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文化态度角度分析汉语特色词句英译

2019-10-20 07:32胡倩云
广告大观 2019年7期
关键词:林语堂译者中华文化

胡倩云

引言

2016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虽然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西方对我国的了解往往是实物形式的,对于中国人的德行、信仰、生活等依旧知之甚少,但这些非物质形式的文化恰恰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精髓之所在。毫无疑问,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手段,译得好,有利于文化走出去;译不好,适得其反,还不如不译。也正因如此,除了依靠翻译,异语创作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文化传播手段。林语堂先生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作家,20世纪初,东方学者大都倡导吸收西方文化,翻译西方作品,甚至对中华文化大肆抨击之时,林语堂先生却对中华文化的某些方面十分赞赏,而他的独特经历,又能让他“跳出中国看中国”,评价得比较客观,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创作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一部部优秀的作品,让西方人对中国的情况开始有了客观辩证的看法。这对于我们当今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将以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为例,探索林语堂先生的文化态度,以及在此态度影响下汉语特色词句的英译。

一 译者的文化态度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然而传统的翻译观往往只关注语言层面,忽略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译者的主体性都被排斥在研究之外。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出现以后,翻译主体研究才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查明建等对译者的主体性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主观创造性等都会对翻译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译者对于一种或者多种文化的不同态度也会影响其翻译选择。

文本选择是翻译的第一步,译者的文化态度首先就会决定他选择何种文本。一般说来,译者会选择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这样一来,译文才能更好地被译入语文化体系所接受。以鲁迅先生为例,1902-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而中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可洋务运动归根结底是清政府的自救运动,中国广大民众仍不知何为真正的“人”,为了激励广大同胞为争取自身的自由独立而奋斗,鲁迅在文本的选择上,多选择一些如《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等文章。而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明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救中国,所以这一时期他的译作主题集中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方面。

其次,译者的文化态度也会影响其翻译策略选择。还是以鲁迅先生为例,他的翻译多采用直译、异化的方法,因此读起来难免拗口,甚至在当时被人嘲笑为“硬译”。鲁迅当然明白中国化(归化)倾向的译本更容易博得读者的欢心,但他坚持“不顺而信“的译本是想通过直译异域文学作品不仅给中国输入新思想和新的感情,更要输入外国语文(主要是欧洲语文)精细严密的语法,以建构新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因此,他才会对西方文化持近乎完全肯定的态度,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

综上所述,译者的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有着深刻影响,进而会影响文本的传播效果。

二 林语堂的文化态度

梁启超曾评价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之所以能够处理好这种中西文化的关系,和他的经历,以及他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林语堂的父亲既是乡村牧师,崇尚西方新知;还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并不断向子女灌输这些理念,在孩子的教育上中西兼顾,这样,林语堂自小就深受中西双重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他求学旅居经历,致使他在国内外生活的时间大致相当,他人生经历的中西文化的交融性是他思想文化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

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激进派坚持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保守派守住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甚至诋毁西方文化。虽然激进派和保守派对于文化的认识都有其合理的部分,一个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一个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但从整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失偏颇。而对林语堂来说,一方面他独特的旅居经历,让他有“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华文化的某些部分深深迷恋,这就使得他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追求“中庸之道”,强调将两种不同的文化相融合,强调和而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东方学者大量翻译西方作品,吸收西方文化之时,林语堂先生却把重心放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上,传播国人的思想德行,生活起居,传统文化,以期西方人对我们能有客观辩证的看法。这也表明,林语堂先生创作的初衷,并不是像激進派或保守派一样,让某种文化占上风,其他文化处于被动,而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正好与他追求“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相契合。

三 《吾国与吾民》中汉语特色词句英译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的序言里写道“我认为观察中国之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观察其他各国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要渗透表面的古怪礼貌而觅取诚意的谦德;要从妇女艳装异服下面,寻求真正的女性与母型……始可能正确地认识一个民族,差异处盖只在社会行为之形式而已,这是一切健全的国际批评之基点。”赛珍珠也评价该书“我想这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巨丽、最完备、最重要底成绩”,可见,作者创作《吾国与吾民》一书,就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他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的选材和词句的翻译。

3.1 源语文化选材

全书作者以中国人民开始写起,最开始就描述了南方人和北方人,为了表现南北差异,作者选取了两首诗。

一首表现北方: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I have just bought me a five-foot knife,

I swing it with a gleaming cadence.

I fondle it three times a day,

I wont change it for fifteen maidens!

一首表现南方: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但看雪上迹。

tzy ehko

The roads are muddy and forsaken,Despite the cold I came to thee.

Go and look at the footprint in snow,

If thou wilt not believe me.

林语堂先生在讲南北方人的特征时就写到“……北方人民服于简单之思想和艰苦之生活,个子高大结实,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人的“;所以在介绍北方时选取了一位将军刚刚购买了一把宝刀的诗,既表现了北方因地理位置多战乱,北方人是熟悉并适应这种打仗的生活的,又将北方人豪迈的性格表现出来。而说南方人时,林语堂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所以在介绍南方时选取了一首表现为萎靡情绪的恋情诗歌,表现了南方人柔荏驯良。可以看到,林语堂先生是有意识地选择中华文化中特别有代表性的题材来进行创作,这与他向西方传播中华文化的态度是相契合的。

3.2 翻译策略

既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那么就应该尽力保持源语文化的特色,异化的翻译方法是首选,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先生用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汉语味道”。如:

helpful wife and wise mother 贤妻良母

one knows it is so without knowing why it is so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enriching the nation and fattening the peoples 国富民丰

not for fame nor for Mandarin collars 不求功名

这种异化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的特色,相信能更好地让西方读者领略汉语不同的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词句都适合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所以林语堂先生用归化的方法来弥补这种文华缺省。如: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淀,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Before she spoke,she had reddened,

Like a cherry ripe-broken,

Like a statue white,molten;

In a moment,

She ‘d have spoken,

A string of notes sweet and golden.

林语堂先生把“玉粳白露”翻译为“Like a statue white,molten”,而不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polished round-grained rice”和“white dew”,是因為在这里不是强调粳米,而是用粳米的雪白象征一种纯洁,若是直接音译,也不能表达出这种深层次的含义,而在西方的文化中又不能找到与之直接对应的意象,所以作者采用归化的方法,译为“statue white”,因为“white statue”在西方也是纯洁的象征,这就弥补了文化缺省,达到了一样的表达效果。

但是,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方法,都不可能使翻译效果达到完全等值,所以在林语堂先生的创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是将两种翻译策略糅合在一起,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有些时候,作者会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既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保留汉语特色,又让汉语融入进西方语言体系中去。如:

在“女性型”这一章节中,作者写道,“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许多形容各种写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衬词句;有所谓‘蜻蜓点水……;‘画龙点睛……;‘单刀直入……;‘壁立千仞……;‘一针见血……;‘声东击西……,”

译文就采用了这种解释性翻译:

蜻蜓点水 the method of dragon-flies skimming the water surface(lightness of touch);

画龙点睛 the method of painting a dragon and dotting its eyes(bringing out the salient points)

壁立千仞 the method of a sharp precipice overhanging a ten-thousand feet ravine(abruptness of ending)

一针见血 the method of letting blood by one needle prick(direct,epigrammatic gibe)

单刀直入 the method of going straight into the fray with one knife(direct opening)

声东击西 the method of announcing a campaign on the east and marching to the west(surprise attack)

这样一种翻译方法,既能很好地传达出汉语意义,其解释部分又符合译入语国家的表达习惯,也能被他们所接受。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字对字文字转换,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让这个交流过程更加有趣也更具挑战。这种差异性不仅和文化本身有关,也同译者有很大关系,译者的文化态度会影响他对源语文化的选择,也会影响他在翻译过程中遣词造句的选择,最终影响文化的传播效果。林语堂先生弘扬中华文化的态度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最终达到了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让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的效果。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下,研究先辈们弘扬中华文化的手段,希望对当代译者能有所启示。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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