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中宋丽玲的性别身份解读

许丹

摘要：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现理论”，不难发现《蝴蝶君》中宋丽玲的性别身份在这部剧中保持了模糊的不确定性。然而，由于伽里玛和社会氛围的压力，宋丽玲的性别身份被歧视和拒绝，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通过解构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本文试图指出实现新的性别认同和平等的意义。

关键词：宋丽玲;性别认同;不确定性

朱迪思·巴特勒在“性别表现理论”中提出，性征是人出生时无法改变的，但性征不一定决定性别。性别，是一种后天有可塑性的、可变性的文化建构;并且主体的性别身份不一定是固定的，有可能是不稳定的[1]。正如她所说，性别是具有表演性的。这一理论对于解构《蝴蝶君》中存在的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黄哲伦这部著名的戏剧中，宋丽玲在不同场合呈现出了相应的性别特质。为了执行任务而表演出的女性身份，和自我真实的性别倾向，两者矛盾地存在于主体的意识当中，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宋的形象。

一、宋的女性社会性别

從精神分析层面看，性别身份是建立在“幻象”上的幻想[2]。巴特勒用这一概念消除了性别起源这种说法;而性别戏仿是主体对另外人物的模仿和产出。她认为“这种永久的流离失所构成了身份的流动性，暗示着语境重构的开放态度。”[3]换句话说，性别身份的确认可以根据社会或文化的需要实现不同的结果。“宋丽玲”是巴特勒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古典歌剧传统中，男人可以扮演女人。迪格塔尼认为“女人毕竟是女人，但男人可以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女人。”[4]这种对歌剧演员的身份判定给了伽里玛一种最初的错觉。宋通过着装、行为、态度等迷惑住了伽里玛。然而，对宋自己来说，他却拥有着男性的体征和发自内心的男性自信。他所创作的只是一个欺骗伽里玛的幻象。

宋通过女性的着装，在这些西方人和他的中国伙伴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女人的角色。他出现在德国大使的房子里表演“蝴蝶夫人”，身上的日本和服第一次吸引了伽里玛，蝴蝶的妆容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女性的象征。在伽里玛的心中，认为“这个优雅细腻的女孩”应该在他的怀抱中，受到男性力量的保护;而在情侣关系中，宋留着长发（假发），总是穿着女人的衣服，无论是伽里玛来观看表演或是出现在家中，他总是穿着不同种类的女装：比如20年代的黑色礼服、透明的晨衣。在异性恋的社会里，宋的外貌对男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的吸引，也得到了来自于女人的嫉妒（认可）。他的同事秦无法忍受宋在交谈时的女性化外表。她说：“你穿了件女人的衣服。而且，每次我来这里，你都穿着女人的衣服。这是因为你是个戏子？或者是别的什么？”[5]

相反，在故事的结尾，宋向公众展示了他的阳刚之气。在法庭上，当他清洁了自己的脸，穿着剪裁考究的西装时，让他的爱人大吃一惊。没有人相信宋与伽里玛之间的荒诞故事，因为宋有着鲜明的男子气概。他除去身上的外衣，伽里玛才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宋是男性。蝴蝶的幻想最终被宋的男性体征所打破。

语言可以在一个人出生后构建不同的性别世界。一个婴儿被赋予男孩或女孩的名字，然后在不同的性别语言中开始他/她的生活。巴特勒坚持认为，语言有能力塑造社会性别，也能够造成伤害[6]。根据宋的国籍，他很了解中国传统女性;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男人，他也了解伽里玛脑中对东方的刻板思想。因此，从表面上看，宋更注重能让爱人满意的语言。伽里玛以自我为中心，想要征服和控制被他视为蝴蝶的宋。他的行为强烈又令人压抑，而宋知道扮演相反的角色——被动而顺从。他不大声说话，对他的爱人表现出软弱和自卑。宋在信中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多愁善感：“有时候我恨你，有时候我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想念你。”“你的粗暴无礼难以置信。我不应该得到这样残忍的对待。不要打电话来麻烦我。我将把你关在门外。”[7]宋一直用自己的语言演绎着伽里玛的蝴蝶幻象。当被求婚时，宋说“她”不值得。他假意满足了伽里玛幻想中不对等的东方思想，即东方女人总是渴望嫁给一个在黄种人中应该受到崇拜的白人男子。

然而，在挖掘了这个故事的深层含义之后，不难看出，宋在伪装下始终表现出男子气概。一开始，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女人，甚至伽里玛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其次，宋始终牵着这个可怜的法国人的鼻子走。在法庭上，宋对伽里玛做出了同样的判决：“她的嘴里说不，但她的眼睛却说是。从内心深处，西方相信，东方在骨子里想要被支配——因为一个女人不可能独立思考。”[8]这段话揭示了伽里玛潜移默化中的被动地位，嘲笑他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宋隐藏自己的间谍身份反而意味着他在两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中，男人总是占据着领导地位和发言权。巴特勒说过，性别行为需要一种重复的表演，就像其他仪式性的社会戏剧一样[9]。宋的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正是他自身通过装扮和语言的反复重演而对剧中角色社会性别的一种极大的颠覆和重构。

二、宋的男性自我认知性别

主流社会中，一个人必须表现出异性恋的倾向，否则将不能被大众所接受。《蝴蝶君》剧本中，性别身份认同是由主流的异性恋社会所决定和承认的，在一段关系中应该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其他类型的恋人关系是被禁止的，也会被他人歧视。伽里玛和他保持了20多年的关系，他们的性行为是同性别之间的，虽然伽里玛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宋的潜意识里，他男性的控制力和领导性也能证明他对伽里玛的爱。无论是利用间谍任务来掩盖自己特殊的心理状态，还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成为一名与伽里玛过分亲昵的恋人，都已无法区分。一方面，宋成功地欺骗了伽里玛等白人;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是政治和社会偏见的受害者。他爱情的悲剧性结局源于两个因素：社会和他所爱的人。

性的内在愉悦被文化和社会的需要所重构。在福柯看来，不能简单地判断人类在社会中受到法律和伦理的约束之前所获得的身体上的愉悦是否有错[10]。在异性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其他类型都将是他者，受到公众的歧视。因此，宋别无选择，只能扮演一个女人来完成他的间谍任务。根据宋和同事秦的多次对话，能够窥见剧中所设置的政治环境的特殊，而工作的束缚总是压在宋的肩上，他没有权利拒绝这项任务。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必须对外消除自身所持的男性性别特征。然而，获得政治情报并不能使他受到别人的尊重和优待。事实上，他的同事经常为与歌剧演员共事而感到羞愧。在秦看来，作为女人的表演让宋完全失去了男子气概，而和另一个男人保持关系更是令人恶心和无法忍受的。

巴特勒提到弗洛伊德的文化邏辑时说过，性别是通过异性恋的定位来实现和稳定的，对异性恋的威胁成为对主体本身性别的威胁[11]。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相同性别之间欲望的恐惧可能源于被社会理解为女性化，抹杀男性气质。在巴特勒看来，男人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这种身份，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落魄者。这一点在伽里玛的身上体现的非常直观。从很多观察可以看出他对爱人的多疑：低沉的声音，抽烟，不穿衣服做爱……这可能是由于他刻板的东方主义印象，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潜意识地拒绝面对这些疑问。因此根据他的态度，宋必须以女人的身份去表演，以满足爱人的需要。在剧本最后的争论中，宋和伽里玛互相暴露了自己的态度和问题。宋摧毁了爱人最后的心理防线，让他接受了自己是男性的事实。而伽里玛的话也将宋推向了悬崖：他承认他只是爱上了蝴蝶这样一个幻象，他拒绝接受宋的真实身体性别。至此，宋也不相信伽里玛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他们两者都打破了自己的恋爱幻想。

三、结语

在政治压力和伽里玛的“盲目性”下，宋丽玲不得不以女性的身份重复表演，隐藏自己的男子气概。他作为女性的性别被外界视为是脆弱的，但他却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这一“虚拟”身份。在宋的意识中，性别身份是难以确定的。女性和男性身份都确实存在，并且在他的体内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宋的形象只是矛盾冲突和性别悲剧的象征。直到最后，黄哲伦才给这个角色取了一个真实的名字。《蝴蝶君》剧本中的戏剧性和矛盾性有助于我们发现男性与女性这种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局限性，解构性别对立的刻板印象;从而助力现实社会，实现一种新的平等，这种平等并不是由简单的男性或女性性别身份作为主导来决定的，而是多元的、流动的、与时俱进的。

参考文献：

[1][2][3][6][9][10]Butler， Judith.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London： Routledge，1990：142;175;176;116;178;125.

[4]Digaetani，John Louis.M.Butterfly：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Henry Hwang.Tulane Drama Review 33.3（Fall 1989）：146.

[5][7][8]黄哲伦.蝴蝶君[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6;56;129.

[11]Butler， Judith.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