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视角下的非遗保护实践

姚思晴 李兆玉 赵涵 王曦 黄周洁

摘要：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非遗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地方非遗手艺人的密切联系者，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对山东高密聂家庄实际调查的基础出发，希望以“高密聂家庄泥塑”为例，展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政策举措和存在的部分问题。

关键词：聂家庄泥塑;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政府

在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强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原则需做到“政府主导”，这表明各级政府是非遗保护工作中一个密切相关的参与主体。

山东高密的聂家庄泥塑自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关于其艺术特征、现状调查及生产性保护等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结论，但在关于聂家庄泥塑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地方政府所起的推动作用及不足之处的研究却仍存在空白，所以本文旨在通过实地的走访调查，对山东省地方政府有关聂家庄泥塑非遗工作的开展进行总结与反思。

一、山东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的行动

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传承是非遗在“后申遗时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两项工作在地方上开展地成功与否也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从冷冰冰的名录中“活过来”，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1]

“地方”这一概念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中级地方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也就是涉及“聂家庄泥塑”非遗保护工作的四个地方政府主体：山东省政府、潍坊市政府、高密市政府、姜庄镇政府。

（一）保护政策的制定

自2011年国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来，山东省及省内各城市政府根据国家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建立和完善非遗相关的配套地方性保护体系。

其中，山东省政府于2015年出台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与《非遗保护法》相比，《非遗条例》更加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工作内容及具体要求并对国家颁布的条例进行有效的补充细化。[2]除此之外，山东省政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生态保存完整的村、镇，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命名为文化生态名村、名镇”①，希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特定区域实行整体性保护，比如聂家庄泥塑所在的“高密市聂家庄村”就入选首批山东省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村（社区）。

此外，潍坊市政府依托区域内的“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区”在2018年末制定了《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管理办法》及《潍坊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两项规定。这两项规定中有如设立“潍水文化宣传月”，利用特色节庆活动和公众教育平台集中宣传潍水文化，鼓励对潍水文化进行专题性研究并形成学术成果，非遗项目推行“一项一策”保护措施等带有“潍水文化”烙印的具体举措，以期最大限度发挥地方特色，构建良好的潍水文化生态环境。

（二）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的完善

在“政府主导”的要求下，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区）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时还有与之相匹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清单”。

山东省政府注重非物质文化名录体系及传承人保护机制的建设，依据国家规定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并对境域内有历史、有价值、有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普查，将濒临灭绝且传承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產项目优先列入四级体系中。其中山东高密聂家庄泥塑已分别入选国家第二批，省、市、县第一批非遗名录。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提出“六个一”保护行动的同时，针对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五个一”扶持计划。[3]由于省级及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数量较少，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六个一”保护行动与“五个一”扶持计划主要围绕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这一主体开展。以聂家庄泥塑为例，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12年7月授牌成立以国家级传承人聂希蔚命名的“聂希蔚泥塑传习所”，其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以此为据点常年展览泥塑作品并接受学徒前来学习。

（三）生产性保护原则的落实

近年来，山东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开展省内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带动非遗项目与社会、个人组织对接，大力扶持、引导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的建设，截至目前已有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也有德州扒鸡集团等共68个。高密市红高粱民间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一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围绕高密市现有的文化资源，集中投资建设了包括姜庄民艺民俗村、红高粱影视城等一批工程项目，为聂家庄泥塑的创作、展出、销售等环节开拓了新的渠道。

二、地方政府非遗保护中的不足

（一）非遗政策与实际行动不对应

为响应国家和上级政府的号召，满足非遗传承人的艺术创作需要，山东高密市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其中明确了发展市内重点非遗项目（聂家庄泥塑、高密剪纸）的各项要求及任务计划。但当走访聂家庄村从事泥塑制作的手艺人问及当地政府有提供什么帮助抑或是有组织什么活动时，一位泥塑手艺人回答道：“加入了高密文联后，高密文联平时没有组织什么活动，也没有提供帮助。”面对同样的问题，市级传承人张清先也坦言“没有受到什么帮助，政府不太照顾”。在这些简单的一言两语背后，实际上暴露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政策最终并无多少有效成分转化为支持聂家庄当地的非遗传承人继续产出创作上。至于外出参展等宣传聂家庄泥塑的机会的获得，则更有显著差异。以聂臣希、聂鹏一家为例，一年内受邀参加各类文化活动的次数平均为2至3次，而其他传承人获得的机会相对较少，甚至会因参展摊位价格过高导致入不敷出主动选择不参会。在不考虑制作手艺精湛与否这一前提下，参展次数多的手艺人获得展示的机会越来越多，经济收入、创作热情、制作规模也随之高涨，反之大部分手艺人则因缺失参展机会和缺乏经济补贴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

（二）保护示范场所不完善

高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厅和高密市博物馆民俗厅是高密市内与聂家庄泥塑相关的博物馆类保护示范场所。经笔者走访发现，相较之下高密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厅内容更为丰富，但展品的辅助讲解仅会在有学生研学团体、领导参观等集体式参观时才配备，若只是当地民众或外来散客参观则只能自行参观。而高密市博物馆民俗厅内的聂家庄泥塑比较就更为简陋，只有展厅一角摆设寥寥数件泥老虎。总体而言，聂家庄泥塑尽管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但在其所在城市内的民俗文化博览馆中存在感占比较小，相关的展品也大多是雷同的泥老虎、泥娃娃，展示形式单一。至于另一类保护示范场所——传习所，聂家庄内围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设有聂希蔚的“聂希蔚泥塑传习所”和聂臣希的“聂家庄泥塑传习所”。为考究其开展的实际状况，笔者采访聂希蔚和聂臣希发现，在传习所创办之初，曾断断续续有零丁几人前来短时间地拜师学艺、交流经验，但近几年更多演变为社会实践或游学活动的形式，即由学校组织五六个学生前来参观展览、体验制作流程。以上的现状反映了聂家庄内的泥塑传习所并未实现政府拟通过聂家庄泥塑传习所让大众认识非遗，了解非遗，最终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构想，实际上它的传承仍未摆脱以“亲缘传承”“地缘传承”为主的传承模式;而传习所到底是作为培训传承人的平台抑或是大中小学生游研学基地也不得而知。

（三）生产性保护效果不理想

地方政府牵头的对聂家庄泥塑实施的生产性保护政策成效也并不显著，高密市红高粱民间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这一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和国有独资企业高密市红高粱集团旗下产业是将高密市的文化品牌转化为经济效益的重要渠道。但在这些揽括高密市内各类特色民俗文化的企业里，聂家庄泥塑在其中并不显眼，哪怕红高粱艺博园就设在聂家庄村村头，聂臣希却称“里面属于泥塑的展厅其实很小，东西也挺少”，聂鹏更是将红高粱艺博园描述为一个与非遗关系不大的景点。而红高粱集团本身在聂家庄泥塑产业链中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提供平台和对接客户的角色，据盛杰丈夫介绍：在與红高粱集团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主要负责调查消费者喜好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纹样造型设计，红高粱集团方面则承担打样、生产、投入市场等工序。可盛杰一家与红高粱集团置换资源与平台的合作模式在聂家庄中并不多见，大部分的泥塑手艺人仍十年如一日地忽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个体批量生产—熟客打包收购—市场散装销售”的传统思维获得微薄利润。

三、结束语

自2008年聂家庄泥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各级各类宣传活动的开展，山东省地方政府围绕其开展的各项保护工作总体步入正轨。但实地深入聂家庄调查后发现地方政府工作的落地效果实际与理想目标仍存在很大一段的距离，具体体现在非遗政策与实际行动不对应、保护示范场所不完善、生产性保护效果不理想等方面。因此，各地非遗保护单位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根据各项行动的实际开展状况及时调整行动计划，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动力，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播者，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段友文，郑月.“后申遗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J].文化遗产，2015（5）：1-10+157.

[2]王云庆.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立档保护研究[D].山东大学，2017.

[3]李国琳.推进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建设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人文天下，201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