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意识对规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基于生猪环保饲料支付意愿的视角

王安邦，何 可，*，张俊飚

(1.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对畜禽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促使养殖业由家庭分散经营逐渐向规模化经营转变[1]，但与此同时对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2]。根据《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畜禽养殖业所排放的氮、磷总量分别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21.7%、37.9%，是我国主要的农业面源污染。针对畜禽养殖业污染的严峻现状，国家先后出台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规范、约束养殖户并督促其合理有效地处理养殖废弃物。为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指导和规范环境保护部门工作，生态环境部于2018年1月24日印发《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对畜禽养殖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畜禽养殖带来的污染及其防治具有显著外部性，因此如何将外部性内部化是当前政策工作的重点。

对于畜禽养殖污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预防治理，主要研究方向分为3种。一是养殖业污染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张晓华等[3]采用排污系数法，估算出2000—2015年四川省畜禽粪便及氮磷产生量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15年四川省畜禽粪便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畜禽粪便、氮、磷污染情况；黄美玲等[4]发现，除荆州市外湖北省内绝大部分地区实际养殖数量都已超过环境容量的50%，这些地区应严格控制畜禽养殖数量，采取污染物消减措施。二是畜禽规模养殖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畜禽粪污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即为代表。饶静等[5]研究表明，中等规模生猪养殖主体的资源化利用程度普遍较低，而小农的社会经济特性决定小规模生猪养殖主体和散户的资源化利用程度更高。三是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包括养殖主体对养殖污染认知、治理意愿和支付行为的研究。于超等[6]研究发现，生猪规模养殖户对清洁生产的认知水平在产前、产中、产后表现出显著差异，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清洁生产行为；刘雪芬等[7]对养殖户污染认知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养殖户对污染认知的程度普遍较低。不少学者以生猪、奶牛等畜禽养殖为例，分析畜禽规模养殖户污染防治意愿及无害化处理技术的采纳行为，发现户主受教育年限、环境意识、养殖收益、养殖规模及技术培训等成为影响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防治意愿及技术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8-9]。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养殖业排污权交易机制[10]与使用配方改良的饲料以减少畜禽粪便对环境的污染[11]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学界在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础，但已有文献尚有一定的局限：一是研究对象上，由于规模养殖户样本获取较困难，已有研究对象多以散养户为主，但规模化是畜禽养殖业的发展趋势，因而研究规模养殖户更具代表性；二是分析角度上，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养殖业产后环节的污染防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产前环节，尤其是有关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三是变量选择上，已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健康对养殖户行为意愿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健康意识对生猪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的影响，以期为生猪养殖业污染防控政策的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2.1 环保饲料定义

环保饲料，又称生态饲料，指能够降低畜禽粪便中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污染物的动物饲料，是利用精准营养技术配制，并添加天然植物促生长剂以替代抗生素和降低日粮中氮、磷、铜和锌等用量，分别提高断奶仔猪和生长猪的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的新型饲料[12]。造成畜禽养殖业污染的主要原因与饲养水平不高、饲料利用率低、抗生素滥用等因素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环保饲料可节约饲料资源，有效减少畜禽粪便中污染物含量，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效果。本研究所分析的环保饲料指在不影响生猪产量的前提下，养分组成均衡、利用率稳定、能降低生猪粪便中氮磷及其他微量元素排放的生猪饲料。

2.2 健康意识及其分类

健康意识(health consciousness)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一般指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程度[13]，刘宁宁等[14]指出健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比个体实际生理学健康状况更为重要。依据Gould等[15]的研究，本研究将健康意识变量分为以下3个维度：(1)健康现状感知(health state perception)，指规模养殖户基于自我感觉对现阶段身体状况做出的主观评价，不完全由身体有无疾病来决定，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相互影响，反映个体健康主客观各个层面的状态。(2)健康变化感知(health change perception)，指规模养殖户基于时间维度对过去自身健康状况与当前自身健康状况变化的比较认识，反映规模养殖户对自己客观身体健康状况变化的感知[16]。(3)健康关注程度(health concern)，指由外部条件、生活环境、性格等因素所引起的自身生理机能是否持续良好状态的关注程度[17]，可能导致规模养殖户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和保护环境意愿的差异。

2.3 健康意识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健康意识主要通过以下3种作用机理对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图1)。首先，根据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个体的健康行为不仅受信息源影响，更受健康认知的调控，个体根据不同的认知应用不同的应对模式或行为[18]。由于环境污染可能对健康造成威胁，高健康意识的个体更了解并关注自身的健康状态及其变化，相应地也可能更有动力去保持或改善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而关注环境问题。其次，健康关注程度较高的个体，会对环境污染给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敏感。根据我国现阶段情况，环境污染给人们生命与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人们亲环境行为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健康和他人健康的考虑[14]。换言之，高健康关注程度可能产生更强烈的亲环境行为意愿。第三，已有学者研究证实，环境问题对人们健康意识和行为带来较为直接的暗示[19]，因此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应该在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上有所体现。同时，也有陈晓红等[20]国内学者认为，健康意识越强的人会有更强的环境保护驱动。

图1 健康意识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实证模型设定

以探讨规模养殖户个人健康意识对其环保饲料支付意愿的影响为出发点，把规模养殖户“是否愿意采纳环保饲料与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作为因变量。规模养殖户的支付意愿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是否愿意为使用环保饲料付费，第二阶段是其对环保饲料的意愿支付水平(即投标值)。为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该模型包括2个方程：第一阶段为选择方程，采用Probit模型对影响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概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第二阶段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对前一阶段中愿意采纳环保饲料的样本的意愿支付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并纳入了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作为判断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否有效的变量。其中，第一阶段Probit模型公式如下：

p(zi=1|x1i)=Φ(x1iβ1)。

(1)

式(1)中，x1i表示影响规模养殖户是否愿意为环保饲料付费的因素，主要从健康现状感知、健康变化感知、健康关注程度、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认知特征等方面考察，β1代表相应变量的系数。同时，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zi为二值选择变量(取值为0或1)，只有zi=1时，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意愿支付水平才可被观察到。zi的决定方程为

(2)

由于规模养殖户在使用环保饲料时可能面临饲料成本一定程度的上升，故本研究假定所要估计的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意愿支付水平模型(第二阶段)如下：

yi=x2iβ2+ε2i。

(3)

式(3)中：yi为环保饲料的意愿支付水平，只有当zi=1时，其可被观察到；x2i为一系列影响规模养殖户意愿支付水平的解释变量；β2代表相应变量的系数；ε2i为该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ε2i～N(0,σ2),且假设ε1i与ε2i两者的相关系数corr(ε1i,ε2i)=ρ。进而在第一阶段选择使用环保饲料的样本条件期望值为：

=E(x2iβ2+ε2i|x1iβ1i+ε1i>0)

=E(x2iβ2+ε2i|ε1i>-x1iβ1i)

=x2iβ2+E(ε2i|ε1i>-x1iβ1i)

=x2iβ2+ρσλ(-x1iβ1i)。

(4)

3.2 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本研究选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8—9月对湖北省农村地区生猪规模养殖户(生猪出栏量在30头以上的养殖户[21])的调研数据。本次调查的抽样分别在武汉、咸宁、黄冈、荆门、荆州、潜江、仙桃、襄阳、宜昌等市各选取2～6个养殖大县(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则以镇或街道为单位抽取样本)，之后进一步在每个被调查区域中随机抽取8～10个生猪规模养殖户，共获得调查问卷410份，对主要内容缺失、信息前后矛盾的样本进行剔除，有效问卷402份。

3.3 样本基本特征

402个规模养殖户样本中，男性养殖户有376位，占比93.5%，与中国多以男性为户主的特征一致[22]。受访养殖户从事养殖业年限主要为5～15年，占比为77.5%；年龄集中在40～59岁，占比为72.4%，多为中老年人，符合我国农村现状[23]。受访规模养殖户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占比73.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3.4%，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3.2%。同时，有29.1%的受访养殖户加入了产业化组织。生猪养殖规模主要集中在50～500头之间，该区间样本数占比例86.8%；养殖场所在地与周边最近商业中心的平均距离为15.7 km，最远距离为100 km；生猪的平均饲养成本集中在1 100～1 800元·头-1，此区间占比为77.1%。

表1 规模养殖户样本基本特征

Table1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farmers

统计类别Statisticalcategory分类指标Classificationindex样本数Number比例Proportion/%受访养殖户性别Genderoffarmerinterviewed男Male37693.53女Female266.47受教育程度Educationlevel小学及以下Primaryschoolandbelow9423.38初中Juniormiddleschool18746.52高中Highschool10826.87大专及以上Collegeandabove133.23年龄Age≤3071.7430～396215.4240～4914636.3250～5914536.07≥604210.45家庭人口数Familypopulation≤251.243～634986.82≥74811.94生猪养殖规模Scaleofpigfarming≤50122.9951～20022054.73201～50012932.09≥5004210.45距最近商业中心距离≤1022355.47Distancefromthenearestbusinesscenter/km10～5015638.8150～100235.72每头生猪的饲养成本/元Feedingcostperpig/yuan≤100020.501001～150026265.171501～20006616.42≥2001297.21

3.4 变量设置

如表2所示，将变量分为因变量、核心自变量、控制变量3类。

3.4.1 因变量

为量化分析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将养殖户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及意愿支付水平作为衡量其采纳行为的指标。具体调查问题为“假如现有一种新型环保型饲料，能够降低生猪粪便中20%的有害成分，且不影响生猪正常生长，请问您愿意购买吗？”若回答“愿意”，则继续询问“请问您愿意在每头生猪饲料成本比现在最多增加多少(0～100%)的情况下，使用新饲料？”第1个问题对应因变量为支付意愿，第2个问题对应因变量为意愿支付水平。

3.4.2 核心自变量

将健康意识中的健康现状感知、健康变化感知与健康关注程度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量表测量借鉴了Gould[15]与陈晓红等[20]的研究。具体而言，对于健康现状感知，调查问题为“您目前的身体健康情况怎么样”，其对应选项为“不太好”“一般”“比较好”，依次分别赋值1～3分；在健康变化感知的度量上，调查问题为“您是否能够经常感知到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其选项为“较少”“一般”“较多”，依次分别赋值1～3分；对于健康关注程度，调查问题为“您是否会检查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其选项为“较少”“一般”“较多”，依次分别赋值1～3分。

3.4.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变量遗漏问题，将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家庭年总收入、家庭人口数量)、经营特征(生猪养殖规模、养猪年限、养殖场与商业中心的距离)和认知特征(环保饲料价值认知、环境保护认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在认知特征中，调查问题为“您认为合理的饲料配方，对减轻猪场环境污染的作用如何？”来衡量饲料价值认知，选项由“没有作用”到“作用非常大”，依次分别赋值1～5分；调查问题为“您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政策的了解程度如何？”来衡量饲料价值认知，选项由“很低”到“很高”，依次分别赋值1～5分。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2Variable mean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Variable赋值内容Value均值Mean标准差SD因变量Dependentvariable1.第一阶段Stageone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y1)不愿意Unwilling=0;愿意Willing=10.8120.3912.第二阶段Stagetwo支付意愿水平Willingnesstopaylevel(y2)愿意为使用新饲料在每头生猪饲料成本比现在最大增加量/%Willingnesstoincreasecostperpigfeedbythelargestamountfortheuseofnewfeed6.69012.803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1.健康意识Healthconsciousness健康现状感知Healthstateperception(x1)不太好Notwell=1;一般General=2;比较好Good=32.4080.576健康变化感知Healthchangeperception(x2)较少Seldom=1;一般Normal=2;较多Often=31.6320.676健康关注程度Healthconcern(x3)较少Seldom=1;一般Normal=2;较多Often=31.6190.617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1.个人特征Personalcharacteristics性别Gender(x4)男Male=1;女Female=00.3910.488年龄Age(x5)受访者实际年龄/岁Respondents actualage47.5309.224受教育年限Yearsofeducation(x6)受访者接受教育年限/年Respondents educationalyears8.7012.7172.家庭特征Familycharacteristics家庭人口数量Familysize(x7)实际值/(人·户-1)Actualvalue(personineveryfamily)4.9661.474家庭年收入Familyannualincome(x8)2016年家庭净收入的对数Logarithmofnethouseholdincomein20162.6170.7983.经营特征Managementcharacteristics生猪养殖规模Scaleofpigfarming(x9)养殖场现有生猪数量的对数Logarithmofthenumberoflivepigsinfarms2.3210.344养猪年限Pigraisingyears(x10)年Year8.8635.014与商业中心距离Distancefrombusinesscentre(x11)养殖场距商业中心的距离的对数Logarithmofthedistance2.9431.0494.认知特征Cognitivecharacteristics饲料价值认知Feedvaluecognition(x12)没有作用Noeffect=1;作用很小Verysmalleffect=2;有一定作用Acertaineffect=3;作用比较大Relativelylargeeffect=4;作用非常大Verylargeeffect=52.8340.828环境保护认知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gnition(x13)很低Verylow=1;较低Lower=2;一般General=3;较高Higher=4;很高Veryhigh=52.9880.889

4 结果与分析

4.1 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此次调查的402名受访规模养殖户中，愿意使用环保饲料并额外支付饲料成本的受访者占据数量优势。其中愿意为每头生猪饲料多支付0～10%的比重最高，养殖户平均愿为使用环保饲料多支付每头生猪饲料成本的6.69%。结合已有学者研究[24]，假定从仔猪到出栏每头生猪的饲料成本为700元，因此，受访养殖户环保饲料意愿支付水平均值为46.80元·头-1。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受访规模养殖户大多数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因而会倾向于选择使用对环境危害更小的饲料从事养殖活动。同时，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养殖户不得不考虑由此带来的养殖成本上升及利润空间紧缩，从而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较大程度地集中在一定的区间内。

同时，依据健康意识因素中健康现状感知、健康变化感知与健康关注程度分别对规模养殖户进行分组，对不同组别的样本环保饲料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不难看出，分组后的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组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初步发现规模养殖户对健康现状感知、健康变化感知及健康关注程度越高，其环保饲料支付意愿越强烈。

表3 自变量与因变量交叉分析

Table3Cross-analysis of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

4.2 实证分析

借助STATA 15.0计量软件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健康意识对环保饲料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方程(1)为基准模型，其中包含的解释变量为养殖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考虑到健康意识变量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在方程(2)中纳入健康现状感知、健康变化感知与健康关注程度3组数据。为尽可能控制遗留变量造成的偏误，在方程(3)中引入规模养殖户认知特征变量，包括环保饲料价值认知与环境保护认知两组数据。根据结果，方程(2)、方程(3)中的逆米尔斯比率显著，说明了存在选择性偏误，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可有效解决该问题。较之方程(1)，方程(2)方程(3)健康意识变量中健康变化感知与健康关注程度变量均显著，且总的来看，方程(3)对规模养殖户行为起到了更好的解释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接下来的分析主要依据方程(3)。

表4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

Table4Results of Heckman two-stage regression

项目Variable方程(1)Equation(1)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方程(2)Equation(2)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方程(3)Equation(3)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x10.023(0.145)-1.081(2.581)0.002(0.149)-1.558(1.721)x20.162(0.121)5.763∗∗(2.557)0.061(0.129)4.398∗∗∗(1.570)x30.410∗∗∗(0.135)-2.161(4.050)0.341∗∗(0.147)-0.497(2.281)x4-0.825∗(0.485)-2.813(6.276)-0.794(0.504)-2.543(6.776)-0.923∗(0.518)-1.464(4.376)x50.002(0.011)-0.107(0.168)0.002(0.011)-0.084(0.186)0.006(0.011)-0.069(0.125)x60.0622∗(0.035)-0.302(0.679)0.0611∗(0.036)-0.244(0.760)0.0725∗(0.038)-0.458(0.468)x7-0.146∗∗(0.057)-1.618(1.324)-0.137∗∗(0.059)-1.756(1.446)-0.161∗∗∗(0.062)-1.407(0.917)x80.116(0.139)-0.211(2.291)0.150(0.141)-0.120(2.648)0.170(0.149)-0.670(1.719)x9-0.451(0.323)1.313(5.565)-0.416(0.332)1.585(6.060)-0.412(0.346)2.942(3.878)x100.100∗∗∗(0.023)0.214(0.584)0.093∗∗∗(0.024)0.298(0.636)0.096∗∗∗(0.025)0.035(0.350)x11-0.140∗(0.080)-0.136(0.083)-0.095(0.088)x120.371∗∗∗(0.118)2.482(1.666)

续表4

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Waldchi2指检验模型整体参数显著性，Pro>chi2指Wald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值。下同。

The correspondingTvalue was in parentheses. ***， **， * respectively indicated that the data were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 5% and 10%.Waldchi2 refered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verall parameters of the model;Pro>chi2 refered to thePvalue of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Wald test. The same as below.

4.2.1 健康意识的影响

如表4所示，健康变化感知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即规模养殖户健康变化感知越强，能接受使用环保饲料带来的饲料成本上升额度越高，与陈晓红等[20]的研究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当规模养殖户越能感知到自身健康状况的改变时，会对环境污染给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敏感，相应地更有动力去保持或改善自身的健康状态并为减少污染而支付更多的资金。因而，本研究认为规模养殖户的健康变化感知程度对其环保饲料意愿支付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健康关注程度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即健康关注程度越高的养殖户越愿意使用环保饲料并为之付费。可能的解释是，环境污染给人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25]，关注自身健康状况的规模养殖户更希望改善工作及生活的环境条件并使用环保饲料来降低畜禽粪便中污染物的排放。上述结果也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较为近似，如Hwang[26]论证了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对其环保意识与生态属性认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表明，以健康意识为出发点研究规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意愿是成功的，健康意识的提高对以使用环保饲料为代表的规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及意愿起着重要作用。

4.2.2 养殖户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

如表4所示，养殖年限对环保饲料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从事养殖业时间越长，越关注养殖环境问题与改善途径。性别变量在方程(3)第一阶段中显著为负，即女性更愿意为环保饲料付费，与师硕等[27]学者的结论一致。家庭人口数量对环保饲料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反向作用，与Kassie等[28]的结论有相通之处。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占比越少，选择精细化处理畜禽粪便的概率就越低。本研究结果可解释为家庭总人口数越多，经济负担相对较大，从而降低了额外支出减少污染的意愿。在方程(3)第一阶段中，养殖户受教育年限显著，与Burton[29]发现一个采纳者的信息决定于其个人的禀赋，且其中教育程度较为重要的论述一致，国内学者吴林海等[30]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对养殖户而言，对养殖业污染的认知和减少污染的意愿均需要相关环保信息的支持，而信息的获得有赖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能促进环保投资。

4.3 差异性分析

根据前文回归结果，依据健康变化感知对样本进行分组，把健康变化感知测度中得分为“1”的划为低健康变化感知组，得分为“2”“3”的样本划入高健康变化感知组。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健康变化感知对不同群体规模养殖户的影响。如表5所示，相较于高健康变化感知组，低健康变化感知组性别变量在第一阶段负向显著，饲料价值认知在第二阶段正向显著。健康变化感知一般或较高组则表现出较大差异，其中受教育年限、养猪年限与饲料价值认知在第一阶段正向显著，家庭人口数量则表现出负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均在第二阶段负向显著，而生猪养殖规模则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总体而言，低健康变化感知组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更容易受到饲料价值认知的引导，而高健康变化感知组则明显地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此结果印证了健康变化感知不同的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及其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组间差异。

表5 基于健康变化感知的组间差异性检验

Table5Intergroup difference test based on health change perception

项目Variable低健康关注程度组Lowhealthconcerngroup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高健康关注程度组Highhealthconcerngroup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x4-5.226∗∗∗(2.027)1.077(2.014)-0.788(0.600)-2.608(7.684)x5-0.012(0.022)-0.103(0.066)0.014(0.014)-0.094(0.190)x60.014(0.070)-0.100(0.206)0.085∗(0.049)-1.558∗∗(0.781)x7-0.155(0.095)0.082(0.450)-0.190∗∗(0.088)-2.834∗(1.460)x8-0.096(0.279)0.647(0.879)0.278(0.201)-5.348∗(2.804)x9-0.485(0.592)-2.161(2.032)-0.309(0.478)18.16∗∗∗(6.464)x100.057(0.036)-0.066(0.147)0.126∗∗∗(0.043)-0.119(0.474)x11-0.268∗(0.163)0.044(0.113)x120.094(0.192)1.764∗∗∗(0.668)0.441∗∗∗(0.157)3.591(2.491)x13-0.239(0.173)-0.208(0.729)-0.106(0.161)-0.443(2.147)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Millsratio1.588(8.557)14.91∗(13.040)Waldchi220.34018.130Pro>chi20.0260.053

依据健康关注程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健康关注程度测度中得分为“1”的划为低健康关注程度组，得分为“2”“3”的样本划入高健康关注程度组。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健康关注程度对不同群体规模养殖户的影响。如表6所示，低健康关注程度组的家庭人口数量、生猪养殖规模在第一阶段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饲料价值认知则在第二阶段正向显著；高健康关注程度组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更明显，受教育程度和环境保护认知也相较于前一组有更显著的正向表现。总体而言，低健康关注程度组明显更易受家庭人口数量、生猪养殖规模的影响。高健康关注程度组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更容易受到环境保护认知的引导，规模养殖户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年收入带来的影响也更为显著。综上所述，健康关注程度不同的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及其水平的组间差异。

4.4 稳健性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造了健康意识(health，x0)这一变量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方法是对健康现状感知(health state perception)、健康变化感知(health change perception)与健康关注程度(health concern)3个维度的健康意识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选取第一主成分，该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4.37%，即解释了原有数据74.37%的信息。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造的健康意识变量纳入到方程(3)中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不难发现，健康意识变量在2个阶段均显著，且方向都为正。这一结果印证了前文主要结论，即健康意识有助于改善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并提升意愿支付水平，也体现出前文的回归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表6 基于健康关注程度的组间差异性检验

Table6Intergroup difference test based on health concern degree

项目Variable低健康关注程度组Lowhealthconcerngroup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高健康关注程度组Highhealthconcerngroup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x4-0.617(0.614)2.177(3.142)-0.993∗∗∗(1.515)-3.449(8.383)x50.006(0.018)0.022(0.110)0.016(0.013)0.008(0.243)x60.030(0.054)0.105(0.347)0.153∗∗∗(0.054)-0.435(1.017)x7-0.348∗∗∗(0.092)-0.483(0.809)-0.031(0.091)-1.871(1.416)x80.288(0.184)0.228(1.209)0.209(0.234)-2.103(3.557)x9-0.998∗∗∗(0.480)0.878(3.041)-0.593(0.506)9.481(7.796)x100.135∗∗∗(0.037)-0.274(0.228)0.076∗∗(0.034)-0.168(0.512)x110.111(0.128)-0.338∗∗(0.132)x120.326∗∗(0.156)1.343(0.991)0.306∗(0.175)2.338(2.680)x13-0.166(0.160)-0.338(0.976)0.267∗(0.155)-1.919(2.523)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Millsratio-0.711(6.121)27.330∗(17.940)Waldchi212.6306.080Pro>chi20.1450.109

表7 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健康意识变量的回归结果

Table7Constructing regression results of health consciousness variables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项目Variable健康关注程度Healthconcernlevel第一阶段Stageone第二阶段Stagetwox00.196∗∗(0.134)2.939∗(1.718)x4-0.949∗(0.508)-2.106(4.210)x50.007(0.011)-0.085(0.119)x60.074∗(0.038)-0.513(0.443)x7-0.175∗∗∗(0.061)-1.504∗(0.896)x80.170(0.149)-0.989(1.633)x9-0.428(0.341)2.729(3.716)x100.099∗∗∗(0.025)0.034(0.330)x11-0.088(0.087)

续表7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湖北省402户生猪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应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了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健康意识限制条件下规模养殖户为环保饲料意愿付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如下。第一，78.97%的受访规模养殖户愿意为环保饲料付费，且受访规模养殖户平均能接受生猪饲料成本最大上升额度为46.80元·头-1。第二，总体而言，健康意识中对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的影响均具有正效应，即对近年来自身健康状况变化感知较强烈、经常进行体检、对自身健康状况较为关心的规模养殖户更倾向于为环保饲料付费，且为使用环保饲料而接受饲料成本上升的程度越大。第三，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来看，健康变化感知较低的规模养殖户对环保饲料的支付意愿更容易受到饲料价值认知的引导，而健康变化感知较高的规模养殖户则明显地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健康关注程度偏高的规模养殖户更容易受到环境保护认知的引导，而健康关注程度较低的规模养殖户则更易受到家庭负担的限制。

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尽管多数规模养殖户愿意为环保饲料付费，但依旧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因而促进养殖户尤其是规模养殖户环保认知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可借助各类媒体、入户讲解等方式向养殖户进行宣传，积极引导养殖户采纳环保饲料。第二，针对健康意识会直接影响规模养殖户环保意识的规律，应由地方卫生部门与环保部门配合进行周期性的环境与健康知识下乡活动，要让广大养殖业从业者知道环境的恶化将会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健康，以健康宣讲机制促使养殖户环保习惯的养成，也可由地方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定期组织当地规模养殖户进行体检，从而提升其健康意识。第三，健康变化感知与健康重视程度限定条件下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表明，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有利于提高规模养殖户环保饲料支付意愿。对于健康变化感知较高的规模养殖户，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其进一步保持规模化养殖，而对于健康关注程度较高的规模养殖户，则应鼓励其主动接受更多文化或技术教育及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