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笔下的陕甘苏区

2019-10-08 02:59李荣珍
人民周刊 2019年17期
关键词:刘志丹斯诺苏区

李荣珍

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与中国结缘。早在1936年,当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否还存在的情况下,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下,冲过重重封锁,进入陕甘苏区(当时陕甘苏区刚扩大为陕甘宁苏区),采访了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和许多事,用生花之笔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斯诺是向世界介绍陕甘苏区的第一人。

斯诺将陕甘苏区的创建人刘志丹称作“罗宾汉”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有专门的篇章写陕甘苏区,即第六章名为“红星在西北”,其中的开篇标题叫“陕西苏区:开创时期”,通篇写了被斯诺称作“现代侠盗罗宾汉”——刘志丹的事迹。

在斯诺笔下,说到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逐步建立反对南京政府的根据地时,中国其他地方到处都出现了红军。而在“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的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文章告诉人们,在南方,共产党人在创建根据地,同样在偏远的西北,也有刘志丹这样的共产党人在创建根据地。

在叙述了刘志丹的身世和他领导的起义后,直接进入介绍刘志丹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艰难过程:“刘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历经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了一個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从这些描述看,斯诺的采访确实非常深入,了解到很多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情况。虽然个别史实略有出入,但轮廓大致是对的。

斯诺写到了苏区的发展:“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是在第三个时期,即1934年,在甘肃华池南梁地区又一次建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为这一地区的苏维埃临时革命政权,紧接着在苏区大发展的基础上于11月成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是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形式。政府主席由被称为“娃娃主席”的只有21岁的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是刘志丹。

斯诺笔下处处可见、生动鲜活的陕甘苏区军民

斯诺在陕甘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限制,在苏区和前线,从领袖、红军将领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士兵,斯诺广泛接触各类人员。他不仅能采访到苏区领导人,也能接触到苏区的普通人士。因此,他笔下的陕甘苏区多姿多彩,人物生动有趣。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7月底到9月下旬,斯诺和马海德医生还亲自在前线目睹了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浴血奋战的场景。《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让人大开眼界,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读趣盎然,引人入胜。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爱憎分明的口号,是给斯诺进入红区的第一印象。而这种印象,随着斯诺深入苏区,越来越深刻。

斯诺发现,红军住在村庄,与老百姓和睦相处:“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斯诺和一群只有10岁左右的孩子们攀谈,他问孩子们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孩子们说,“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斯诺又问,苏区还有地主和资本家吗?孩子们说跑了。为什么跑,孩子们说,是因为“怕我们的红军”。这让斯诺认识到,共产党员在苏区是多么受欢迎,孩子们引以为自豪的主观世界里,也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红军。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以专门的篇幅写了他曾经看到的西北等地受灾后的种种惨景,写了人民深受地主盘剥的悲惨生活,也写到人们想改变旧社会的心愿。他笔下写出了西北农村特别是陕甘边境地区土地问题的实况:“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可是仍一贫如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人口不密集,人均占有土地多,但因为丘壑纵横,自然条件不好,能用于耕作并能生产出果实的庄稼地并不多。

斯诺看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苏区的意义所在

对于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甘苏区的中央红军,斯诺为之震撼,他满怀钦佩之情,对长征这一伟大事件作了激情澎湃的报道。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斯诺经过采访,认为长征的统计数据是触目惊心的,“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斯诺笔下的长征历程有详细的叙述,从“举国大迁移”起,长征途中的战斗,经历的苦难,走过的雪山草地,斯诺写来都如同亲身所历,叙述真实感人。斯诺已完全被长征这一壮举所吸引,他告诉每一位读者:“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西行漫记》里的“长征”这一篇中,斯诺是以毛泽东抄写给他的一首诗作为结束语的,这就是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诗篇——《七律·长征》,而这首诗恰恰是毛泽东对伟大长征所作的诗意的总结。

斯诺在马不停蹄的采访中既记录下每个时段、每个细节,也时时作出历史的思考,作出一些判断。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到对长征胜利伟大意义的叙述,也可以看到长征落脚陕甘苏区后,中国将发生新的变化。斯诺说:“他们筋疲力尽,体力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在陕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

为时四个月的采访改变了斯诺的一生,他在与陕甘苏区军民的密切接触中,终于看到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中国共产党。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朋友也是历史的必然。他以自己的生花之笔,宣传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宣传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他的报道贵在真实可信,打破了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对红区的长期的歪曲宣传,西方媒体也出于好奇大量刊发了斯诺的真实报道,使得红军的事迹、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主张以及在陕甘苏区的实践能够在国内外广泛传播。

(作者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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