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丈夫》中老七地位的深层表征

李娟

内容摘要：《丈夫》中老七的失语情况，不仅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进行控制的表现，这其中还蕴含着沈从文矛盾的女性观在里面。老七跟丈夫归家的这种行为是女性在男权面前失语状态的延伸，这其中有沈从文隐约的“乡愁”情怀，他以气质与自己接近的老七为例，为她设定了一个归家的结局，在寄托自己的情怀之余，也保留住了印象中乡村的淳朴性。

关键词：丈夫 老七 失语 沈从文 女性观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历来就备受瞩目与推崇，《丈夫》这一篇更是被誉为“沈从文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短短万余字不仅将情节安排得十分得当，更是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立中，塑造出了丈夫和老七这一对来自乡下的典型的夫妻形象。《丈夫》以旁观者的角度叙述了一个吊脚楼下的船妓与来自乡下的丈夫在三四天的相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但更多的是站在丈夫这个人物的视角，去观察城市文明带给他的内心感受。小说简化了对老七的描写，着重从以丈夫为代表的男权中心视角出发，忽视对女性心理的观照，企图将老七的人物特点简单化，这恰恰却体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将女性物化，意欲削弱女性的自我表达的态势。《丈夫》中的女性尤其是作为妻子的老七，不管是在小说的内容安排上，还是在人物对她的认知及她的自我认知上，都表现出一种失语的现象。沈从文的这种写作手法固然有其精彩之处，而他所要表达的女性观也早已包含在内。

一.男权世界中老七的失语现象

吊脚楼下大河妓船上的老七，是被自己的丈夫送过来当船妓的，因为乡下赋税沉重，老实庄稼人在田地里一年的辛苦所得，大半都要缴纳出去，日子自然过得艰辛。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丈夫都会把自己的妻子送往城里去卖身，让她们挣那看似轻松的钱，以解决家中面临的窘迫情况。丈夫们在将妻子送往城里前，其实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权衡过此举的利弊得失。“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1]106在他们的观念里，女性是一个属于他们的能赚钱能生孩子的物品，男性将自己的观念毫无顾忌地灌输给妻子，丝毫不考虑同样作为人的女性的感受。更发人深省的是，持有这样观念的人在乡下比比皆是，他们忽略妻子的的自主意愿，替女性决定她们的生活。“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1]106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话语被男性主流话语所掩盖，而这一切，却都被视之平常。女性在茫然中没有发现自己话语权的缺失，反而是在男权的控制下，竭力使自己的行为靠拢男性给她们定下的标准，因此，女性失语不仅仅是被动的失语，女性自身对这样一种现象也是默然认同的。在乡下的时候，丈夫疑心家中小镰刀的丢失是老七不小心将它掉在溪里的缘故，因而对老七又骂又恐吓，而老七除了害怕与哭之外，竟也没有任何解释与反抗的行为。在女性长久以来的意识中，无条件听命于夫权是妻子所要遵守的伦理，她们在夫权面前的不作为恰恰是失语现象的体现。而在城里时，丈夫因这几天的委屈与嫉妒情绪的发酵，撒掉老七给的票子，掩面哭起来的时候，作者没有对老七的反应进行描写，或者可以这样认为，老七在丈夫面前根本就没有说出任何实质性话语，她无法改变丈夫的决定，只能忽视自己的意愿，按丈夫的要求生活。丈夫让她卖身她便卖，丈夫让她同自己回乡下她便回，她的身体不由自己掌管，而她在家庭中的失语也被自己认为是理所应当。

老七在小说中仿佛是一个心理层次简单、没有喜怒哀乐的人，丈夫和旁人很少关注到老七的心理和情绪，他们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老七，以模糊掉老七真正的内在心理和情绪。小说中老七的说话次数屈指可数，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在街角碰到赌气要回家的丈夫时，老七把丈夫拉回船上，不让丈夫就此走掉;二是在小说的结尾，丈夫执意要回家时，老七用水保、荤油包子和看戏几件事情想留住丈夫，却没有留住。这两处是老七说话说得最多的两处，其余时间老七都是处于别人眼里的沉默状态，而这两处发声却是为了挽留丈夫，甚至可以说老七在丈夫面前略带有一点讨好姿态。至于老七真正想要说什么，没有人去关注。如果把叙述者对老七的心理状态的简单勾勒算进来的话，小说中只有这么一处是来写老七的心理的，“她于是有意的在把衣服解换时，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胸褡上绣了‘鸳鸯戏荷，是上月自己亲手新作的。”[1]117老七第一次发声要丈夫留下的时候，是丈夫看到老七给他买的胡琴，心理得到了安慰，自己选择暂时不走，这时的丈夫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一把胡琴成了留下来的借口;老七第二次发声要丈夫留下来的时候，丈夫却坚决要走，这时的丈夫已经不再满足于城市新奇小物件带给他的新鲜感了，他在和嫖客的接触中意识到，自己俨然快要失去做丈夫的权利了。以老七为代表的女性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被管束着的对象，她们的一举一动被投之以男性的眼光，在失去了身体和心灵的自由之后，变成了一个个服从夫权恪守规矩的女性。在这篇小说中，失语的其实不只是老七，还有许多和老七一样被自己的丈夫送来当船妓的众多女性。沈从文在小说开篇也写道，“所以在本市大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青女子的来路。”[1]106就算老七回了乡下，依然还会有无数个老七重新走入吊脚楼下的河船。

二.老七反映出的沈从文女性观

沈从文在他构建的“希腊小庙”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淳朴善良、健康自然的湘西女性形象，他对笔下的湘西女性一向持宽容的态度，一方面希望她们是美丽的化身，一方面又从男性视角出发对她们绽放的美丽加以约束，这种矛盾的女性观的形成与沈从文自身的成长环境有关。“根据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人的情感和人格总是兼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特征，男性人格里包含女性情感的一面，称之为‘阿尼玛（阿利玛）原型，‘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形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男性基因才使局面向男性的一方发展，在沈从文身上，阿尼玛原型的影响显然较一般人更為显著，这与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2]24沈从文的父亲常年在外，他与母亲和姐姐妹妹的接触比较多，受女性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他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女性情结”的出现，但他毕竟是男性，这种性格上的双重性显然影响到了沈从文对笔下女性形象的勾勒。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写作的视角多是从自身的性别角度出发，对男性人物形象持宽容态度，女性失语现象的出现在他看来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女性情结”又暗中压抑着他的写作，使他尽力塑造出一个个美丽善良的女子形象，沈从文纠结的女性矛盾观将老七的形象塑造得十分贴近他本人对女性的想象。正如沈从文所说，“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能够为男子牺牲。”[3]98因此，他虽然给了老七城里人般的外貌描写，却没有抹去老七的淳朴内在，老七对家中杂事的惦记，对丈夫身份地位的承认，甚至于为丈夫的情绪考虑放弃自己已有的生意，无一不是沈从文说的那句“在任何情形下还依旧好好地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的代表，也是男性心中“能够为男子牺牲”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