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思想解放：我与《读书》40年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那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二年级。《读书》一问世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长期订阅，数十年不辍，而且保存完整。数年前，时任《读书》主编郑勇到访寒斋，在书房见到全套《读书》的专柜，惊叹之余，和编辑卫纯在柜前摄影留念，遂将我列入杂志赠阅名单。

每月收到《读书》的日子，我都会心情大好。我之所以长期喜欢《读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读书》的许多文章有思想性，二是《读书》对于所登文章有文本上的美学追求。这原是我个人从一个读者角度获得的朴素感受，后来读沈公昌文的回忆文章，发现这居然也是《读书》主动追求的境界，真是别有会心。

值此《读书》创刊40周年，我作为一个起初的热心读者，后来的热心作者，愿就上述两大原因，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读书》及同好。

第一次思想解放

所谓思想解放，当从历史背景及脉络来理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际上面临过两次思想解放的任务，第一次已经完成，第二次正在进行中。此“两次思想解放”之说，出自我的杜撰，似尚未见时贤言之也。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 《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