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较大城市消费现状及消费提升渠道研究

曹阳　蔡晓鹏

内容摘要：城市消费是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最稳定因素，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现行政府统计制度中反映商品消费的主要和重要指标。本文通过观察厦门市“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动，通过比对五个计划单列市2005-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历史数据资料，找寻其发展变化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为了加深对当前沿海较大城市消费形势的认识，寻找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主要因素，文章提取厦门、宁波等有特点的城市，就其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进行近二十年的多元回归分析，并应用模型量化方式分析城市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力，并就各项量化结果提出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法，提升城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多元线性回归   拉动城市消费

沿海较大城市消费拉动经济的走势和增长特点

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计算时，其中两个重要部分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即城市最终需求的总量规模、结构状况和增长速度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以最终消费主要是指居民消费为主拉动城市经济，还是以投资为主拉动城市经济，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有所侧重。从厦门市“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动来看，投资率从2005年的43.9%攀升至2007年的54.3%，是十二年间最高值，随后资本形成率开始降低，2013年降至36.1%，是十二年间最低值，之后又逐渐提高，2016年达到45.5%，起起落落，峰谷值相差18.2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率2005年为37.4%，2016年为39.0%，十二年间最低值出现在2009年（35.4%），最高值出现在2013年（39.6%），高低值仅相差3.6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始终低于投资但相对稳定，“十二五”期间拉动力有所增强但增势缓慢、根基薄弱。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现行政府统计制度中反映商品消费的主要且重要指标，并相对更为直观。由于2005-2016年跨越了“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计划，所以本文再对2005-2016年五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进行比较，五个计划单列市现行统计制度口径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呈现出三个比较明显的共同特点：第一，消费增长形势基本稳定。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2016年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15.0%、15.1%、15.5%、14.7%、13.0%，简单平均速度为14.7%，宁波最快，深圳最慢，最高增幅与最低增幅相差2.5个百分点。第二，消费增势普遍放缓。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十二五”年均增速比“十一五”分别低了4.04、4.03、3.15、8.00、4.47个百分点，宁波放缓速度最慢，厦门下滑最快。第三，消费增速均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2016年均递增速度分别高出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速度的3.7、3.9、5.3、4.2、7.6个百分点;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四个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2016年年均递增速度分别高出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速度的5.6、3.7、4.1、4.4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沿海较大城市居民收入的稳步上升为整体消费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虽呈现两位数增长态势但增长步伐放缓。沿海较大城市的城市消费没有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力量，近年来反而有削弱的趋势。

沿海较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响因素

拉动城市消费是发展城市经济的持久而重要的手段。通过引导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的方式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升级，进而“倒逼”投资品产业结构性改革，以新的消费需求结构确立有效投资和供给范围，促进产品升级，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同时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逐渐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助力城市经济转型。那如何充分有效地通过消费拉动城市经济？本文采取定量分析方式剖析沿海较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响因素，进而实现消费拉动经济的能力。

通過数据比较，五个计划单列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呈现特点也存在诸多差异性，如人均消费水平各不相同、城市消费集聚能力各不相同、消费总量与经济总量匹配度各不相同、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匹配度各不相同等。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宁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2016年年均递增速度最快，“十二五”年均增速比“十一五”放缓速度较慢，2016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水平最高;厦门“十二五”年均增速比“十一五”下滑最快，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低，高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最低。所以，本文选取了宁波、厦门两个城市为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之前五个计划单列市数据的排列分析，整理选择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个关系因子：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户存额、商品房销售额（二手房住宅销售额）、城镇居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旅游总收入，搜集整理了2000-2017年的历史数据，建立并应用适当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多角度比较分析两个城市消费及影响因子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探讨归纳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主要因素，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努力使城市经济向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模式转型。

厦门市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现为：

y=-437800+82.42x1+0.2458x2-0.02508x3-198.1x4-218.5x5+0.5863x6+4959x7

另标准化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现为：

y=0.2581x1+0.4211x2-0.008141x3-0.01505x4-0.03998x5+0.03081x6+0.3645x7

其中，y：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内住户存款余额;x3：二手房住宅销售额;x4：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x5：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x6：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00-2006年为行政管理费）;x7：旅游总收入。厦门市含七个变化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厦门市模型分析结果显现为：模型的选择与拟合较为成功，回归方程很显著，常数项不显著，方程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A7（旅游总收入）因子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非常非常显著，当A1-A6固定时，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加4959万元;A2（住户存款）因子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比较显著，当A1、A3-A7固定时，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内住户存款每增加1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加2458元。其它五个因子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并不显著，五个因子不显著程度由小到大排名为：A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A5（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A6（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A4（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A3（二手房住宅销售额）。

宁波市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现为：

y=-2782000+592.2x1+0.01382x2-0.1106x3-45.94x4-1133x5-3.152x6+12400x7

另标准化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现为：

y=0.7158x1+0.02102x2-0.04313x3-0.001109x4-0.08709x5-0.1166x6+0.5019x7

其中，y：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内住户存款余额;x3：房地产企业商品房住宅销售额;x4：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x5：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x6：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00-2006年为行政管理费）;x7：旅游总收入。宁波市含七个变化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宁波市模型分析结果显现为：模型的选择与拟合较为成功，回归方程很显著，常数项显著，方程式参考价值较高。A7（旅游总收入）、A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A6（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三个因子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非常显著，从标准化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看，在各因子同时产生影响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程度大于旅游总收入影响程度;当其它因素固定时，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加1.2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加592.2万元，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1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减少3.152万元;A5（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因子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显著，但是呈现反向影响，当其它因素固定时，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每增加1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减少1133万元。其它三个因子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并不显著，三个因子不显著程度由小到大排名为：A3﹙房地产企业商品房住宅销售额﹚、A2（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内住户存款）与A4（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两个模型分析结果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沿海较大城市的旅游收入能够较大地、有效地带动当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二，城市居民收入的稳步增加或未来生活安稳收入增加的心理预期都会促进活跃当地消费品市场;第三，商品房住宅对居民形成的高成本负担从长远来看抑制了消费上升空间，但对沿海较大城市影响程度不显著，沿海较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居民购房支出是无法依赖减少消费而实现的，庞大的住房销售额对居民日常消费总额不形成较大的挤占性;第四，城市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虽然拉升了居民服务类消费，但教育方面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低收入人群生活负担，导致消费能力减弱，挤压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五，城市的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基本建设和资本性支出较大，形成固定资本的项目较多，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较小，或者，工资福利补助形成最终消费较少，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呈现反向拉动，反之正向拉动;第六，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由于社会医疗总消费的相对固定性与不可取代性，以及保健消费群体的相对局限性，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影响极不显著。

沿海较大城市消费提升渠道

（一）多方带动打造区域性消费中心

利用交通特别是高铁迅猛发展带来的便利，不断强化城市区域性消费中心地位，形成对周边城市的消费吸引力，如厦门在积极推动厦漳泉龙区域同城化的同时，在深化闽西南五市、闽粤赣十三市区域合作的同时，提升城市品位，宣传推广城市，促成区域消费中心的形成。

常住人口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以旅游促消费来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必然之路，尤其是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的九大主要任务，包括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推进“厕所革命”、构建国民旅游休闲网络、惠民便民等。各个城市都拥有各自的旅游特色产品体系，有滨海旅游、商贸旅游、休闲旅游、海峡旅游、闽南旅游等，可以通过开发旅游产品，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可以依托自然景观开发自然风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进而带动消费增长，提高非常住人口的社會消费品零售总额。如厦门可以利用外省临时来厦人员赴金门、澎湖团队旅游、72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设计厦门精品旅游线路，吸引省内外企业单位或人员来厦公务、旅游。

文化产业、会展产业对消费的效应也逐渐彰显。数据显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美国达到31%，日本达到20%，欧洲平均在10%-15%之间，2016年厦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5.22%，东部沿海城市仍需加大文化产业、会展产业等发展步伐，加大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

（二）构建城市特色消费格局

“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大城市（较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城镇）的“同城化”。在这一模式下，实现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区域内的大城市（较大城市）可以在规划主定位上构建消费大格局，以独具的城市特色引领消费差异化发展新格局，实现城市消费规模效应，反过来又以消费助推大城市（较大城市）主定位进阶发展。例如，厦门是构建“陆丝”和“海丝”无缝对接的重要陆海空枢纽城市，是对台交流合作战略支点，可以鼓励逐步形成“陆丝”、“海丝”国家、台湾地区商品小型集散地、异域文化消费圈、对台研学旅行交流基地;厦门定位区域性赛事中心城市，参赛观赛也需要系列配套消费。

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利用电子商务进行农副产品的销售趋势，狠抓区域协同发展，完善“城市网”一体化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体系。一是货源有质量优势，以周边城市特产、当地农产品、土特产为主，定位于城市的中小超市，从产地直接进货，或推广农村电商“网订店取”，商品从产地到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最终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终端服务，为消费者带来物美价廉、方便快捷的购物体验;二是为农户产品提供新的销售渠道，满足农户销售需求，解决即时销售问题。增加城市消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再拉动消费，“互联网+农业”将叠加拉动消费。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際消费倾向的提高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因此，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一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才有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崭新局面;二是全面持续的教育，尤其是发展适应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职业教育、职场继续教育;三是全面促进流动，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加注重纵向流动;四是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筑牢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五是把能力建设放在扶贫首位;六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四）适当调整统计制度

零售额是指售给个人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对填报对象即贸易企业来说，需要区分购买对象包括城乡居民和各类企业等购买商品的最终用途，实际操作有一定难度。因此，一是重新构建消费统计指标体系。注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统计，并单列公布其中的居民人均购买服务消费指标，推进服务性消费统计的测算;同时，增加设置人均网络购买指标及其八大支出分类，便于利用各项人均数推算地方总体消费;弱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统计，将之调整为在地贸易业企业（单位）销售额统计，包括在地贸易业企业（单位）线上线下汇总统计，便于掌握地方贸易业企业（单位）经营情况，以及地方商品流通情况与本地产品市场占有情况。二是扩充互联网消费相关指标。消费统计指标总体系加快引入大数据参与汇总。三是政府发展考核加重居民收入及消费考核占比。

（五）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

新消费发展潜力巨大。城市消费需求的偏好已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等，包括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咨询等各式领域消费。消费结构正逐步由商品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商品性消费并重转变，服务型消费延展消费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将是居民新的消费增长点。

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顺应个性化消费趋势，鼓励营造复合式文化场合等新消费模式;逐步推动服务消费成为城市消费升级的“领头羊”。

发展新经济满足消费升级。互联网消费前景无限，新一代年轻人迥异于以前任何一代，工作内外都在数字化联通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未来5-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可以进入教育、医疗、金融、交通、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行业;既要促成传统消费产业嫁接互联网，又要培育电子竞技等各式新消费产业，关注90后、00后关注的全国电子竞技大赛（NEST）、中国电子竞技大会（CIG）等，将网络消费转化为在地消费。

（六）营造优良宏观消费环境

城市消费要在商品品质、消费环境、诚信氛围、销售体验等方面创出优势。

海外消费快速增长，不断挤占国内消费空间。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以中高端消费品为主的阶段过渡。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加大城市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强调发展个性化品牌、商品;培育老字号做强做大;改造提升城市农贸市场，整治美化购物环境甚至可以形成旅游景点等;鼓励优质电商发展“新零售”，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运营方式，将电商的经验和优势发挥到实体零售中，让消费者既能得到线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优势，又能享受电商一样的价格。网购虚假仍是主要问题，会员制消费资金风险大、权益无保障，针对老年人的私人养生健康服务存在推销诈骗现象等。商家、平台、消费者都不在一个地方，消费却依然可以实现，这是互联网经济的魅力，但也给消费维权和监管带来了种种难题，要与时俱进地维护与完善消费领域信用建设，同时对消费者数据提供隐私保护。

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的顺利推进，消费者日益富足起来，城市经济新消费主力军泛90后消费观念更加开放，高消费倾向将带动整体消费提升。这几年居民的文化产品、体育产品、通信产品消费较大幅度增长，旅游等服务性消费也十分旺盛。从人口因素来看，二胎政策利好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向好趋势日益明显，消费方方面面的改变将助推城市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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