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道·入师门

一生之中，往往会遇师无数。

但遇得明师，唯在机缘。

明师难遇，贵在心眼。非明眼人，遇却不如不遇。

如何识得明师？

明师未必是名师，但定是懂你之人。

拜入名門，细致入微的师徒之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

1930年农历七月四日，这天如吴牛喘月，炎热的天气原本就容易让人失了精神，雪上加霜的是大儒曾熙病逝于上海。噩耗传来，无疑让弟子张大千悲痛欲绝。他强打起精神，一边为料理恩师的后事而忙碌，一边安排从上海扶柩回曾师的老家湖南衡阳。

次年仲春，张大干终于顺利将先师灵柩埋葬于衡阳县界牌镇岘塘冲的青山绿水间。在墓旁，他用楠竹茅草搭起一座墓庐，以孝子礼守孝一个月，以敬恩师栽培之恩。细算起来，从1919年张大干由日本留学后回到上海，至守孝结束，光阴荏苒，十二个春秋匆匆流逝。当年经乡贤傅增湘介绍，与幺弟君绶同拜于衡阳名士曾熙门下，在上海河南路景兴里执弟子礼磕头拜师的场景，依然生动鲜活，仿佛就在昨日。

曾熙字季子、嗣元、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是近代杰出的书法家、画家、鉴藏家、教育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

1861年，曾熙出生于衡阳乡间的一个苦寒家庭。早年丧父的他天性聪颖，自小就理解母亲的养育之苦。为答母恩，他自强不息、勤奋好学，年甫弱冠，便考取了秀才。因诗文书法出众，受到了提学使的赏识，得到了入校经堂深造的机会，31岁（1891年）中举，43岁（1903年）进士及第。

入仕后，他创办了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今衡阳师范学院），兼任衡清师范学堂（今衡南一中）监督。宣统元年（1909年）担任湖南咨议局议员、副议长，并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政府的灭亡，丢了铁饭碗的曾熙便回到了衡阳乡间过起晴耕雨读的隐士生活。1915年应好友李瑞清（清道人，1867年至1920年）之邀，寄寓上海，凭借文士身份以鬻书画、卖诗文、授门徒为生，逐渐在海上画坛名声显赫，与李瑞清有“南曾北李”之誉。1916年6月16日的《申报》曾有一则题为《湘名士留沪鬻书》的报道：“衡阳曾农髯名熙，本湘中名士，工书法，高品节，与清道人齐名。客秋到沪鬻书，得其书者，莫不珍同拱璧。”

曾熙历经了晚清民国，由官宦转变为职业书画家，在传统儒学思想与新思潮、新文化双重影响下，成为当时上海滩鲜有的拥有士大夫特质的新文化人。他不仅学修深厚、诗文俱佳，更是一位有思想、有创新的书法大家。他提倡以金文作为学书入门，并主张以碑入帖，对近世书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以碑入帖，学魏碑而能得秀雅婉丽之美。他五体皆精，年六十始作画，用隶书笔意入画，不求形似，别有逸致。当时人认为曾熙书法有汉晋风骨，誉为“今之蔡中郎”。

1919年，大干入了曾熙门下，根据张母胎梦的梦意，曾熙给他取名爰，号季爰，潜心教授。曾熙对弟子各方面的关爱已远远超出普通的师徒关系。求道不久，大干的未婚妻谢舜华病逝。谢舜华原本是大干的表姐，自小一起玩耍，青梅竹马的感情让大千万念俱灰，曾想皈依佛门。曾熙见此悉心开导，并带他到黄山赏景散心，在教授书法之时，并晓以画理和鉴赏之道。这样的朝夕相伴，曾熙的忠厚品德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大干的心田，缓解了丧妻的伤痛。后来，大干父亲张怀忠过世，曾熙闻讯后亲自撰文并书《张怀忠先生家传》，对弟子的体恤关怀从点滴细处见真情。这种师生之谊的伦理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大干一生，对目后大风堂的师道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使大干转益众师、博采众长，1920年曾熙把他推荐到了自己好友李瑞清门下。大干追随曾、李二师，“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亦从其学画，努力从传统中进行鉴戒，汲取营养，以完善自己的艺术创造。李师酷好八大，曾师则好石涛。受二师影响，大干开始学画的同时，习八大画墨荷，效法石涛绘山水。曾、李两师看到大千勤学敏悟、才华横溢，甚是器重，将自己收藏的石涛、八大、青藤、白阳、唐寅等真迹无私的借给大干，希望他通过反复观赏、临摹、研究，在心手眼的结合中体会古人笔法、墨法、技法的高妙。通过二师的亲身教导，大干不断钻研学习八大、石涛的艺术，深得其中的堂奥。他仿八大、石涛画风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让民国诸位收藏大家为此频频打眼的故事成了后话。曾李二师对大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上海拜师，为他日后崛起于名家林立的民国艺苑、并成为一代大师做了历史的铺垫和艺术的奠基。而张大千对二位老师亦心存感恩，后来无论他迁居巴西、游走欧美还是最后定居于台湾，他的画室内一定悬挂着曾、李二师的书画。当时人在赞美他艺术成就之高时，他定会表达自己对先师的孺慕敬仰之情：“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穷源篆籀，临川衡阳二师所传”。

（文、图/王一竹）

从拜师到师父去世，我一直跟着他，是师兄弟中陪伴他时问最长的徒弟。我得到了师父的真传。

我自小就有文艺细胞，这可能跟家庭的影响有关系。我的母亲是个京剧票友，唱杨派老生，唱得有滋有味儿，年轻的时候能唱一出《四郎探母》，扮演杨延昭。我舅舅幽默、好逗、心灵手巧，胡琴拉得特别好。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们的大院里就经常开戏。尤其夏天，我八九岁的时候放学回家，院里就开了好几出戏啦。记得我一进院儿，舅舅就让我唱。那时候我就会唱“大队人马奔西城……”

后来我迷上了快板书，收音机里我的老师就是李润杰先生。家里没有收音机，我是在老师家里听入迷的。老师家里有广播报，播出李老的快板书的时间都登在报上。一到播出时间，我就到老师家里听。一年多，我居然把《隐身草》学会了，用嘴学着打板儿，小舌头十分灵活地打着板儿。我舅舅可能是怕我把舌头练坏了，花了八毛二分钱给我买了一副板儿。我居然无师自通地练会啦。我从家里唱到学校，从学校唱到剧场，从我的家乡小站唱到了当时的南郊区（现天津市津南区），从南郊唱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我当上文艺兵啦！

有了成绩不忘恩师

生于1950年的刘俊杰曾多次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1995年他与赵炎合作，以一段《找毛病》亮相春晚，颇受好评;1996年又创作了《谁有毛病》与唐杰忠合作再登春晚;2001年还是與唐杰忠，他创作《戏迷》第三次登上春晚舞台。人人都夸苏文茂有个好徒弟。虽然事业上有了成绩，但他始终不忘师恩，孝顺师父、师娘，直到二位老人去世。

记得当兵前的一个冬天，李润杰、常宝霆、王毓宝、韩俊卿等老艺术家到南郊慰问，我在南郊剧场的后台见到了李润杰，给他唱了一段。李老特别高兴，问我叫什么？我说叫“刘俊杰”，他同着所有人大声说：“你叫刘俊杰，我叫李润杰，咱俩是大杰小杰。”我记得，第二天的《今晚报》还登了消息《小学生刘俊杰见到收音机里的老师李润杰》。李老告诉我好好学习，初中毕业到曲艺团找他。

阴差阳错，后来我没找到李润杰，却成了相声名家苏文茂的徒弟。

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回到家乡小站，恰巧苏先生那时也在南郊，我们便有了见面的机会。从部队回来我当然是南郊的文艺骨干，经常搞业余演出，当时在南郊的文艺界老艺术家们有机会看我们的演出。

有一次，我演出了评书《妇女能顶半边天》。那是我跟河西文化馆李庆良老师学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演出完，文艺界的老师们到后台与大家见面。

唱评戏的陈佩华（小花玉兰）一把拉着我，走到苏先生跟前，瞪着一双笑眼说：“文茂，您收了这个徒弟，我看这小子是个角儿苗子！错不了。”苏先生是个不张扬的人，很是矜持，不轻易表态。那天比较特殊，他笑着走到我面前说：“你愿意跟我学相声吗？”我高兴地回答：“我愿意。”那个时间点是1971年的夏天。

从此我便跟师父学了相声，才发生了后面写的那些故事。

在南郊，师父给我量活，我们一起使过《挖宝》《好司务长》《答非所问》《汾河湾》《对春联》《灯谜》《宁波话》等。

师父是按着传统的方法口传心授，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教我，使我受益匪浅。在我们师兄弟中，我是跟师父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从1971年一直到2015年老爷子去世，我从没离开过他。我应该是得到师父真传的人。

（文、图/刘俊杰）

“师父”和“师傅”有何不同

“师父”和“师傅”两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因发音相同，所以大家平常很少去分别判断，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师父后边有个“父”字，相较于师傅，关系更亲近、更真挚，感情色彩更浓烈一些。徒弟对于传授技艺给自己的人，可以称师傅，也可以称师父，看关系亲密程度而定;没有师徒关系的时候，只适合称师傅，不适合称师父。师父是古代对老师的通称。俗话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在古代师生之间情同父子，学生通常把老师当作自己的第二任父母。但是有技艺的人称呼自己的时候，还是用师傅比较合适。

我走上今天这个职业，过程并不复杂，但存在很多机缘巧合，我庆幸有几位老师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去读美术中专。那时十几岁的我，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艺术家。虽然现在成为修复师，但我骨子里还是想做艺术家。相比较而言，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很难，而成为一个成熟的修复师更难。我走上今天这个职业，过程并不复杂，但存在很多机缘巧合，我庆幸有几位老师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初中时，我学习并不努力。自打上了中专以后，学习成绩基本在班里排在前列，这与中专老师对我时时的鼓励有关。在中专有两位专业课老师，教我们素描、色彩、速写、创作等，这是我在美术方面的启蒙老师。中专毕业后我打算考入一所美院，继续着自己的艺术理想。经家乡的一位老师介绍，1997年我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尹朝阳老师。在尹老师的考前班里，我学习了三年时间。

闵俊嵘，200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漆艺专业，201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漆器鉴定与研究专业方向。2004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至今，从事漆器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作，现为副研究馆员。已经做了15年修复工作，他丝毫没有感觉枯燥，反而觉得这个行业深不可测。

我的性格偏稳，不是经常有激情进发，所以画画也比较稳。有很多次创作后，尹老师都会让我看着他修改，他常常用半个小时将我的画完全覆盖，让我观察他创作的节奏。他说：“你这样画是不行的，你的画法只能适应考试，但并不是按照艺术家的方式去创作。”尹老师的这种培养对我来说很受益，但还是经历了两次高考失利。因为我想报考的中央美院版画系当时全国每年只招收7名学生，竞争非常激烈。两年多的时间，虽然我内心有些彷徨，但后来想想，这段时间尹老师给我打下的美术基础，特别是创作理念，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到了千禧年，一切似乎都是新的。一位考前班的师姐在上一年考上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漆艺系，给了我一些建议。而且以往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的考试时间都是重合的，恰好那一年没有重合。似乎一切都是命运使然。

那一年的秋天，我走进了清华美院的校园，也正式开始接触漆器和漆工艺。从十几岁就开始的艺术梦想，这一刻似乎即将实现。我们的学习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平面的漆画方向，一个是立体的漆器方向。

2000年，清华美院的漆艺和金属工艺两个系合并成立工艺美术系，又新添了纤维和玻璃两个专业。而专业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想学什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所以在校期间我积累了很多，尤其在造型训练上下了很大工夫。因为有了造型基础，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很大，从事雕塑或者绘画都可以。

在这里，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程向君，他的漆画创作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很成熟，在圈内影响力很大。另外一位是周剑石，在器物方面颇有造诣，早年留学日本，获得了两个学位，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修复的。他们将一些基础的工艺如漆画、漆塑、镶嵌等技巧传授给我。有了这些学习经历，才有了我后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经历。

（口述/闵俊嵘 整理/赵玉国 图/闵俊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