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池莉《生活秀》

2019-10-12 01:10朱桐
艺术大观 2019年26期
关键词:池莉

朱桐

摘要:《生活秀》是武汉籍作家发表于2000年的一部中篇小说,首发于《十月》杂志。小说以汉口的吉庆街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在此街卖鸭颈的女人来双扬平凡却也波澜壮阔的生活故事。小说围绕着她的家庭关系以及她与吉庆街的各色人等之间发生的爱恨纠缠为故事的推进线索,运用新写实主义式的手法,将一个女人面对艰难、琐碎的生活时的各种无奈又坚强的感觉很真实的传达了出来。

关键词:新写实主义;池莉

一、新写实的手法与生活的真实还原

《生活秀》这部小说整体上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真实的”“活生生”的生活场景。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极其普通又平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以及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其中,主人公来双扬一直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人生,小说结尾的一句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吉庆街的来双扬,这个卖鸭颈的女人,生意就这么做着,人生就这么过着。”这一句,就像道出了这个女人的一辈子。学者张友军在《文学的情思》一书中写道:“新写实小说家们放弃了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探索和追求,而把生命的具体过程展示给人们。”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叙事不同于以往,学者于淑静在《唯物的新美学》一书中指出,在这一时期,作家往往“将日常生活在还原的意义上去打开和照亮”来双扬用她全部的智慧,在吉庆街这样一条随时面临取缔的街面上生存,而这条街的“被取缔”与“再复活”,也构成了对她的生命的某种隐喻,来双扬的生命,也总是能在起起伏伏中“春风吹又生”。小说里讲到她“解决”了许许多多围绕她的“问题”,似乎,她就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她的生活充满各种矛盾冲突或不如愿,如她与哥哥、妹妹、父亲等等之间的爱恨关系,极其琐碎也令人烦恼。然而,就像于淑静所谈到,“新写实小说家们敢于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没有粉饰,也没有刻意修补现实中的缺憾”。这样的小说是对现实完完整整的一种呈现和还原。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整个作品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其中有某种独特的“意义”在里面得到保存,我们能在整个故事里感受到每一个人真实的“存在”。池莉本人在访谈中指出,“《生活秀》的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

但是,就在小说这样的一种“冷漠叙述”和呈现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某种理想的色彩,如来双扬的理想就是一直卖鸭颈,“来双扬有一个理想,很简单,那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就只是卖鸭颈。”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卖鸭颈,她的生活才能继续,“鸭颈”成了她换取生存资料的全部方式。更加深具意味的是,现实生活的琐碎并没有磨灭来双扬的意志,没有将她变得真正“庸俗”,相反,来双扬变成了一个更加具有魅力的女性。“在灯光灿烂的夜晚,来双扬光鲜地,漂亮地,坐在吉庆街中央,从容不迫地吸着她的香烟,心里静静的,卖鸭颈。”“来双扬的风韵似乎又被添了几笔。”也即是说,女主人共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之后,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麻木,庸俗,甚至丑陋,粗糙的生活竟然将她打造了成了一个精致、美妙的女子。即使这种风韵里“含着略略的凄清。”学者陈晓明在《当代文学主潮》一书中写道: “新写实小说普遍远离悲剧,而寻求用反讽的手法,它不仅拆解了那些虚假性的价值,使它显得尴尬,而且也使得那些平淡无奇的小人物也拥有一些特殊魅力。”来双扬最后成了画家笔下的女人,具有了某种本雅明意义上的某种“光晕”或“灵韵”。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尾。

二、新写实小说写作的特点与时代背景

(一)小人物与日常叙事

当代学者于淑静在《唯物的新美学》一书中指出:“新写实小说文本以贴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为叙事核心,面向普通大众读者。其中,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以及叶兆言的《艳歌》等无疑具有代表性……这些作家倾力展示了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境,将种种诸如此类一地鸡毛式的日常琐事塞满了生命的每个角落。”这与以往的小说有着迥异的叙事思维,从客观上说,瓦解了过去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以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化原则,而是将视点聚焦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上,客观的展现他们“毛茸茸”的生存状态,将生活还原为它的本然面目。戴锦华在《神圣的烦恼人生》一文中指出:池莉第一个以对平凡人生中的“英雄主义‘书写,改写了八十年代对经典英雄的呼唤与虚构。”

生活的琐碎细节遮盖了理想主义的光环,在这些作家笔下,日常生活甚至是粗糙的、粗俗的,却也是真实的,本质的。作者对于他们笔下的小人物既无赞扬,也无批判,只是如同照相机一样再现他们的生活场景,这样的生活或许是滞重的、沉闷的、令人感到乏味的,甚至诗没有深度可言的,然而却使得“日常生活”这个过去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对象逐渐浮出水面,重新展现在公众的视线当中,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戴锦华在谈到池莉的小说时指出:“不如说,她为庸常之辈、为俗人、为曾遭不屑一顾的寻常岁月而辩护,并赋予它近乎神圣的尊严与价值。这价值并不存在于超越之中,而就在这现实生存本身。”

对于作家池莉来说,新写实式的作品还有特别的意义,她想要表达自己对于生活以及生存的理解,她想要书写真正属于这一代人自己的生活。

池莉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所以,我特别有冲动解释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激动地写出了《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小说,像《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什么的。”

(二)从烦恼人生到生活秀

池莉的“新写实”成名作《烦恼人生》,发表于1987年,《生活秀》发表于2000年,二者之间有着相通的笔法,却也因时代背景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异。《烦恼人生》描写的是国有企业单位体制,而生活秀则描写了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不同,也造就了人的不同的精神世界。在《烦恼人生》所处的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开始萌芽,大陆开始出现商业化浪潮。有如戴锦华所言,在《烦恼人生》创作的时代,“一个新的、此时正尚为雏形的消费主义社会正将人们抛出其熟悉的轨道,将他们显露为无助的个人,并让他们独自面对着艰辛而繁闹的社会、人生……”《烦恼人生》的主人公,面对这样的彷徨与失望,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人生哲学,他完全顺应了人生的种种“烦恼”,并不做过多无畏的抵抗,有如《池莉的创作及其文化特色》一文中指出的:“尽管种种的人生烦恼把它弄得十分尴尬,将他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但他并不把这种尴尬和困境看作是生存的悲剧,而是一种顺应的态度,通过得失互补,福祸相替的转换,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平衡”。这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哲学,“烦恼”正通过这样的一种“中和”的态度来化解,我们似乎看不到主人公对于生活的可以抗争。这一点,到了《生活秀》,情况却有所区别。

主人公来双杨为了生存,做了许许多多的抗争和具体的行动。比如向父亲主动争取房产,和吉庆街的人们甚至取缔他们的人斗智斗勇,想方设法地在这样一种底层的生存环境中取得自己生活的一席之地,其间抑或有悲壮的色彩。她成了生活的“平民英雄”。这与《烦恼人生》所塑造出的整体氛围和基调迥异。

如果说,两部作品出来在写作手法之外,还有其他相通的地方,我认为,首先是二者都是对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独特景观,人们有着相似而又独特的生活方式。戴锦华写道:“如果说,现代都市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化风景线中一片朦胧的雾障,那么它对池莉及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们却别具一份魅力与秘密”。

另外,两部作品都有对待“爱情”的态度,两篇作品似乎都有对于“爱情”的颠覆和否定。如戴锦华所言,“因此,池莉对爱情、爱情神话的解构与亵渎确乎構成了一种撕裂”。无论是烦恼人生中印加厚对于初恋或是女徒弟的眷恋与想象,抑或是生活秀里来双杨如浮萍般稍纵即逝的暧昧,甚至包括被迫嫁给精神病人的“九妹”,这一切,都像戴锦华指出的,意味着“爱情只不过是情欲——‘两情相悦的放大与包装,一个美丽而有害的谎言,一个不断侵蚀着婚姻与现实的梦中诱惑。”这是对于主流精英话语的另外一种颠覆。在池莉的笔下,“婚姻”才是一种更加具有本质性力量。

参考文献:

[1]池莉.生活秀[M].十月文娱出版社,2002.

[2]张学军.文学的情思[M].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

[3]于淑静.唯物的新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池莉.烦恼人生[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6]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J].文学评论,1995(6):50-61.

[7]於可训.池莉的创作及其文化特色[J].小说评论,1996(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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