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夏，散落于尘世的文明进化史

文武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尽管温室效应已然严重，但酷暑并非今日才有。据《旧唐书·德宗纪》所载，唐贞元十四年（789年）“夏，热甚”;《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称，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908年7月17日）这天“亢阳”，即太阳很大很毒;《宋史·五行志二》中则记下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有史记载以来最热的当数乾隆八年（1743年）（《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据专家测算，这年7月14日至25日，北京气温均高于40℃，其中7月25日达到了惊人的44.4℃。这期间，“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官方统计，北京近郊和城内有11400人死于炎热。

尽管可以享受到很多消夏特权，但身着厚厚龙袍的乾隆亦苦不堪言。于是，这位一生作过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诗的皇帝自然少不了赋诗一首：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有宫女不停摇扇、有冰殿可坐的乾隆尚且“展转苦烦热”，普通民众的痛苦可想而知。不过，人类总是在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中得以生生不息。

今天，坐在空调房里的我们如果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古往今来人们消夏的习惯变迁，就像是一部散落于尘世的文明进化史。

避暑，哪里凉快哪里待

水往低处流，人往凉处走。面对炎炎烈日，不知空调、电风扇、冰箱等降温设备为何物的古人没有坐以“热”毙。为了避暑，他们或者藏身山林，或者栖身湖畔，总的原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绞尽脑汁，“哪里凉快就哪里待着去”。

手中掌握雄厚资源的中国历代皇帝，消暑方式自然会引领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