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艺术与文化传承

何建华 钱汉东

《江山胜迹——钱汉东中华名胜题刻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本书中的120件碑匾作品，是作者从他为各地名胜古迹题写的200余件作品中遴选出来的，时间跨度整整50年。20余万字的解析文稿，用散文的笔触描述了这些名胜古迹独特的文化地位和艺术价值。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何建华与作者是青年时代就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老同事，在本书付梓之际，围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碑刻艺术与文化传承话题，二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何：你的新著《江山胜迹——钱汉东中华名胜题刻选》的出版，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令人高兴。大著集书法碑刻与学术研究为一体，融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为一炉，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的空白，实现了千百年来文人骚客追求的梦想。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向往和追求的是八个字：“著书立说，树碑立传。”

钱：感恩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感恩我父母的悉心督教，感恩江南文化奠定人、先祖钱武肃王的荫护，感恩上海这块滋润、培育我成长的沃土，更感恩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为我提供了用笔墨情怀报效社稷、赞美祖国大好江山的机遇。

去年我作为上海老知青代表，应邀参加安徽宿州市新汴河博物馆开馆仪式。展厅中央的一幅大型立体图，再现当年新汴河徐岗切岭建设的宏伟场景。让我意外的是，我17岁时书写的巨幅标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竟然出现在那珍贵的历史画面上。字很大，每个二米见方。这是我最早的书法作品，虽稚拙，但在我心里却很珍贵。隔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样一种特殊场合与之谋面，感慨万千。少年时临碑读帖，对汉碑唐帖顶礼膜拜;而后到祖国各地名胜游览，对先贤留下的碑刻匾额昂首瞻仰。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很早就深深植入我的心田里，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萌芽并茁壮地成长起来，企盼着有一天我也能用拙艺来点缀江山胜迹。

中华文化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即使经历极大磨难，遭遇无数曲折，但只要民族存在，强大的文化基因必然会复兴。我遇上了文化浩劫时代，也幸运地赶上中华文化传承复兴之盛世，被推倒的石碑重新竖立起来，被毁坏的匾额又庄严地悬挂上去，一切遭到破坏的历史文物正在逐步地恢复，人们心中有价值的事物是不会轻易地被抛弃的。我从心底里感怀伟大的时代，作为文人，我们应当留下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迹，所以有了这本《江山胜迹》。

●   碑刻传承中华文化功不可没

何：中华最早的文字符号凿刻在崖壁上，画在古陶器上。到3000年前甲骨文出现，有了文字记载，中华历史文脉生生不息流传至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奇迹。中华汉字各体俱备，显示了泱泱大国古老文化的辉煌，其中碑刻在文化保存、传承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钱：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石刻文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绢帛与纸都无法保存很久。早期文化历史是依靠摩崖石刻、石碑、青铜彝器等得以保存。人们现在看到的古帖，大都是从石刻上拓下来的，尤其是早期文献。石鼓文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系四言诗，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献，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内容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前不久上海图书馆举办石鼓文拓本展，我两度专程去观赏，大饱眼福。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是其中之一。近代书画家吴昌硕临写石鼓，别具一格，影响后人。

摩崖石刻出现较早，与别的石刻相比，其不同之处是往往刻于风景名胜之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巡游天下，他最不放心的是齐楚两国，认为齐楚是秦国最大的隐患，故立六块碑刻，欲镇齐楚二地。在秦皇岛、泰山、会稽山诸地留下的碑刻，由丞相李斯书写，这大概是最早的碑刻。东汉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之后，封燕然山，勒石记功。“勒石燕然”成为后世功臣名将向往的功业巅峰。而后文人骚客、达官政要也选择在名胜古迹的摩崖上题刻，抒发情怀，装点江山，成为后世美谈。

今人看到颜真卿等书家的字迹，不少是从石刻上拓下来的。刻帖这类石刻艺术，大概始于宋代，有人将分散在各地的、刻在石头上的名家字迹搜集起来，制成拓本。有时为方便别人看，则干脆把名家的墨迹再翻刻到石上。古代江南不少有钱人喜欢在自己家里建碑廊，碑上刻着很多名家的书法作品，可用来观赏，也可以去拓，于是就出现了一本本的法帖集。

●   为陈万里立碑开启“一纪”碑刻之路

何：碑与匾都是中华民族具有标识性的核心文化之一。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高高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金光闪闪的题书，背面周总理的题书，令人心生景仰。在故宫观赏宫殿中悬匾挂联的书法艺术，帝王的治国方略和人文理想，让人浮想联翩。2007年你在浙江龙泉为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撰文并书碑，这应该是你最早书写的碑吧。当时，我看了你写的四言诗碑文，感觉准确得体，文辞优美，故印象特别深刻。古人将12年称为“一纪”，在这“一纪”中你题写了200余件匾碑，是否可以说为陈万里立碑开启了你“一纪”碑刻之路？

钱：正如你所说，碑石匾额是中国核心文化标识之一。匾额，堪称古建筑的点睛之笔，是华夏文明的一种体现。匾额广泛存在于宫殿、寺院、民居、园林、商铺等地的醒目之处。匾额相传源于中原河洛文化，汉代已经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以匾额作为表彰。《后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我见过的最早的匾额为宋代木质匾额。中国古老匾额诗文凝练，书法精湛，寓意深远，融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为一体，集字、印、雕、色之大成，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旨在崇功祖德、笃行励志。人们徜徉于古街老坊，观赏庙堂店铺匾额楹联，犹如走进书法艺术的殿堂。

古代碑刻主要有三類：最常见的是墓碑，树立在坟墓前，小一点的叫“墓碣”，大一点的叫“神道碑”。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之人方可立碑。汉代弘扬孝道，故汉碑留下的较多。但开山取石刻碑浪费颇大，请名人撰文凿刻，文章又大都为溢美之词，史料价值不高。东汉末年，曹操开始禁碑，从建安年间开始，直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都奉行禁碑制度。第二类为工程碑。古代修建某个重大工程，国家建成一条道路或造一座桥梁，修复一段城墙或一座城门，会立工程碑，主要起记事与纪念作用。第三类是功德碑，用以歌颂官员或先贤的功德。

为陈万里先生立碑书文属于第三类。建华兄，当时你在《文汇报》主事，我们共同策划纪念陈万里先生的活动。我代表北京故宫、文汇报社、龙泉市政府起草碑文并书写。这是我撰书的第一碑，树立于龙泉大窑村。为陈万里立碑，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有效地推广了龙泉青瓷。龙泉青瓷，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已被评为世界“非遗”项目，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陶瓷类“非遗”项目，成为国人的荣耀。我的碑刻之路，就是从龙泉起步的，因缘机遇，对我的人生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   返本开新，弘扬庙堂文化

何：这部题刻选里的作品内容丰富深厚，碑文、匾额、楹联等大都是你自己创作的，从内容到形式，遵循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礼制，显示了你的国学底子和文化素养。可以说，如今能撰写这么赏心悦目而又符合规制，还努力做到与时俱进、不落俗套的作品的学人不多了。汉东兄，记得你曾经说过，在为中国出宣纸的地方——安徽宣城的地标谢脁楼题联时，当地人拟请你书写李白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觉得不合适，认为李白的梦想“欲上青天揽明月”更为切合时代：如今飞船上天，遨游苍穹;南水北调，北方诸多城市已经饮用上长江之水;反腐倡廉，扫黑除恶，建设海晏河清的社会，自不必再言愁矣。于是撰联道：“余登谢公楼大兴古今之慨，特用诗仙诗意，转进一解，为联并题词曰：‘水道按需而通，抽刀何起江湖恨;青天凭智可上，举酒真当慷慨歌。”谢脁楼毕竟是“江南四大名楼”之一，你的返本开新，深得当地文化人的认可。

钱：碑刻匾额是属于庙堂之上的文化，它由历史、民俗及习惯诸多因素积淀而成，有一定的格式规制，不能流于宽松自由。如今碑匾内容虽不像旧时代那么讲究，但基本格式还是应遵循而不能随意改变。如题匾应从右到左，落款要小于题词内容，现在不少书家从左到右写就不合规制了。碑文一般用文言文，古时不用标点，但今人读文言文有点困难，如无标点，难以看懂，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此，现在写碑文特意加上标点，郭沫若也是这么做的。

题匾书联的内容要符合当地的人文自然环境。如我为故乡江藻雁宿湖湖心亭题名为“报春亭”，因为这亭是由乡贤柴汉峰兄出资建造的，算是他对家乡的报恩吧。明代进士钱时宗贤因母年迈无法上杭州进香，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曾在雁宿湖仿造西湖十景，有报“三春晖”之意，于是，我题碑名为“西湖遗韵”。碑记虽用骈文，但尽量少用生僻字和典故，以帮助一般游人读懂当地的历史文化。离雁宿湖半里地处是“西施北上第一村”钱池村，故我将弯曲石桥题名为“西子曲桥”。又如为峨眉山万年寺的观音宝殿撰联，我也颇费心思。观世音是受世人敬仰的菩萨，她普济众生，为民众救苦救难，深受爱戴。我撰联意欲突出观世音菩萨的标志物：“紫竹林”与“白莲座”，开始写的是“众生”，后来觉得“苍生”面更广，包括一切生灵。斟酌再三，楹联定稿为“紫竹林中解忧患，白莲座上度苍生”。此联简洁明了却意蕴深厚，好读易记，受到僧人和游客的喜爱。

●   读书临帖，修身养性，贵在做人

何：这部题刻选主要的书体是行书，也有少量的隶书，书风遒劲秀丽，秉承中华传统主流书法艺术风格“二王”精髓，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显示了你较好的艺术修养和文化造诣。当代书坛弥散着某种以狂怪为创新、视丑恶为美观的恶俗之习，将祖先创造的优美书法艺术糟蹋得不堪入目，为专家学者与社会大众所诟病。在你所题写的碑匾中，我们看到了晋人的风骨、唐人的风采、宋人的儒雅，作品释放出的浓浓书卷气，给人带来返璞归真的清新亲和之美感。汉东兄，能说说你对书法艺术的认知吗？

钱：我的职业是编辑，业余爱好为田野考古、学术研究，也写点文学作品。写毛笔字是忙中偷闲，没有功利心。年轻时写信常用毛笔文言写，因与众不同而受人尊重。有时在工作中遭遇不快，晚上沏一杯清茶，写上二三小时毛笔字，气消、理顺、心安。如得一本好帖欣赏一番，更是乐以忘忧。我在黄冈东坡赤壁作演讲时说，苏老夫子经历过无数磨难，他高超的书画才艺帮他释放了压抑的情绪。我少时练过书法，年轻时有幸得到名师任政先生的点拨。在任先生那里，我从点画入手，整整三年，像小学生一样练习，夯实基础。

在我的印象里，任政先生的勤奋无人可及，我每次去交作业或是拜访，见他老人家总在不停地书写。有一天，任老先生对我讲，你可以临王羲之的《兰亭序》，亦可参照明代文徵明一三五临《兰亭序》、二四六临《圣教序》，交叉习字。在临帖过程中，我发现郭沫若否定《兰亭》的存在是悖论，曾写信加以批驳，我的理由是唐代怀仁集《圣教序》时，采用不少《兰亭序》中的字。唐代离东晋并不远，不会误选的。我还临写颜鲁公《祭侄文稿》、怀素《自叙帖》，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作品。我觉得二王的字有点偏扁，书写时故意将字略微拉长些，更显其舒展。步入中年后我创办并主编一本发行量超过20万册的杂志，工作更加繁忙，临帖时间越来越少，但读帖时间并不少，总是利用短暂空隙时间信手翻翻，用手比划比划。此外，我常到各地田野考古，看到名碑总会仔细欣赏，观察其运笔，琢磨其笔势、腕力之重轻，常有心得。徜徉在西安等各地的碑林，也总会有意外收获。

何：关于书法创新问题世人都很关注。现在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几乎没有时间去临池摹帖，书法人才面临稀缺，学写文言文、歌赋诗词更是难上加难。台湾地区政要钱復先生之所以评价这部碑刻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亦反映了他對中华传统文化断层现象的忧虑之情，值得深思。

钱：关于书法创新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的先人已经将汉字的各种造型推到了几乎完美无缺的地步。娟秀的二王，雄壮的颜体，险峻的欧字，刚劲的柳体，宋徽宗的瘦金体等，先人的勤奋、才智、生活环境等，后人无法企及。俗话道：若要巧，欧套赵，借鉴欧阳询和赵孟頫，然后加上自己的个性和学养，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继承中求变化，当代大家沈尹默、于右任诸贤概莫能外。读书临帖，修身养性，贵在做人，字要写得端端正正，人要做得堂堂正正。

我题碑书匾，也形成了自己的面孔。我的书法并没有什么创新，都是从先贤处继承过来的，可以说，大部分字都可找到出处。如一个“年”字，不同的书家就有不同的写法，王羲之《建安灵柩帖》、怀素《小草千字文》、徐浩《朱巨川告身》、苏轼《洞庭》《中山》两赋、米芾《与魏泰唱和诗》、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等写法不一，各具风采。后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加以选择性借鉴，如借王羲之的头，用苏轼的身，留米芾的脚，这样“年”就变成了你的啦。有时候发现某个字特别难写，反复书写总不满意，这时不妨借鉴先贤早已摆好的造型。“立志勿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贤难”，这是我学书的感慨和对先贤的由衷感恩。

至于钱復宗长的话，是对我的偏爱和鼓励。“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个历史趋势无法改变。当下社会文化多元了，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文言文、诗词歌赋内容丰富，能够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要用这类古老文体进行创作就更难。写好毛笔字也非易事，不下十年八载工夫，入门都困难。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书法，喜欢国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   与“中华四大佛教圣地”结缘

何：中国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架构了中华传统文化。你能为中华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及九华山题匾写联，实在是意义非凡！你在题书过程中，对佛教文化有何新的认识，对自身修心养性有何帮助？

钱：中华佛教圣地五臺山、普陀山、峨眉山及九华山，我先后多次前往朝拜，大自然的造化使名山大川风光旖旎、奇幻静谧，身处名山大川，世俗浮躁的心灵得以安宁，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加宽广深刻。我热爱佛教文化并景仰无比，能为四大佛教圣地题匾写联，是我一生的荣幸。先祖钱武肃王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把美丽的江南建成了东南佛国。其孙钱弘俶的国师为高僧德韶，为避免生灵涂炭，“纳土归宋”，实现祖国统一。我未曾谋面的祖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听长辈讲，她上香吃素做好事，一生行善积德，还用祖传针灸救过不少人的性命。

在我眼里，释迦牟尼更像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的人文思想博大精深。我读过一些经书，也抄写过《心经》。那些苦行僧经过漫长的丝绸之路，千辛万苦将佛教引入中土，落地生根，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儒释道并举，构成大中华主流文化，实在是功德之举。

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大藏经》共8418卷，总计5600多万字，可用两个词来概括即“有无”“随缘”。为中华四大佛教圣地题匾写联，我心存敬畏，并有缘认真拜读四大菩萨的经书。文殊菩萨的大智，观音菩萨的大慈，普贤菩萨的大行，地藏菩萨的大愿，让我大受教益。拯救劳苦大众，普度众生，是他们的理想追求，他们为此而发下宏愿誓词，更让人顶礼膜拜。佛教的意义就是让众生解惑开悟、断除烦恼、觉行圆满。世人无知，不明因果，事实证明因果是客观存在的。行善积德，平静心安，只有经历“小我、大我、无我”的过程，人生才算功德圆满。中华文化的确了不起，儒教修身，道教养生，佛教化心。人们在得与失、进与退之间，总可以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找到让心灵慰藉之涵养。学习佛教文化，让我心神宁静，宠辱不惊，从容地面对人世间的各种纷扰。

●   为打造诸暨新地标献计出力

何：谁不说咱家乡好！热爱故乡故土，是人类特有的天性，乡土乡情释放演绎出沁人心脾的“乡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快速推进，大批青壮年离乡背井来到城市打工生活，古老乡村的民居被轰鸣的推土机所吞噬，乡村消失或者日渐破落残败萧条起来，情感上的“乡愁”变成现实中的“愁乡”。多年来，你一直饱含深情，以赤子之心建设自己的故乡，并将用自己的才艺、拍卖藏品、演说讲课挣来的“碎银”，悉数捐赠给故乡诸暨的文化事业建设。比如，江藻镇一个脏乱的大塘，经改造成为风光旖旎的雁宿湖，成为诸暨的新地标。再比如，挖掘故乡钱池村的西施历史文化，使这个村庄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在这部著作中，你还专门辟出专栏介绍为诸暨题写的碑匾。你为故乡付出的心血和智慧令人感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多次应邀随同你前往诸暨考察，深切地感受到故乡亲友对你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热爱。

钱：诸暨是我的故乡。我从小接受父母热爱家乡的教诲及故乡的文化熏陶，虽为在上海长大的第二代移民，仍对故乡诸暨怀有深情。

诸暨地处浙江中部，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古越人具有不屈不挠的斗志、不畏艰险的基因，这在作为古越后裔的诸暨人身上得到遗传。抗战时有俚语道：“中国人怕日本佬的飞机，日本佬怕中国的诸暨。”当年日寇侵略诸暨，遭到刚烈的诸暨人的空前抵抗，甚至被伏击歼灭，日寇小部队常常有去无回。诸暨人让日寇胆战心惊，不敢轻举妄动。今日诸暨人依旧秉承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新时代创造出新的奇迹。

拙作中收录几十通为故乡题写的碑匾。西施殿为诸暨著名的人文景观，我为那里题写“苎萝亭”，在碑廊中，还有我题书的《五律·咏西施》诗碑;诸暨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当数五泄瀑布，我书写的“五泄奇观”四个大字被雕刻在入口处的崖壁上。多年来，我先后为江藻镇钱池、店口镇三江口、安华镇新州、大唐镇袜都、牌头镇古越国遗址、赵家镇孝文化公园、枫桥镇杨氏宗祠、草塔古镇、同山镇边氏宗祠、应店街南孟故里等几十处文化遗址写碑书匾，希望有更多读者了解我的故乡，并去诸暨观光旅游，领略西施故里的古老文化和越国古都的自然风光。

其实，我对故乡的贡献微不足道，只是在完成家父的遗愿，他老人家希望我为故乡做点事。家父14岁那年，家乡钱池水灾，家道中落，只身来沪当学徒。他一生讲着硬邦邦的诸暨话，每年春节总带我和兄弟去老家省亲，培养我们对故乡的感情。最后，他老人家落叶归根，长眠于故土。他希望我们后代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故乡，忘了故乡人。现在，每逢清明，我必率舍弟儿孙浩浩荡荡回故乡上坟。当地政府非常关心我们，也为我提供了为故乡诸暨发展献计献策献力的机会。作为诸暨学人有报效故乡的机会，让我无比欣慰。

●   石碑拓片是中华文明璀璨星光的有机组成

何：碑匾拓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发明。晚清民国时，碑拓被称为“黑老虎”，雅趣盎然，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鲁迅先生就对“黑老虎”乐此不疲，收有不少藏品。汉东兄，你题匾、写碑、书联，亦拓下了不少新的拓片，有的还做成了拓本，很有古韵。我最喜欢的是你题写的东坡赤壁碑拓，運笔的牵丝飞白展现得清晰自然。清代金石学兴盛，一代代金石学家对出土的碑拓古文字进行考释，如吴大澂《古籀补》等成书，金石学成为一门显学。

钱：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有了纸张，才有可能去为摩崖石刻、碑文匾额制作拓片。拓片是我国古老而独特的传统技艺，它使用宣纸和墨汁，将石碑、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拷贝下来。可以说，拓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复印技术，也是记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人们把石刻当作一种文献史料，因为石刻里面涉及的内容很丰富。如研究文学的人，可以从石刻里面找到《全唐诗》没有收录的诗，《全宋诗》《全宋词》没收录的诗词，从中获得很多历史文化知识，也可学习石刻上的书法艺术。古代文人学士游览名山大川，往往喜欢留个名，刻上某年某月某日与某人同游的词句。这种题名、题咏、题刻，宋代以后特别多。我见过最早的拓片是宋拓本，由此前推唐代也应该有，但没有宋代那么多。

欧阳修喜欢搜集石刻拓本，因他地位高、朋友多，收集的拓本非常多。在展读拓本时，每有感慨，他就写上几笔题跋，还专门编了一本《集古录》。在书里他感慨道：“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留名呢？”文人希望借助石刻这种文献形式，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某人到过此地。古代人之所以要题名题咏，除了标记自己的行踪，很多时候是看中石刻历史记忆的功能，希望后人借助石刻记住自己，金石永年。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这方面格外用心，他们搜集拓本，查书核对，写题跋，编写成《金石录》，比较新旧《唐书》和石刻的异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明代已有金石家经常带着拓工寻碑。明代关中的赵崡就专门带着拓工去访碑，看到好碑，就让拓工去拓。金石家要求拓工拓十份，可以互相交换，这样一下子就流传开来。到了清代，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北京、苏州的古玩店都卖拓本。晚清有的拓工专门受金石家的委托，到处去拓碑，同样的内容一般拓多份，送去寄卖。好的拓本，多年以后还散发着墨的芳香。石刻本身是文物，拓本虽为纸本也是宝物。宋代拓本极为珍贵，明清拓本现在也很昂贵。

我早年学习书法得益于临碑帖。父亲将临柳公权的《玄秘塔》和欧阳询的《九成宫》碑帖，作为我们兄弟的日课，临摹时稍有马虎就会被罚重写。学隶书倒是我自己的选择，尤其喜欢东汉《曹全碑》《张迁碑》等。它们分别是飘逸秀丽和雄强朴实的代表，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丰厚挺拔，且碑文内容生动，文采一流，也是学习文言的好教材。

石碑和拓片绵延记录着大至社会变迁、小如个体哀乐，是古人保存和流传文化的一种方式，是中华文明璀璨星光的有机组成。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一天，石碑和拓片的生命就不会消亡。“树碑立传”体现了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也是我撰写拙作的缘由。

何：记得10多年前去西藏，在从拉萨到日喀则蜿蜒崎岖的行车途中，我们一行停车歇脚。陪同前行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阿沛·晋源指着路边一块齐人高的巨石，对我大发感慨：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上亿万年时光了，它就这样静静地立在那儿，相比之下，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啊！是的，人的一生极其短暂，靠着代际传承追求并实现着永恒，而这种永恒的力量无疑在于强大的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看，汉东兄喜爱并践行碑刻艺术，久久为功，取得斩获，让自己的书法墨宝、诗文楹联与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及自己的故乡融为一体，是一件穿越时空的壮举。

钱：《江山胜迹》的出版实现了我10多年的心愿。端午节有一个重要内容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屈原一生喜爱兰花，写下不少赏兰佳句。我曾写过《咏兰》诗：“空谷台荒，金兰飘香;素心依旧，根盘草旁。吟风怀月，写影云窗;赏音何处？自在含芳。”它表达了我的情怀和追求。文化接续，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意识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