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威与李普曼之争及其现实意义

施佳丽

摘要：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曾就公众、民主、媒体展开过一场争论，李普曼认为公众是愚昧无知的，公众对于社会来讲就如幻影一般，真正起决策作用的是那些专家和学者，媒介会受到权势、利益等的影响，因而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杜威则认为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在共同体社会中可以成为积极的公众，并对公共事务作出正确判断，杜威对媒介传播信息和进行教育的功能充满信心，认为只有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杜威与李普曼的这场争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依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试图对李杜二人的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双方在公众、民主、媒介这三个方面观点的分歧，并试述“李杜之争”对当今的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杜威;李普曼;公众;民主;媒体

一、“李杜之争”发生的背景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期，是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的农村生活开始转向了城市生活，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问题，如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严重、文明道德水准下降以及城市犯罪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企业不断合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杜威认为传统的政治哲学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需要站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杜威同时对新时代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思想。

在那个时代，新闻已经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品，新闻从业者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让新闻变得骇人听闻、浅薄无聊，甚至威胁着民主政治。媒体受到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甚至还有社会偏见问题的干预，新闻事实与虚构、娱乐、广告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闻这一原本代表着民主的社会公器面临着信任垮塌的危机。基于此，李普曼指出了新闻界存在的现实问题，强调新闻应坚持客观性原则。

二、“李杜之争”的焦点

（一）关于“公众”之争

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表现出的是对公众的期待，他认为只要坚持真相至上的新闻原则，规范新闻的行业标准，公众就可以更加便利地参与民主政治。但是李普曼的这种希望，很快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商业和政界的疯狂的宣传模式击碎了。在《舆论学》中，李普曼提出，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活动范围有限，所以不得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构筑的“拟态环境”来了解客观世界，是因为人在社会交往及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存在能力限制问题，因此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外部世界存在的不完全认知，加上人的头脑中会根据经验形成对某一事物的固定看法即“刻板印象”，更是限制了人們对新鲜事物的认识，公众事实上难以获知真相，更难以在获悉情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意了。可以看出，此时的李普曼对公众的态度已经是十分消极和怀疑了。

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指出公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参与公共事务，还很可能被专制势力利用而不自知，极易衍化为大众暴虐，他认为传统民主理论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公众就是错误哲学理论之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幻影”，而民主虽然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但是也像是神话故事一般的存在[1]。因此，公众必须将社会治理的重任交给精英，而李普曼本人正是他自己所推崇的“局内人”的代表。从《自由与新闻》、《舆论学》以及《幻影公众》都中可以看出，李普曼所持有的公众观正在向着绝望的方向发展。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书中阐述了公众的定义——是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利用多种方式将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社团关系，同时利用一个整体性的原则将所有的元素进行集合。杜威坚持从宏观的、社会的角度来看公众，拒绝用机械的、静止的方法看待公众。杜威认为，判断人的行为是否为“公众行为”，就需要以其行动的方式与结果作为依据，如一个人在家看了一部电视剧，并不能称之为“公众行为”;如一个人看了一本书并写了一篇书评公开发表了，这篇书评被广泛地阅读，那么该活动就具有了公共性质。所以，在他看来，公众形成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行为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一定的影响。杜威对公众持乐观的态度，他指出在组织具有推动作用的基础上，个人可以实现现代民主的良性发展。

（二）关于“民主”之争

在20世纪初期，美国主流社会特别推崇科学知识的作用，普遍认为民主是试图以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做决定的一种决策方式。

杜威作为传统民主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公众是理性与神圣的，公众具备超越个人意愿的意志，拥有各种能力，可以较好的处理各种问题，也遵循一定的道德等。公众具备理性认知能力，可以对事情的真相进行获取与判断。与此同时，他也认同公众存在的自身问题，但是认为只需要对大众进行教育，就可以帮助他们变得更加理性与成熟。所以，杜威认为，民主不是当下，而是未来，只要提升公众理性，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民主。

李普曼认为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出来的公众形象只是一个幻影，他站在新闻记者的角度分析了公众这一民主群体的参与，认为他们非但无法肩负重任，反而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李普曼从他的实用主义知识观出发，认为普通大众应当是“局外人”，不需要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而需要将管理权交给“局内人”的社会精英。李普曼只是将公众的治理权进行了排除，但是并没有摒除公众参与权，而是将公众的参与限制在一定的程序之内。他指出公众只需要对结果认同即可。李普曼对公众的消极态度导致了他对民主的悲观看法。李普曼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传统民主理论进行批判。他的民主观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精英民主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李普曼指出，杜威的民主理想主义者只是关注了民治的内容，但是民享的内容却没有关注;杜威对公众善治的能力有了较高的期望，也高估了这一能力。但是，若任由一些民众的无知与无能，不进行管理与教育，则民主就会逐步走向对立面，也就是专家专政代替民主。李普曼主要关注的内容是个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忽视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社会属性角色，从而对民主也不抱有太多希望。杜威认为，民主问题的根本就是公众问题，因此解决公众问题的方式不能够仅依仗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个人主义精神。杜威民主观虽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没有放弃对公众的希望，他对民主充满信心[2]。杜威也承认，民主理想的实现过程并不会太容易。在杜威看来，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终极民主。

（三）关于“媒介”之争

杜威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其心目中的“传播”有着特定的内涵。杜威阐述了“经验”的定义，即利用有机体与环境互动所达成的效果，但是当这一互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参与及传播。杜威指出，媒介的传播与教育能够促进每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能够实现民主。媒介传播的信息质量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信息互动的过程才是其中更关键的。杜威还指出，传播不仅仅是将信息由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简单过程，其本身也是一套社會构造的符号系统，也是分享社会意义的系统，传播的成果是社会参与和意义分享[3]。

杜威声称：“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凭借传播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大的共同体。”[4]杜威希望现代传播媒体能够在大城市的社会之中再次将人们连接起来。只有通过上述方式，才能够保障民主的存活。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时，听了杜威开设的政治哲学课。他将杜威的这些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并融合到了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即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恢复一种共同体感。

李普曼作为新闻记者和政论家，认为媒介具有实现民主的功能，如报纸将新闻传递给公众时，公众的大脑中就有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由此形成对该事件的看法和观点，从而产生舆论。但是李普曼也看到了当时新闻媒介的局限性，因为当时还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新闻容易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完全的为群众提供真相，甚至也会较好的去迎合大众的趋势。

李普曼认为媒介可以为公众创造一个虚拟的信息环境，但是无法满足群众对民主信仰以及真相的追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道路就是将新闻媒介纳入到传统的权利运作体系之中，不受成见的影响，拥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其职责就是要向民众传播与发布精英观点，用来作为公众自我管理与行为准则的依据。

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李普曼与杜威的观点存在的不同在于，前者否定且悲观的看待新闻媒介在民主中的作用，而后者认为新闻媒介与民主关系是乐观且值得期待的。杜威认为媒介应当是作为联系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不仅仅需要向公众提供一定的信息，也需要对调查采集的过程进行明示，利用政府及公众的名义来采取各种各样的活动。与此同时，社会精英的观点与公众的观点二者都是十分重要的，都需要具备平等表达的权利。杜威也客观的指出，新闻媒介能够有效控制政府信息控制的可能性，也有利于基层民主意见形成舆论。

三、“李杜之争”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杜威与李普曼的争论，实际上展现的也是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观点的冲突，也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比。杜威所倡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对社会共同体充满了期待，李普曼让我们看到，现代民主理论存着危机和漏洞，但两人观点均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和反思的空间。当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介技术不断进步，新媒体出现，使得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成为内容制造者、传播者。

万物皆媒，众人皆媒。受众作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可以通过评论或自己发布消息的形式，参与到媒体信息的交互之中。站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来看，李普曼的思想显示出其局限性，而杜威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思想则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一）新媒体传播主体多样化打破了李普曼“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界限

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之中对“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局内人”包含社会精英与学者，而“局外人”则是缺乏判断能力的公众。公众缺乏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精英与专家们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可以取代犹如“幻影”一般存在的公众。公众的价值在于对领导者的选举与投票。李普曼还认为，公众的时间、精力、活动范围有限，所以不能全面地了解更多信息，而精英们才具有参与政治、实行管理的能力。自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垄断而单一的传播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新媒体不断涌现，使得受众一方面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另一方面也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受众作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可以通过评论或自己发布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的形式，参与到媒体信息的交互之中，“局内人”和“局外人”二者之间的界限逐步变得不再清晰。

（二）新闻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促使杜威“参与式民主”的实现

新媒体时代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其中信息的传播方式逐渐演变为多对多交互传播的网状模式。而杜威《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指出对民主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仅仅依靠精英，而需要依赖公众进行。他指出公众即使拥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但是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和教育，民主是基于群众广泛参与而形成的，实现民主的方法主要是传播。[5]

杜威认为，传播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有助于公众更加积极的参与到社会事务之中，只有实现全民参与才能够保障公众的生活更具民主意义，保障社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媒介技术不断发展，新闻传播方式的日渐多元，呈现出“两微一端一网”（微博、微信、客户端、门户网站）与传统媒体并存的局面，阵地化传播、多渠道扩散、碎片化聚焦、跨平台联动等特点鲜明，知情权、媒介接近权都得到了充分保障，受众参与政治生活更加便利，这些都让人不得不感叹杜威思想的超前性。

（三）网络促进了杜威“大共同体式民主”的实现

杜威指出，民主的实现需要放置在“大共同体”之中。在共同体之中，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共同生活，形成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帮互动，共同参与分享民主，可以促进个人属性在共同体之中实现全民的发展[6]。任何一个用户都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公众拥有了可以共同参与的信息平台。新媒体快速、便捷的特点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杜威的“大共同体式民主”构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四、结语

杜威与李普曼论战开展的角度建立在公众与民主的立场中，运用媒介的角度，所呈现出来的多数为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冲突问题，也表明了民主现实主义与民主理想主义之间的差异。

杜威的思想具有前瞻性，杜威思想的精华部分在于他民主共同体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看来，其所倡导的基于共同体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充满了某种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色彩;李普曼的思想的重要性体现在他提出的问题而非他给出的答案，他指出了美国现代民主理论存在的危机和漏洞，新闻媒介容易受到权力、制度、利益及个人偏见的影响等现实问题，提出拟态环境、刻板成见以及对新闻客观性的要求等，上述内容都为新闻研究领域提供了一定的课题内容。李普曼与杜威的观点都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总体而言，杜威与李普曼的观点的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们所处的年代，放在今天依然有助于我们反思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2]单波，罗慧.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2）：1-12.

[3]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03）：36-42.

[4][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第1版）：169.

[5]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03）：41.

[6]袁刚.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