策层面，以2000年原建设部下发《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建城环[2000]12号）为起点，我国开始探索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之路。到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26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及面在全面范围内推广。除該方案中确定的46个城市（包括36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10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外，其他很多二、三线城市也纷纷制定地方性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行动。居民是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早在2011年，政府就将“全民动员”列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基本原则之首。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在推进过程却面临很多现实困境。其中，居民参与率低、投放正确率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樊博，朱宇轩，冯冰娜，2018;徐林，凌卯亮，卢昱杰，2017）。了解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制定针对性强的动员方案对提升居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并挖掘对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有显著促进和阻碍作用的影响因素，为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动员提供现实依据与设计思路。

2 理论基础

本研究中，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指居民在其生活小区借助小区垃圾分类回收设施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从消费者视角看，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是消费者对其所购买的产品进行处置的行为，属于绿色消费行为的概念范畴（Peattie，2010）;从行为影响看，该行为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属于一种亲社会/亲环境行为（Guagnano，Stern，& Dietz，1995）;最后，从行为目的及场域看，该行为还具有社区参与的特征，涉及公众与政府、社区组织、企业的互动及利益表达（孙其昂，孙旭友，张虎彪，2014）。因此，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是经济学、营销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均关注的研究议题。

在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领域，有两个经典研究视角：一是消费者行为视角，主要将垃圾分类行为视为一个理性决策过程，重点探讨“态度-行为”偏差问题及外部结构＼＼情景因素对“态度-行为”关系的调节机制。二是社会心理学视角，主要将垃圾分类行为视为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并认为社会结构/情景因素通过心理因素影响行为，因而研究侧重考查垃圾分类行为的内部心理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外部情景因素方面，学者借助调查研究或干预实验探讨了群体压力/社会规范、参照群体、行为反馈、信息传导、经济激励等因素对行为改变的影响（比如陈绍军，李如春，马永斌，2015; Gamba & Oskamp，1994）。而在心理因素方面，以往研究主要以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0）、价值-信念-规范模型（Stern，2000）、认同理论（Smith，2008）、社会认知理论为理论指导，检验了行为态度、行为控制、感知行为成本与收益、效能感、主观规范、道德规范、价值观、环境信念、环境知识、环境风险感知及习惯等因素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最近，学者还从社会参与的视角探讨了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裴志军和何晨，2019）。上述研究为本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参考。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取

在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及南通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选取研究样本。为确保样本多样性，除小区普通居民外，还选取小区物业/业主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同时，考虑到当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选取第三方企业主导及社区主导的分类试点小区各两个开展访谈调查。样本量按照理论饱和原则确定。共组织2次焦点小组访谈（N = 2×6），访谈约1小时;进行16次个人访谈，每次访谈约30分钟。所有访谈均在被访者自愿参与的前提下进行，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采用无结构访谈收集数据。访谈问题围绕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情况及影响因素展开，主要问题包括：（1）您能否描述一下家里平时的垃圾处理情况（比如有无分类）？（2）（对于参与者）您是基于什么想法参与小区垃圾分类的？能不能谈谈您当初从没有参与到参与的经历？（3）（对于未参与者）能说说您是因为什么而没有参与的吗？您觉得参与小区垃圾分类有哪些障碍或困难？此外，还收集被访者基本背景信息。访谈录音在访谈结束后3天内完成转录，最终获取24987字的访谈资料。采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两级编码提炼核心概念。

4 结果与讨论

4.1 促进因素

共提取八种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因素（表2）。其中，行为后果感知、资源节约意识、社会责任意识、角色期待属于心理因素，内群体影响、服务便利性以及行为激励属于情景因素。这反映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是心理因素和情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心理因素中，行为后果感知和社会责任意识与垃圾分类行为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关，体现了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的利他性。而情景因素则主要影响居民的感知行为成本与收益，反映了行为的利己属性。其中，为公共利益着想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强烈，越倾向参与小区的垃圾分类;反之，则对小区垃圾分类的态度越漠然。而行为后果感知反映的则是居民的责任主体意识。当居民越感知到自身行为会对环境或他人造成危害，就越倾向认为自己应该承担主体责任，从而促进分类。值得一提的是内群体尤其是子女在促进父母或长辈垃圾分类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反映了学校环境教育在动员居民垃圾分类方面的重要性。

4.2 阻礙因素

共提取九种阻碍因素，分别是行为后果感知、分类知识、感知行为成本、社会责任意识、习惯、社会规范、外部市场竞争、服务便利性以及制度性障碍。其中，前四种属于心理因素，后四种属于情景因素。综合来看，这些因素被提及的频次相当，表明居民不参与的行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没有分类习惯是大部分被访者最先提及的因素，说明该因素在阻碍居民参与方面可能是第一位的。因为开始就没有分类习惯，同时又存在认知（比如行为后果感知、分类知识）、制度（比如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后续管理不配套）及情景（比如低社会规范、低便利性）障碍，因而使旧有的习惯固化，形成思维定式，阻碍垃圾分类。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制度障碍因素。结合实地走访与考察，本研究认为在社区层面的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不论什么形式的动员都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在大部分试点小区，新增的垃圾分类回收、分类清运系统和原有的垃圾混合投放、混合清运系统并列而行。这一方面使垃圾分类沦为面子工程，削弱居民对垃圾分类试点的认可程度;而另一方面，则导致居民对垃圾分类试点的认知偏差。基于习惯领域理论的类推联想和主观原则，居民在看待小区垃圾分类这一新鲜事物时，习惯用原有垃圾混合投放情境中的经验和思维方式来理解新的垃圾分类运作模式，因此基于先前的“垃圾混合清运”认知，会认为新的垃圾分类系统同样如此。这种认知偏差会进一步导致居民的低效能感，从而阻碍居民的参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情景因素中的外部市场竞争因素。外部市场竞争具体指通过市场化资源再生网络（包括拾荒者和资源再生企业）实现高值可回收物回收再利用的产业链。该产业链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的分类回收体系并存，虽从循环经济角度看，是后者重要的补充，但从社区参与层面看，则起着被动制约居民参与的作用。要从源头消除其障碍，则需要对城市整体回收网络进行系统的流程再造，优化并整合政府和市场回收资源，提高垃圾分类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合理性。

5 结论及动员启示

本研究以江苏省若干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居民为例，借助访谈调查对我国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进行了考查。研究发现行为后果感知、社会责任意识、习惯以及服务便利性是促进居民参与及阻碍居民参与的共同因素;资源节约意识、角色期待、内群体影响、行为激励是重要的促进因素;分类知识、感知行为成本、社会规范、外部市场竞争以及制度性障碍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以上结果表明，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是心理因素和情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有以下建议：

在制度保障方面，首先要提高社区垃圾分类系统的合理性。比如，考察垃圾分类标准和分类处理流程的合理性，对现行分类标准进行重新设计。可将原可回收物中的高值回收物分离出来，通过平台对接交由市场处理。其次，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完善居民小区定时定点垃圾收运制度、强制分类制度、监督制度、积分奖励制度、惩罚制度、配套设施管理制度以及垃圾清运制度。在制度设计时，有必要将原有的垃圾混合投放系统纳入考量范畴，通过政策工具同时调节分类与混合投放的行动成本。在配套设施管理方面，要优化垃圾分类设施配备与原有垃圾混合投放设施的比例、分布及清运模式。比如增加垃圾分类设施、完善垃圾桶分类指引说明、保证垃圾回收及清运的及时性，以鼓励居民的参与。

在动员策略方面，首先要加强信息扩散力度和主题教育的深度。比如，不仅可以充分社区党群组织和网络进行信息扩散，积极发挥社区党员的带头作用，号召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回收中来，还可以利用公众号、微信圈等新媒体渗透相关信息，让居民有足够丰富的渠道了解社区的垃圾分类政策、制度以及分类流程;而在主题教育方面，可以将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流程与方式等政策性的知识渗透到社区平日的文化活动中，还可借助垃圾分类群英会等活动加强对居民垃圾分类技能的培养;最后，也要充分利用学校主题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效应调动家庭参与。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尚未考虑被访者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行为的影响。其次，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小区流动人口是社区垃圾动员的重要瓶颈之一。但由于这个群体在外务工时间长，因此在选取样本时未能涉及该群体。如何突破抽样局限，针对该群体开展相应研究将是以后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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