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而伟大的泰山基石
——“挑山工”形象的历史变迁及艺术创作浅议

□王宝安 泰山学院

清代阮元在撰写《泰山志》序文时，开篇便以递进的两句话表明泰山在自然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方面的重要地位：“山莫大于泰山，史莫古于泰山。”泰山拔起于鲁地中南群山之上，古称“岱山”“岱宗”，后又称其为“泰山”。不论“泰”“岱”，皆取“大”意，“泰山”即“大山”。泰山山脉地理位置优越，其雄伟壮丽、气势磅礴的巍峨姿态，受到历代君主帝王的关注。从而有“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的记载。先秦时起，泰山便成了历代君王封禅、祭祀、巡行的圣地，成了帝王宣示君权神授的象征。泰山之雄壮造就泰山之古史。因为受到皇权的关注，泰山一早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一环。而帝王之外，“泰山胜迹，孔子称首”，历代文人名士登岱之传统，又以孔子登游泰山为肇始，为泰山增添了政治意义以外的名士文化内容。

不论是帝王封禅祭祀，还是名士登岱游览，其行为往往随着行宫修缮、题字刻石、建庙立碑的活动，为泰山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气息与宝贵的历史遗存。然而，当我们瞻仰古迹、回望先贤时，是否有想过，在帝王将相、文人骚客的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行宫庙宇、题字碑刻、盘道山石，皆为人工造就，是由众多劳动者一步一步从泰山脚下抬往山巅的。这些劳动者便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挑山工”。关于泰山挑山工的历史记载虽然不多，但不难想象，从人类初登泰山之始，这一角色便已诞生。他们是造就文明的基石，存在已久，却隐匿于历史长河之中。

一、隐于泰山、行经千年

相较于泰山挑山工存在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他们的记录甚少。然而，同类型职业的“泰山舆夫”则多见于各类叙述。从对“泰山舆夫”的记载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泰山挑山工的历史状况。

历史上关于“泰山舆夫”的记载，多依附于文献中对“肩舆”这一登岱交通工具的记录。

《后汉书》提到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封禅泰山：“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这是早期记载中的泰山之舆，舆夫则从属于帝王的禁卫队伍。《宋朝事实》卷十一《仪注》记载宋仁宗登览岱山：“帝每道经险峻，必降辇徒步……至回马岭，以天门斗绝，给从官横板，选亲从卒推引而上。”宋仁宗的侍从同样担任了“泰山舆夫”的角色，而这里的“横板”便是后世仕宦登岱最常用交通工具“肩舆”的前身。

明清关于泰山的纪游文章中，多有提及“肩舆”。清朱珪《泰山顶观日出歌》有：“三十日，鸡鸣起，明星高矣，风甚不能上日观，乘肩舆至岱顶，拜玉皇殿……”又如清张鉴：“……自新泰至泰安日午乘山舆登岱，夜宿孔子庙。”这类诗文多是作者在记录自己如何登岱时，提及了“肩舆”这种特殊的登山工具。

由于“肩舆”的特殊，历代文献中也出现了对肩舆形制的详细描述。明张岱的《岱志》中记录了肩舆的形制特征：“山樏在户。樏杠曲起，不长而方，用皮条负肩上，拾山蹬则横行如蟹。已射而代，则旋转似螺，自成思理。”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中专门有“泰山之舆”一条，十分详尽地描述了肩舆的形制样貌，并在叙述其用法时兼及舆夫：“游泰山者必乘肩舆，其舆与南方绝异，仅有南方轿之上半，而去其下半，故两足下垂，以一木板托之。坐椅之两旁，贯以两木杠，木杠之两端，系以一皮条，而舆夫之肩此皮条，两肩不时更替。其行也，非若南方轿夫之一前一后，后者之面，对前者之背也。乃两人同时面向所行方向以行，故坐者为侧坐，而行者为横行。盖泰山高四五十里，独身步行数十武，即已不支，况曳百斤之重以升数十里之高乎？于是而两间更替，使舆夫不至过劳也；于是而横行，使舆自下而上不至倾斜也。”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类钞》也提到了登岱需乘坐的肩舆：“盖登岱者，别有一种山轿，长六尺许，两损弧而向上，如一弓小桥然。舁夫以皮韦承肩，上下石磴轿皆横行，舁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则皮韦正圆在项后，横行则皮韦斜曳在肩侧也。[1]”在众多记录自身旅程、描述肩舆形制的文献里，清沈维才的《登岱记》少有地记录下了作者对泰山舆夫的情感印象：“……至山麓，易篮舆……舆夫不能直上，皆侧行，行数里，辄喘汗。余与椒园悯其劳苦，尝自支筇。[2]”从沈维才的记载来看，时人乘舆登岱，皆知舆夫劳苦，但关注舆夫之艰辛、为他们记录一笔的，甚是了了。

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作者多是以自身纪游为中心，记录下乘肩舆上山的登岱方式；或是由于乘坐肩舆分外新奇，为泰山所特有，因而肩舆的形制及用法引起了仕宦文人的兴趣，从而在描述肩舆时，略提及泰山舆夫。无论如何，若不是肩舆的特殊形制以及乘坐肩舆登岱的独特体验，恐怕历代文人对泰山舆夫的侧面记载也不见得存在了。由此推想泰山挑山工，时人恐怕亦知其劳苦，但古时运送货物行囊上山，皆以担挑，远不如肩舆新奇。不难想象，古时的泰山挑山工恐怕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职业，他们隐于泰山及其宏大的历史当中，不受关注，亦少见于记载。他们默默无闻，但其肩头却担负着成就泰山文化的基本单元。

二、“泰山精神”的新典型

从前的泰山挑山工不见于经传。自清末民国以来，人们对泰山挑山工的关注逐渐增多。

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的泰山挑山工相片（见图1），成为早期记录泰山挑山工真实劳作状况的珍贵图像资料。相片里的挑山工们大多上身赤裸，与压在肩头的扁担和鼓囊囊的货包相比，他们并不显得多么健壮。沙畹特地选择了仰拍的视角来暗示挑山工这一职业的艰辛：他们拾级而上，两侧的山体显得他们是如此渺小，而阶梯似乎望不见尽头。

民国时期冯玉祥有《山上的挑夫》一诗，对泰山挑山工作了专门描述。

泰山耸立，峰崖如壁。盘道陡侧，七千余级。山顶多庙，尤多古迹。四方人士，贫富皆集。

贫者拜神，富者游历。偶像可笑，游玩无益。食用供给，忙坏伙计。菜蔬酒肉，面粉小米。

小篮大担，或挑或提。往来上下，数十余里。腿酸气喘，汗如雨滴。此等勾当，浪费力气。

国家多难，民族危急。凡我同胞，地形要记。莫拜偶像，莫重游戏。努力救亡，共同抗敌。

全国振奋，一定胜利。名山国宝，全世无匹。

可见，当泰山挑山工初次成为主体被记述，其形象似乎并不被完全认可。冯诗承认挑山工的辛劳，他们“往来上下”“腿酸气喘，汗如雨滴”，却是在为那些上山游玩、祭拜的“闲人”服务，“此等勾当”无益于民族救亡，不把气力放在国家救亡图存上，实是浪费。

冯诗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现实需求直接相关。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泰山挑山工这一微小角色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山挑山工和舆夫一度被认为是被有钱人剥削的穷苦职业，被政府明令取消。直至20世纪80年代，泰山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应行业需求，挑山工回归，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在新时代、新社会、新环境里，泰山挑山工这一职业及其价值内涵得到了重新审视和定义。

最早对泰山挑山工的重新审视应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冯骥才于1981年发表在《散文》杂志上的《挑山工》，将目光投向了这些挑货上山的劳动者。其文着墨于挑山工艰辛的劳作和惊人的毅力，不再是以亘古以来人们一直颂扬的泰山胜景为主要叙述对象。1982年，《挑山工》一文入选高中课本，后又入选小学语文课本。作品受众的扩大使泰山挑山工这一形象广泛进入大众视野。而文中所表达的挑山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也成了大众对泰山挑山工的“普遍印象”。冯骥才也在《挑山工纪事》里提到《挑山工》一文进入教材8年后，他重回泰山时所感受到的明显变化：“……（文章）有了效应。……我上山的路上，多次见到一些小学生与挑山工合影……我发现孩子们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山挑山工不再仅仅是一个由泰山地理环境造就的特殊职业。随着艺术作品对挑山工的刻画、大众对挑山工的熟知，他们正逐渐与泰山融为一体，成为泰山的一张“新名片”——凡是提到泰山，必定知道那里有一群“挑山的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吃苦耐劳、勇攀高峰的中国劳动人民形象，正逐渐成为泰山文化精神的一部分。以往的“泰山精神”总是给人宏大壮阔的印象：杜甫以泰山为“凌绝”，登顶泰岱、“一览众山”的豪言壮语激发了亿万人对勇攀高峰的精神向往；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喻，让“泰山之重”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尺；而“泰山石敢当”的灵石崇拜遗俗，又让泰山成为扶正压邪的正义化身。由此可见，“泰山精神”或是由文人名士、精英阶层所赋予，或是亘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它是名人文化和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时至今日，随着泰山挑山工形象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他们踏实、勤劳、任劳负重、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态度正逐步构成“泰山精神”的另一取向——这是与以往的精英文化、神话传说完全不同的、由一代代辛勤的、脚踏实地、真实存在的劳动人民所构成的“泰山精神”——挑山工，这一由泰山独特地理环境孕育而生的特殊职业，正逐步成为新时代下“泰山精神”的“新典型”。

三、关于“泰山挑山工”的艺术创作

“挑山工，挑山工，性实在，不谈空。步步稳，担担重，汗如泉，劲如松。”这是泰山挑山工对自我的认识，也是现今大众对他们的普遍印象。近年来，“速度”和“发展”几乎成为个人和社会持续追求的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物质丰裕、交通迅速的时代，泰山挑山工那原本十分平凡的自我认知反而成为一股清流，为越发急切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可供反思的角色参照——任由山有多高，路有多险，步伐如何缓慢，只要步步向前、坚持不懈，总能登上山巅。泰山挑山工真切悠久的历史、脚踏实地的行事作风，使他们成为新时代下的精神典范。而这一形象所包含的个性特征和社会意义，也使他们成为忠实于真实生活、关注时代精神变化的艺术家想要表现的对象。

“挑山工”诞生于泰山的本土文化。他们不是艺术家的主观臆造，也不是来自国外的“舶来品”，而是真实生活在泰山周围的一群人。这群人的性格特质、精神特征在当前的社会与时代中闪现，艺术家要做的就是抓住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将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所承载着的文化烙印、包含着的普世价值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每一阶段都产生了大批反映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热潮的佳作，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主席走遍全国》《江山如此多娇》等一系列或塑造国家民族、或讴歌祖国大好山河的作品。可以说，担负革命叙事、国家形象塑造功能的主题性创作占据了美术创作的主导地位。它们往往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以大题材、大事件叙述历史。然而，历史也不全然由“大英雄”“大事件”创造。随着时代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开启和发展，艺术家们也逐步将创作视野转向日常生活、凡人俗世，转向在各行各业里默默奉献的“英雄”人物。而那一群朴实、内敛、不善言辞的泰山挑山工，便成为时代趋势下最普通劳动者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中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勇攀高峰的精神品质，这也是笔者选择以“挑山工”这一形象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

因此，应当如何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将泰山挑山工的形象特征、精神特质落实到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准确表现并加以深化，是笔者在创作《挑山工纪念章》时一直思考的问题。挑山工滋养于泰山，他们深深扎根于泰山坚实的岩体。客观观察、如实表现，捕捉他们“挑山”之时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将他们最经典的状态呈现在泰山本土地域环境当中，是笔者在进入具体创作阶段的基本理论。在对泰山挑山工进行长时间的观察描摹，从各个角度探查他们的工作状态后，笔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对挑山工形象的表现，不仅要与他们平日里的工作状态相吻合，更要通过人物动态，将泰山挑山工所代表的沉稳坚毅、永攀高峰的精神品质准确表达出来。因此，在积累的大量创作素材中，笔者决定选取右手扶担、左脚登阶的正背面挑山工形象——他正挑着扁担缓步向上，肩背不可避免地被重量压制，却仍然在攀登中保持着姿态的平衡，脊梁不屈——这便是《挑山工纪念章》的正面主体，一个肩头被百十斤货物压弯却又不曾停止攀登的挑山工背影（见图2）。纪念章中，挑山工两侧山势险峻，他行走在如登天云梯般的泰山十八盘，尽头处的南天门看似遥远，却在挑山工坚实的臂膀和沉稳的步伐下显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遥不可及。《挑山工纪念章》的另一面，玉皇顶、云海、迎客松和五岳独尊岩等泰山胜景汇聚于一处。其中，笔者着重突出了保留古人题刻的巨大岩石，这是笔者对于传统“泰山精神”的回应——纪念章的一面是“五岳独尊”“昂头天外”的泰山传统精神文化的宏伟积淀，另一面则是脚踏实地、坚毅内敛、代表着新时代劳动人民精神品质的泰山挑山工，二者相互呼应，构成了笔者对于“挑山工精神”“泰山精神”“民族精神”的个人理解和艺术化表达。

结 语

“我感觉‘挑山’两个字浪漫，把山挑起来，要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气魄，这是一种精神！峨眉山和黄山只是有一个称呼——‘挑夫’而已。‘挑夫’只是个职业称呼，‘挑山’可不是！”这是冯骥才在他的《泰山挑山工纪事》中发出的感叹。的确，泰山挑山工挑起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更是挑起了一方水土所承载着的地域文化，挑起了泰山古往今来的历史积淀。艺术应当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勾画出人间百态，而泰山挑山工身上承载着的民族文化烙印，使他们成为艺术家应客观观察、如实展现的、平凡而伟大的现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