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鹿原》中新生代形象描写

2019-10-23 03:44朱权
北方文学 2019年29期
关键词:身份认同白鹿原儒家文化

朱权

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以它浩大恢弘的史诗书写、细腻入木的人物刻画和体量庞大的文化内蕴成为当代文学界、评论界的热门。以登场人物来看,小说描写了白秉德至白孝文的三代白鹿人,其中着墨最多的是白嘉轩、鹿子霖为主的第二代白鹿人。本文试图以白鹿原的新生代即第三代白鹿人入手,采取文本细读、第三代白鹿人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和上两代人的纵向比较的方法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通过对新生代形象描写的论述进一步挖掘《白鹿原》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白鹿原;新生代;精神弑父;儒家文化;身份认同

《白鹿原》一书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小说问世二十多年来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文章不绝如缕,最热门的人物便是白嘉轩、田小娥、鹿子霖等人。本文同样是一篇人物形象为核心的研究文章,笔者试图将具有共同地缘关系和代际关系的白鹿原“新生代”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小说聚焦点是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书中的人物也是以白鹿村民为主,本文所指新生代便特指生长于白鹿村的青年一代,包括鹿兆鹏、鹿兆海、黑娃、白孝文、白孝武、兔娃、白孝义、白灵,田小娥之类的外村人不进入论述范围。

小说本身讲述的是过去的历史,其中蕴含的人物性格逻辑和社会变迁规律看似已经过去的事件而难以作为对当下生活的参考,但“白鹿原上的社会变迁并不是对传统向现代演变这一必然规律的简单验证,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1)。文学作品中不管故事情节还是人物性格都会受到作者主观世界的影响,作者的主观世界也时刻受着外在客观世界的影响。《白鹿原》中任何人物的性格行为都隐含着作者对所处客观世界的“映射”以及对社会现象、历史背景的思考。小说中,陈忠实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各有不同,这是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必备特征。除去作者主观世界对文本的影响,文本世界是一个一经形成便会与客观世界发展逻辑相似的带有一定自主性的特殊场域,在该场域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都有自己出没的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2)。因此,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白鹿原》中“白鹿村”这一特殊场域的白、鹿两家的青年一代的形象塑造必然包含有作者对当时社会一代青年精神面貌、发展方向的思考。所以本文将对文本世界中白鹿原新生代的精神倾向、文化态度、心理认同展开论述。

一、精神弑父——新生代成长路程

白鹿原中青年一代对于传统宗法的反抗、叛逆是研究界的一大热门问题,马向科在硕士论文中将叛逆者分为两类“自发的叛逆者”和“自觉的叛逆者”,对于自发叛逆者他这样说道“他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反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是出于自己的生理本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3)。实际上,相比于“生理本能”,笔者以为“心理本能”是更为根本的反抗动力,或者不必纠结于“生理”和“心理”,总之是一种本能在为新生代的叛逆提供源动力。

佛洛依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认为新生儿在成长阶段必然出现对异性家长的“恋”,以男性为例,男孩会在4岁左右开始产生恋母情结,由此会对占据了母亲更多关注的对象——父亲产生仇视心理。受限于客观条件,这种仇父心理只能被压抑于潜意识,而为了得到母亲的爱,男孩必须学习、模仿父亲的优点直至成为或者超过父亲。然而无论如何模仿父亲,父亲在生理、心理上始终比男孩更为成熟,这就在精神上要求成长过程中的人,必须进行“弑父”的过程。“弑父”是一个在世界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但弑父这一举动与现代伦理道德相悖,要实现自我的发展、精神上的独立,“精神弑父”成为现代人成长中常常出现的阶段。

在《白鹿原》中,由于老一代白鹿人的隐去,小说对于中年一代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等人沒有通过与父辈冲突的情节进行人物塑造,而对新生代形象的塑造往往通过与父辈的冲突展开。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三对父子当属白嘉轩与白孝文、鹿子霖与鹿兆鹏、鹿三与黑娃,在白孝文、鹿兆鹏、黑娃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形象塑造中,“精神弑父”是新生代超越父辈必经的成长路程。

白孝文在成年以前的拥有着白鹿村中最模范的人生轨迹,出生于祖德高尚的白家,生长在受人敬仰的族长父亲的庇护下,受教于学堂和白鹿书院。在小说进行到中期的时候,白孝文已经成为了新任族长“白孝文已经被确立为白鹿两姓族长的继承人,他主持修复祠堂领诵乡约族规惩罚田小娥私通的几件大事树立起威望,父亲白嘉轩只是站在后台为他撑腰壮胆”(4),这样的威信树立过程如同他父亲当年修祠堂立威一样,正是学习、模仿父亲,甚至在乡党看来白孝文在很多地方胜于他的父亲“他比老族长文墨深奥看事看人更加尖锐,在族人中的微信如同刚刚出山的太阳。”(5)由此可见,白孝文像他的父亲,但人与人终归是不同的,这也就为日后白孝文能在县城出人头地并最终阴谋夺取权力当上县长埋下了伏笔。白嘉轩最能使族人信服的地方,并不是他处事公允、治家有方,而是他正直的品质,正直的品质使得白嘉轩不做亏心事,也便不在乎他人的说法,就如他对鹿三所说“我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或知道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该做”(6)白嘉轩向来是只要自己做的符合规矩,就不怕外人说道,正是父亲最为杰出的一点成为白孝文堕落的根源。白孝文堕落于独自看戏的夜晚“做梦也意料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黑暗里有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那个东西。白孝文恼羞成怒转过头一看,田小娥正贴着他的左臂站在旁侧,斜溜着眼睛瞅着他,那眼神准确无误明明白白告诉他:你要是敢吭声我也就大喊大叫说你在女人身上耍骚!”,看似孝文出于无奈,但这种事如果放在白嘉轩身上,他会毫不犹豫地当众制止田小娥的行为,因为白嘉轩的正直使他不会惧怕任何流言。在正直方面的差异,使得白孝文在精神上总有低父亲一头的阴影并成为他的软肋由此堕落。两人雄性力的差异也是引发白孝文性格变化的原因。如雷达所说“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先声夺人……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7),可白孝文却是晚上享几次逍遥便第二天无力做农活的身体。人格和肉体上都被父亲全面压制,白孝文唯有否定此类事物的价值,最终采取白嘉轩最不耻的阿谀奉承、阴险狠辣才获得了他个人人生中的成功——当上县长。这一超越了父亲的成就,源动力即是“精神弑父”。白家男性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孝义。孝义热爱农活,对于牲畜的爱超过一切,对于父亲强调的“耕读传家”毫不在意但确是天生的好农民“但在管理庄稼和牲畜事务上,他绝对精明。他为多种什么少种什么常与父亲发生争执,结果往往证明他盘算合理”(8)这样的务农人才若放在和平年代也一定是出名的农民,在此情况下,支撑他成功的同样是对父亲精神上的“弑”。

黑娃的“精神弑父”表现得最为明显。促使黑娃走向成功的,是黑娃不认命的精神和对自身力量拥有的绝对信心,黑娃敢出去闯荡、敢带着媳妇儿离族独居、敢骑马射枪、敢整治土匪队伍。黑娃的父亲鹿三被称为“白鹿原最好的一个长工”,鹿三一生的精神便被“长工”二字束缚其中。长工的儿子不需要读书,长工的儿子像长工一样给主人家熬活就行。持如此态度的鹿三,即便在黑娃娶回“荡妇”田小娥甚至是落草为寇之时,他始终能够坚强的按照一直以来的状态活下去。最终杀死鹿三的,是改头换面、学为好人的黑娃。鹿三无法接受,自己这样一个长工的儿子,在干了一切有违祖训的“坏事”后,竟然可以洗心革面成为人上人,甚至鹿三自己有机会享受儿子带来的物质财富以致无需去主人家做活。黑娃对于父亲“长工就干好长工的本分”的精神的不认同带给了他成功,也最终“杀死”了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

鹿子霖的大儿子、白鹿原共匪头子鹿兆鹏,他的“精神弑父”是显而易见的,笔者不做相似的论述,在此要特别指出鹿兆海的“精神弑父”。在白鹿原的新生代中,鹿兆海是难得的一位事业有成后拿出物质财富来孝敬长辈的。书中写道鹿兆海回城驻扎期间,请父亲鹿子霖到省城内好好享受生活,日日看戏咥泡馍。而鹿兆海最成功的地方并非此处,他在整部书中最为人称赞的,于公是他不顾个人性命抗击日寇,于私是他戎马半生却只爱白灵一个。鹿兆海能在死后获得巨大荣誉,源于对他父亲所坚持的个人利益至上的人生标杆的彻底否定,同样属于“精神弑父”。

二、好人难活——儒家文化在新生代的尴尬处境

白鹿村在书中被称为“堡垒”,村子里的生活秩序处处充斥着儒家文化的身影。站在白鹿村儒家文化背后的,便是关中大儒朱先生。白鹿原的新生代大多都受过朱先生的教诲,他们身上都有源于朱先生的儒家文化的烙印,在他们成长中儒家文化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映射了儒家文化在新社会的处境。唐云在文章中说“儒教在新时期的矛盾,不断因伦常的解体而凸现”(9)。

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白孝武、黑娃先后成为朱先生的弟子。兆鹏、兆海两兄弟和孝文、孝武两兄弟都是自幼在学堂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年龄较长后便拜入白鹿书院学习。无论是鹿兆鹏还是白孝文,都是天资聪慧的学生,在白鹿原上都属于朱先生喜爱的学生,本应是继承发扬关中儒学。但这两个弟子并没有弘扬儒家文化,甚至是完全相悖于儒家文化。鹿兆鹏进城学习了新学后便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了儒家文化。他被逼着娶了妻子让妻子守一辈子活寡、让爷爷到学校求着才回家住一夜,于长辈不孝;明知道弟弟兆海深爱着白灵,却在被白灵告知了兆海怕他把她夺走时心虚地“骤然红了脸”(10),之后作者借白灵的口道出了鹿兆鹏对白灵早有爱慕的心“有两回你半夜叫我的名字…我醒来才知道你是说梦话…”(11),于兄弟不悌;在白灵怀孕后,无法保护好妻子,甚至利用弟弟来将白灵送走,于妻子不尽责;在多次行动中利用黑娃和山寨老大却没能保护好黑娃,于朋友不义。白孝文在担任族长期间将承于朱先生的儒家文化表现在言行举止中,却在堕落后礼义廉耻全无。他不顾乡约,卖祖宗家产,饿死自己的妻子,和田小娥在土窑里抽大烟。鹿兆鹏和白孝文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丢下了儒家文化,这为儒家文化的衰落写下了序章。

“新生代”中唯一的女性白灵虽然没有去白鹿书院成为朱先生的弟子,而自由也是在村子的学堂里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在书中,她对儒家文化做出情感与理论上的双重叛逆成为“自觉的叛逆者”本就是对儒家文化的极大冲击,她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叛逆更是对儒家纲常的消解,甚至在面对纲常秩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婚姻时,她表现得比鹿兆鹏更加果敢、坚定:不同于鹿兆鹏以逃避的方式反抗父辈强加于他的婚姻,白灵以坚定拒绝的态度反抗白嘉轩强加于他的婚姻以把婚姻的自主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可见,整个白鹿原新生代除了白孝武都在对儒家伦常进行着消解,甚至白孝武以次子身份出任族长一职也不能不说是对儒家伦常的一种消解。

真正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尴尬处境的,是白孝文和黑娃的对比。白孝文在县城出人头地后,装出一副洗心革面的样子,上演辞官戏回乡祭祖。为了让孝文回到原上,朱先生甚至亲自找上了白嘉轩“他学瞎,你不认他于理通顺,他学为好人,你再不认就是于理不通”(12)。另一面,原本一看见先生就两腿发软的鹿兆谦(黑娃),在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后,真正的痛改前非,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成为了朱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并被朱先生称为自己最好的弟子“他对我说过,‘没料想我最好的弟子原是個土匪。”(13)。同样是回到原上认祖归宗,两人却是截然相反,面对祠堂白孝文是“心里一阵虚颤,又一股憎恶”(14)最终于乡党们互相作揖便结束了;黑娃却是“在木蜡上点香时手臂颤抖,跪下去时就哭喊起来,声泪俱下”(15),很明显,黑娃才是由内而外成为了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但小说的结局却是,怀着儒家文化理想的黑娃被虚伪的白孝文处死了。

抛弃了儒家理想的鹿兆鹏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着,严重违背儒家准则的白孝文当上了白鹿原的掌权者,真正成为一个儒者的黑娃却被处死。作者借蕴含着儒家文化的新生代形象,表现了儒家文化在新社会的尴尬处境。

三、身份认同——新生代何去何从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作者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作为全书的题记。书中所描绘的白鹿原上五十年的波澜壮阔,也的确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一段秘史。史学界有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此意是指编史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个人价值判断、情感偏向代入写作中,而自然的映射出“当代史”。《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秘史,其中也自然蕴含了作者创作时的时代问题。

陈忠实出生于1942年,1988.4—1989.1草拟《白鹿原》,1989.4—1992.3成稿。在创作《白鹿原》前,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初期,各种外来思想层出不穷,整个时代又一次给中国传统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考验。面对日渐显得陈旧的传统观念和纷繁复杂的新观念,新青年如何进行身份认同、定位,在《白鹿原》中就有陈忠实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申霞艳在她的文章中引用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将社会成员分成顺承者、不良顺承者(离异者)、自主者,以顺承程度的高低进入《白鹿原》的人物世界。(16)笔者根据对白鹿村认同方式的不同,将新生代分成四个人群:顺承者、适应者、陌路者、继承者。面对时代的激流,即便传统的一面收到很大冲击,但多年的传统堡垒不会轻易地被贯穿,身处于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白鹿村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就导致了一些新生代并不需要去直面时代的浪潮,由此出现了白孝武、白孝义、兔娃之类的順承者。这一类人物虽然属于新生代,但他们缺少和外界观念的接触。孝武在从朱先生的书院回到村中后就被父亲安排成婚并前往山里的药铺独自生活,即便之后因为孝文的堕落被父亲召回村中继任族长,孝武依旧接触不到外来文化,他做的最大努力“修族谱”也是为了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孝义、兔娃则是连白鹿村都没出过,终生活在父辈的规矩中。顺承者们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过什么疑惑,也就无所谓认同。不出村的青年如井底之蛙,而一旦长期处在封闭氛围内的人与外界有了接触,便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惑,并寻找自己认同的身份。在身份认同中不同的态度,决定了同样是对原有身份产生怀疑也会发生不同的认同过程。在比较传统观念与新观念的过程中,将新观念置于优先位置却保留着一些传统观念,如白孝文、鹿兆海、白灵便属于适应者。他们接触到的新观念各不相同,白孝文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官僚思想、鹿兆海是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思想、白灵是解救穷苦人的革命思想。但他们对传统身份都有着不可割舍的部分,白孝文在衣锦还乡时“兄弟三人站在离他们最近的母亲坟前,白孝文叫了一声‘妈,就跌伏到坟头上,到这时他才动了真情”(17)。鹿兆海看似是革命军人,但实际他对父亲和故乡都有深切的感情,得知父亲被欺辱时,兆海二话不说提着枪去找岳维山,当他魂断他乡时,唯一的愿望便是葬于故土——生养他的白鹿原。与前面两者相比,白灵对于传统身份的不舍,是一种舍而不舍,一方面她无法放弃内心的革命理想,另一方面出于孝道、对家人的保护,让她把这份爱藏在心中不敢抒发。比适应者更为极端的便是陌路者,他们一旦认识到新观念中的先进性,便下决心与传统观念决裂。白鹿村的新生代,只有鹿兆鹏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一生都在为革命奔波。他不理会家长安排的婚事、不在乎长辈们的脸面,甚至在被岳父冷先生救出来后生出“天哪!倒不如让田福贤杀了我痛快!”(18)的感慨。无意识地接受传统观念容易,经过理性思考后再次认同传统观念很难,这就是黑娃的独特之处。黑娃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情,与他人之妻偷情、不顾父母私订终身、闹祠堂、砸“仁义碑”、加入叛军、落草为寇,而真正经历了人生后,黑娃却表现出对传统观念最深刻的认同,这使他成为传统观念真正的继承者。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白鹿村所具备的特定社会文化,便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书中的新生代对待白鹿村文化的认同程度,映射了当时中国新青年的身份认同状况。作者对白鹿原新生代的形象描写,自然而然出现了顺承者、适应者、陌路者和继承者,代表了当时中国青年在思想剧烈碰撞时期不同的身份认同选择。

综上所述,通过与老一代白鹿人的比较,新生代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精神弑父”倾向,进一步横向比较、挖掘白鹿原新生代后,可以发现作者在这些角色上寄托了他对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处境、传统身份与现代社会矛盾关系等问题的思考,能够让人们进一步感受到小说的魅力和作者的哲思。因此,笔者认为从新生代这一特殊群体着手来探索《白鹿原》中人物性格命运发展所展现的深层次艺术魅力是有必要且行之有效的。

注释:

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J].北京:文学评论.2009.06:85

朱寨.评《白鹿原》[J].长春:文艺争鸣.1994.03:59

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D].西北大学.2012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224

同上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303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北京:文学评论.1993.12:109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15-516

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J].西安:小说评论.1995.01:33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356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375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416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537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425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495

申霞艳.《白鹿原》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危机[J].北京:文学评论.2017.01:54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426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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