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葫芦花

肖复兴

从北大荒刚回北京的时候，我搬家到陶然亭南。那时候，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颇受街坊们尊重。

夏天时一天晚饭过后，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我家，很瘦、很黑，很客气。他住在我家后排，姓陈，湖南人。落座之后，他直言相告，想求我帮他写个状子。我问他要告谁，他垂下了头，沉吟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告诉我，是要告他老婆。我问他为什么，他对我说：“哪天有工夫，你来我家一趟，我给你看看东西。”

第二天下午没课，我去了他家。他见我就说：“你来得正好，家里没人。”说着，他趴在地上，从床铺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在箱子里的一个土蓝色的包袱皮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是几封情书，另外一个男人写给他老婆的。他从中找到一封，对我说：“你重点看看这封。”我看后，明白他要告他老婆的原因了。这封信里说孩子是他老婆和这个男人的。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叹口气，瘫坐在床头，对我说：“那时候，我在部

队当兵，她在村子闹出这样的事情，每次回家探亲，我都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不，我和她闹离婚好几年了，她一直不同意，一口咬定孩子是我的。她不知道，这几封信我早都看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是信任我，才找我帮他写这状子，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帮他写。我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从来没写过状子呀。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接着对我说：“我现在病了，不瞒你说，是肝病，挺严重的，说不准哪天就不行了。可越是病了，越觉得忍不下这口气。你说要是你，你忍得下吗？”

我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孩子的笑声。他赶忙把信塞回包袱皮里，藏好在箱子里，把箱子推进床铺底下。

他送我走出屋门，我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向他跑了过来。小姑娘的身后，站着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女人，我格外注意看了她一眼，长得挺俊俏的，是那种惹人怜爱的女人。她的头顶是一个铺满绿叶的架子，午后的阳光，透过密密的叶子，在她的身上跳跃着。她冲我笑笑，说：“是肖老师来了，怎么不再坐会儿？”我挺尴尬的，有些做贼心虚地说：“啊，坐半天了，老陈要找我下盘棋。”

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忍不住又瞟了她一眼，不巧和她的目光撞在一起，她依然在笑，我却更有些尴尬.慌不择言地指着架子说：“开这么多的白花，这种的是什么呀？”

老陈走过来说：“是葫芦。”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葫芦开花。满架的绿叶间，白色的葫芦花开得像一层雪，风吹过来，像是一群翻飞的白蝴蝶。

那时，我见识很少，以为种葫芦不能吃，只能看着玩，最多做成瓢。后来，我对老陈说过这话，老陈说：“葫芦也能吃，到时候，长出青葫芦来，请你来吃清炒葫芦。”

老陈又找过我好几次，在他的坚持下，我帮他写成了一个状子。老陈把状子拿回家看后，又找到我，说我写的力度不够，这样到法院真的打起官司，赢的把握悬乎。我趁机劝他：“你自己都觉得悬乎，为什么非得要告你老婆？一封信上说的话，就能证明那孩子不是你的？人家法院就能信？再说，你把孩子都养了十来年了，你舍得不要了？”接着，我又问他：“你老婆对你好不好？这么漂亮的老婆，你也舍得不要了？”他不说话了，我看得出，他犹豫，又不甘心。

告状这事，老陈有时气哼哼地非告不成，有时又瘪茄子不吱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就这么自己折磨自己，有时候摔盆摔碗和他老婆闹，常常是他的闺女跑来找我去他家劝架。就这样，好好坏坏，一直闹腾到了秋天。

一天傍晚，他的小閨女跑到我家对我说：“我爸要你去我家！”我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去了他家。老陈要请我吃清炒葫芦。是他老婆炒的，新下架的葫芦切成片，放了几片红辣椒，喷了点儿香醋，真的挺好吃。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葫芦。我不知道，那时候，老陈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他行动不便，很少出门，到医院去看病，都是他老婆蹬着平板三轮车，带着他，穿过沙子口的粮库和地道，到永外医院，一路不近呢。最后，他住在医院里，已经无法出院了，也是他老婆一夜一夜守着他。我去医院看过他，对他说：“有这样一个女人，是你的福气，别再提离婚的事了！”他不说话。

那一年冬天，老陈病逝。他老婆料理完后事，准备离开北京回湖南老家。临别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来了我家一趟，对我说，她知道我帮老陈写状子的事情。尽管我也劝老陈不要告她，不要离婚，但见她这样直面说我，还是非常尴尬。她接着说：“老陈的心情我理解，搁谁也都会打离婚。不过，这事你信吗？”

见我一时语塞，她接着说：“我来找你，不是来和你掰扯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的，是来给你送东西的。”

送我的，是用半拉葫芦做成的瓢。

她说：“是老陈临走时嘱咐我做的，他说你稀罕这玩意儿！”

她离开北京后，她家的房子换了主人。新搬来的人家，把葫芦架拆了。偶尔路过时，我会想起老陈和他的老婆。我再也没见过白葫芦花，没吃过清炒葫芦。

（选自2018年10月23日《天津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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