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之困

李芳

青年作家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漂流瓶》，延续了其首部作品知识分子理想之困的主题。作者诗性语言营造的诗意语境更为这样的困苦增添了对比性的忧伤。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困顿似乎从来就是高悬理想人格作家们永不停止的自我审视与书写命题，追溯至钱钟书先生的名作《围城》，便是此类无解命题的集中体现，笔者试将《漂流瓶》与《围城》二者所表现的知识分子精神围城进行粗浅的对比阐释。

“瓶”和“城”的类似意象

“瓶”和“城”都具将人包裹之功能，这样的意象常常用以表达人之困苦、困顿、无力摆脱等状态，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就是这类意象的代表。

在《漂流瓶》和《围城》中都刻画了一个主人公事业理想实现过程中的“圍城”，虽然在《漂流瓶》中缺少像《围城》那样直接点明题旨的刻意描绘，但实际上许上游每一个人生阶段，尤其是在杨溪民族中学支教的经历，都遭遇了让其失意的“瓶颈”。

在他支教所在的杨溪民族中学，以金大运为首的当地教师围起了许上游、司马佳等人的城。由于在这围城下的理念差异，许上游语文教学的素质拓展难以施展，司马佳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理想也不能实现。为了将许上游等人划定在民族中学的权力之外，金大运等人玩弄权术，以退为进，许上游的单纯，司马佳的激进都在金大运等人的覆雨翻云中败下阵来，许上游被派去扫盲。司马佳调任地区团委书记，表面的升迁却意味着她教育理想的破灭，她丧失了坚守理想的阵地。而许上游在六沟垅乡的扫盲经历则更体现了他在基层官僚主义风气下的一筹莫展，雷长虎和王明学设定的种种扫盲骗局让许上游无法苟同，他只能再一次成为他们保住权力、名声的牺牲品。

《围城》中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一群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所构置的围城中举步维艰，并在种种作用力的合力下败走麦城，被迫离开了三闾大学。

二书在表现主人公逼仄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围城”显得相似，许上游和方鸿渐来到杨溪民族中学和三闾大学和都源于逃避爱情未果的事实，满腔热情却在周围人一步步的苦心经营中逐渐遗失，二人做的只能是有限范围内的反抗，并且在周围铜墙铁壁的环境中如同以卵击石，在力量悬殊的这种对抗中，许上游和方鸿渐只能走向同样的结局——退出“围城”，做失意的逃兵。他们的共通点在于与生俱来的良知和后天教育所形成的理想人格几乎就注定了他们最后的结局，无论过程如何，他们无法避免“出走”的命运。

漂流的状态与被围的城

无论是《漂流瓶》还是《围城》，他们都体现了主人公在精神上的虚无与无力感。许上游拥有典型的诗意人格，他面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展现其无根性。去杨溪民族中学支教乃司马佳蛊惑，后来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去做文物生意，成功之后变卖公司赋闲在家，他种种选择毫无审慎感，而是一个漂流者，轻易地随他人的辗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正是这种无根性造成了他精神的空虚，他才始终若有所失，永不停歇想要追寻某种其实并不存在的理想家园。

而《围城》中的方鸿渐在由围起来的城中，抑郁如囹圄，突奔如困兽，他是个矛盾体，正直又软弱，善良又虚伪，冲动又无力，偶尔玩世不恭，他在精神上与许上游殊途同归地走上了漂流的状态，只是他走进走出一个个“围城”时，内心的冲突是巨大的，而非许上游式的默然与宁静。相类似的地方在于，他人生的转折时常是和赵辛楣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赵辛楣的依附就如许上游式的无根漂流。

精神流放者展现出漂流或依附的状态，人生方向的不明确，导致了其困苦，但内心深处对世界的态度和其性格的结合，又职能继续造成他们的漂流境地，形成恶性循环，在他们身上，这是无法解决的终极性命题。

精神之困的社会背景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和确认的。每个人的自身意义和价值都显现在与他人的对应关系上，建立关系的成与败，意味着自身追求的成与败。“任何悲剧冲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②

许上游理想的难以实现，是与整个社会物质化的趋势紧密相关的，与许上游相对应的葛南燕便是这种趋势的代言人。葛南燕的疯狂敛财、无止境的色欲、大胆的权钱交易使他成为时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前提是他符合了社会的价值观。而许上游一直保持对于诗歌和纯真心灵的坚守，在杨溪民族中学，金大运、蔡文科等人与他的语文教学理念产生了剧烈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为高考机制与素养语文教学的矛盾。在六沟垅乡，他的认真也是和基层官僚主义风气的对抗。尤其在与几位女性的交流中，更体现了他的诗性心灵。在坚守中，许上游也时刻感受到自己与现实的种种冲突，当初恋情人亮亮成为别人的情妇时，给他的精神人格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抹他心里的白月光也随波逐流在这样的物质世界里，因此他才更加体会到瑛子的美好，坚定瑛子是自己唯一之灵魂伴侣。曾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与其自身的纯真秉性使许上游能在物欲横流中保持岿然不动，但社会急剧变迁，加之自身理想在残酷现实中屡屡受挫，从而加剧其诗性心灵的痛苦。当他依靠文物生意敛财成功，他依然空虚，他反而寻觅不到生活的方向了。

而方鸿渐处在西学东渐的过渡时期，西方的现代文明逐渐渗透到有着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积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来了。方鸿渐接受了中西两种迥异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东西两种文化在方鸿渐身上体现出的是既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宁静超脱的境界，又没有拥抱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与物相争的精神。两种文化在方鸿渐身上渐成人生态度的矛盾，体现出双重人格特征，导致他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归宿，只能在“围城”中如困兽般四处奔突，自我沉沦。

反观许上游所处的现代社会，其实和方鸿渐所处的时代具有某种同质性，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处在多元分离的状况，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在政治、经济上迅速强大的现代性愿望相纠缠，并且在纠缠中，传统价值体系逐渐失去创造功能，中国长期以来确立的价值准则和社会秩序都处在激烈的变动和摇摆中，社会信仰、价值观念发生一系列的混杂错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诗意与坚守逐渐缺乏立于之上的根基才导致了许上游的痛苦，他变为社会中少数的精英主义分子，不容许任何事物玷污其营造的内心理想世界，虽然他及其葛南燕下海从商的经历实质上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面对急进又开放的中国商品社会做出的某种集体选择的缩影，但在全面城镇化进程中，许上游的内心对于美好的坚守和致富后对于自身状态的反思，还是将他与葛南燕区分开来。陶渊明有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当他得知葛南燕的死讯，他便愈加意识到狂飙突进的时代犹如陶渊明笔下人性的樊笼，回到朴素的生活原点才能使生活成为永恒。于是，有了他为杨溪民族中学捐款50万和再次回到这里执教的举动。

结 语

我们发现，许上游和方鸿渐的经历实际上代表了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折射的精神之苦，这正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命题，有自觉自省意识的人面对失望的世界时，他永远是痛苦的。一如卡夫卡笔下人类总是处于异化和莫可名状的恐惧之中。在事业、理想、爱情的种种选择中都经历很多心灵的磨难，却依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地。

从方鸿渐到许上游，一代代作家不断执着创作着这样充满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知识分子形象，可见这种特质的困惑一直横亘于作家眼前，而作家们往往也是这类群体其中之一，而许上游们所处之时代相比方鸿渐们，他们的地位、功能更加被社会边缘化了，因而他们内心对于理想的坚守、美好的呼唤更显得布满荆棘。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正是因为充满理想与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社会的文明薪火才得以一直流传，世界才不断进步，不论它的速度是快或慢。这样的群体值得我们最真诚、最高尚的崇拜。

注释：

① 纪怀民、陆贵山等 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233页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第一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