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摘 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避免不了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从二者产生的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文化，讲传统文化属于封建主义社会，是被资本主义抛弃，并且“折磨”得七零八碎的社会形态了，讲新文化，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不温不火;今天社会主义文化灿烂发展，但是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资本主义环境是“两个死对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曲折结合，达到今天的“和睦相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的今天，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文明建设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学术界早已有所探讨。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大力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发很多学者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国情下，怎么样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今天以習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树立“四个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此大环境之下，学者们又开始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共生的经验，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在更长远的时期里，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进一步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文化。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

一、小观学者前人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在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在学术界形成一致看法，认为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中主要有三个派别：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张岱年、王东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中认为，纵观整个20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有着三种主张：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在文中的摘要里他们还强调，从4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大旗，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在21世纪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

田克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以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说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又促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它充分证明：中国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其在“古今中外”融合贯通中的创造性转化。

张允熠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表现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第二个结合表现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同时他还认为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中形成的中国新文化的主流。

陈先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针对文化主导者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以“东方文化主导”论代替“西方文化主导”论，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的立场上，很容易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凝固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文化，而站在所谓后现代的立场上，往往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与和谐，把它看成后现代文化的文化。

许全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中，将这一段历史分为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去认同，比较，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起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互相冲突，互相简单否定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起至1957年春，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起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止。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再一次凸显，甚至出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左”错误;第五个阶段是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更高基础上重新确立的阶段。

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中传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引起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体。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逐渐解体，其原因不在于传统文化本身，而在于它的经济政治基础逐渐解体。

以上是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些观点。综合各位大家的看法，我也想对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在上述文章中，有些学者的观点我也只是部分赞同。

二、历史科学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原产品”，算是一个舶来品吧。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传入中国，马上就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前文中有提到部分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分为了五个阶段，我认为是很合理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自己的救国纲领都未能拯华夏于水火，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此时把目光转向了苏俄，他希望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袖，同样将目光投向苏俄。鉴于苏俄与中国相似的国情，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实现了苏俄广大工农掌握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也正是无产阶级领导人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更为有利的是苏维埃俄国建立以后同情中国的遭遇，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加重了国人对苏维埃俄国的好感。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其次，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越性注定了它能被中国文化接受。在很多西方学者的眼里，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的环境中，应该形成的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局面才是，为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人们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上述说到的传入的良好环境，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越性应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比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大同社会，就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再比如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时候，都是从人们的生活实际出发，用切实可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执行，重在改变人们的客观世界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这样的理论不仅带给别人的是信服力，更有亲和力，中国俗语说“道不远人”，一种理论从人们平常的生活中选材，无疑在受众群体上就领先了很多。而且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治学上总是强调“经世致用”，一种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学术的阶段，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来指导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又满足了这样的要求。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越性也决定了它在中国的普遍接受不是偶然的。

第三，中国社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从理论的科學性和完备性考虑的，而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做出的科学选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就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初识、结合的30年间，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博弈的近30年。在前面说过，关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其实这样的文化之争也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之中。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代表，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国民党代表的就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1939年3月，国民党公布了含有“限共”内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通过篡改和歪曲三民主义、“儒化”三民主义，形成了系统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继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后，再一次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在国共两党的这次文化之争中，国民党尊孔复古，共产党则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最终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学复归主义的胜利。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充分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中国能生根发芽，并果实累累。正所谓“两股之流是岔道，一条大道是主流”，走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道路只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死路一条，走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之路，只能是封建主义的死路一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事实也证明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科学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怎么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从1949年以后，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纵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自建国之后的相处上，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今天，距离“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40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否已经“相处融洽”？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的今天，又该怎样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题中之意。

解决以上面临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一）首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顺势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伴随的也是国情改变，社会问题新增。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最终赢得政权，但是它是否能处理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强调要将国家、社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强调要树立四个自信，文化自信赫然在列。这一切的变化，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马克思哲学所说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如果一成不变，也是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的，结合中国这样的国情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所难免。

（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续指导中国文化。历史已经科学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阵营，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国家，中国已经用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指导中国文化，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

（三）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强调要具有中国特色。今天所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抛弃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绵延发展2000年，优秀与精华的部分不可估量，不能因为其中的糟粕就一票否定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维护民族特色，改造传统文化，这是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这是树立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 张岱年.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N].教学与研究.1997（05）：9-15.

[3] 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两条实现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2）：41-47.

[4] 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9）：97-102.

作者简介：朱邦伟1993年—，男，籍贯：安徽安庆，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