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革命叙事下爱情话语的时代语境

李娜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中表现了革命的冲击下年轻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与抉择，但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革命叙事下的爱情话语却有着诸多不同，其受到文学界的评论态度也不同。本文结合时代语境探析爱情话语不同的原因之下也试图理清时代主流意识与作品叙事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革命叙事；爱情话语；时代语境；《白鹿原》

一、《白鹿原》中爱情话语的个人性

《白鹿原》的诞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白家与鹿家的明争暗斗为主线，描写了关中地区白鹿原上从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白鹿原》里的中华文化精神所培养出来的人格美及白鹿原上的风俗习惯让人着迷，更引人注意的是作者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爱情话语里对性的大胆描写。文本开篇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接着便是写白嘉轩与七个女人的性。《白鹿原》里关于爱情与革命的话语是田小娥与黑娃、白孝文与小翠，白灵与鹿兆海、鹿兆鹏等。当田小娥还是作为郭举人的小妾时，黑娃与她相遇，陈忠实在描写相遇的“爱情”时，用了大量的性诱惑与性描写：

田小娥借机摔倒“你扶我进去躺一会儿就没事了。”“你给用拳头捶几下就好了”“黑娃你真笨！你轻轻揉一揉。”，“你该叫我姐姐......娥儿姐”，“她突然往上一蹿，咬住他的嘴唇。他就感到她的舌头进入他的口腔，他咬住那个无与伦比的舌头.......”[1]

初尝了“爱情”的甜蜜之后，黑娃便又尝到了身体轰然爆裂的欢悦。陈忠实又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黑娃与田小娥之间的性。

最后黑娃带着被休后的田小娥返回白鹿原，但此时的田小娥已然是“二茬子女人”了，违背了传统文化的“妻为夫纲”的教条，因此不被白鹿原上的人认可，作为新媳妇的田小娥已然不能进祠堂拜列祖列宗，只得和黑娃在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安家下来。在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中，他们对彼此身体的需求与欢愉是对封建礼教的一次革命。他们大胆地跟随者内心本能的冲动，不再恪守着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不顾人们的反对勇敢地在一起，只是此时的爱情不再是五四时期男女为在一起冲破封建礼教的精神恋爱，而更多的是性的欢愉与需求，然而陈忠实对田小娥与黑娃的性描写并没有遭到批评，反而作为“人欲、人性的象征”获得了赞赏。黑娃与小娥如干柴烈火的勾搭成奸“并不使人感到邪恶，是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得到释放和舒展”[3]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说“田小娥和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闷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4]，甚至有人称黑娃与小娥的爱情是“宗法社会中放射出现代性意识的光芒”[5]。在田小娥与白孝文的性爱中，白孝文穿上裤子就行了，脱下裤子就不行的喜剧性折射的却是传统道德对人的约束与压抑，而当他被乡约族规处罚后便恢复了男人的雄性之后，陈忠实也大量地运用语言对白孝文“不要脸”后的性爱欢愉进行描写：

太阳光从窑垴楞坎上一道树梢上，直到窑里完全黑暗下来，俩人都没有离开火坑，一次又一次走向欢愉的峰巅，一次又一次从峰巅跌下舒悦的谷底，随之又酝酿着再一次登峰造极......[1]

陈忠实之所以写了白孝文恢复雄性后的欢悦场面，是对“长期的性压抑造成变相的阉割”[6]的一种反抗。白灵与鹿兆海的爱情与革命，起初是爱情决定了革命，鼓舞了他们共同参加革命，在参加革命之时抛硬币来决定入“国”还是入“共”，发展到感情的后期，革命又决定了他们的恋爱，由于政见的不同，爱情在未走入婚姻的殿堂时便夭折了。之后，白灵爱上了共产党员鹿兆鹏并与其进行了灵与肉的高度的结合。白灵与国民党鹿兆海相恋因党派政见不同最终分开而与共产党人鹿兆鹏结合与《三家巷》周炳的恋爱经历相似，似乎继承了十七年文学的阶级论写作，但也有不同。严肃的党派选择却以小孩子似的抛硬币决定，国名党员鹿兆海死后被当作英雄“荣归故里”，共产党白灵却被“自己人”活埋，这些都是对阶级论的解构，但并未遭到当时学者的批评，相反，这些阶级阵线敌我不分的描写是“符合现实实际和历史真实的”，是“生活的辩证法，克服了短视的政治局限性”[3]。为何陈忠实敢于在《白鹿原》中大胆地涉及到性的描写，而且出版之后非但未遭到批评，反而赢得评论界的认可，“出奇出色”[3]，“对肉身的重新理解和关照”[4]都是对性描写的肯定，这些都与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语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到了90年代，思想自由的氛围更是浓厚，因此陈忠实在自由的时代氛围里才会将笔触及人的潜意识深处，涉及以往不能涉及的“禁区”；从文学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阶级论、庸俗认识论等开始瓦解，文化学，民俗学的兴起推动了历史书写朝着真实的方向发展，外国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的传入使得作家们开始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文本表达方式来对以往的写作进行拆解，一种全面的解构与颠覆开始在文学中出现，原先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叙事，外部的历史再现转向内部的历史体验。到90年代，个人化写作更加明显，作家的写作不再带有特定的责任与使命，更多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启蒙，阶级全都被解构，更多的是人性的本能与复杂，于是在《白鹿原》中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对与错。

二、结束语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革命叙事下的爱情话语折射出的时代语境呢？或许杰姆逊的话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读”，它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如果我们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们所起的具体的历史作用的话，我们必须在这种文化革命的语境之中来看待他们的成就和失败”[8]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2]阎纲.《白鹿原》的征服[J].小说评论，1993，第10期，22页。

[3]蒋福泉.谈《白鹿原》的力度与特色[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26頁。

[4]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第12期112页。

[5]付建舟.对《白鹿原》的性爱解读[J].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47页。

[6]段建军.羞涩、遮蔽与阉割——《白鹿原》的文化解读[J].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7]黄子平.革命·性 ·长篇小说[M]∥“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C]、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