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民主的双刃剑效应与复合解决方案

朱炳坤 佟德志

没有人怀疑，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全面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同样，抛开民主形式的差异，人们也不会怀疑，我们正处在一个民主时代。尽管还有一些批评和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几乎获得了全人类的普遍认可。那么，当代社会这两大潮流，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冲突呢？本文试图就当代信息社会环境下，媒体对民主的双刃剑效应加以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媒体对民主的正向推进机制

民主需要媒体来完成政治传播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媒体本身就是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民主得以运转的基本要素。所以，任何一个完整的民主理论体系都不会忽视媒体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民主理论家都非常重视政治传播。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闻名学界的“强民主”概念，就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标准值系统用来评估民主协商的质量与民主政治中的公民参与。在多头政体理论当中，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的标准。根据达尔的标准：一方面，公民有权表达自己对广泛的政治事务的批评，包括对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不必担心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公民有权通过不同的渠道，接受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信息，并由相关的法律保障这是可行的。[1]在《论民主》一书中，达尔提出大规模民主需要六项政治制度，其也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等类似的论述。

在政治实践当中，媒体是健康民主的空气。杰斐逊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明确指出，“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2]在当代西方，人们习惯将媒体视为“第四种权力”，也有人将新闻记者视为“无冕之王”。尽管人们并不是都同意这些看法，但是，笔者还是认为，在媒体与民主互动的理想关系中，媒体会发挥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动员功能、监督功能、说服功能、平台功能等多种功能，进而完成对民主的支持。这些功能如果能够发挥并运转顺畅，民主生存所需要的政治公共空间就会得到保障。民主需要“一个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允许人们参与决策，同时人们可以获得媒体和其他可以用于发声的信息网络。”[3]

第一，媒体具有信息功能。媒体的信息功能主要以公民为对象，向公民提供政治生活需要的信息。现代国家的公民参与民主政治，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公民的知情权。现代国家的公民不可能亲身经历全国发生的事情，只能是通过媒体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同时，媒体也有责任告知公民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的信息功能是媒体作用于民主的最基础的功能，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政治参与。保尔·马丁(Paul Martin)认为，媒体对政治事件的负面新闻报道可以塑造公民对集体问题的认识和对政治的兴趣，以刺激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民众直接关注政治的积极性并不高，民众在大众媒体报道的新闻可能引发全国性问题的时候会对政治表示格外的关切。通过研究1974年全国大选，马丁发现，在民众从媒体处获得更多国家处于动荡中的信息时，民众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4]

第二，媒体具有教育功能。公民关注媒体，不仅获得了政治知识，同时还会在政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价值观，形成某种意识形态。通过传递民主规范和民主价值，媒体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媒体在微观层面上能够起到满足个人心理需求的作用[5]，这个层面上，媒体对于人们的社会化具有积极意义。在民主政治中，媒体在公民社会化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民主政治知识，并让受众在日后更易于参与到民主生活中。玛格丽特·康威(Margaret Conway)通过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对于处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儿童关于政治知识、政党选举体制等态度有显著影响。[6]而且媒体成为了儿童民主政治知识主要来源，家庭、学校等其他社会化场域对于儿童获取民主政治态度和观念的影响，均没有新闻媒体影响力大。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等直观性新闻传播形式，是年轻人们接触政治世界的第一座桥梁。[7]更为有利的是，媒体有助于在新兴民主政体中构建社会共识。“媒体还可以帮助建立和平与社会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民主就会受到威胁。媒体可以为调解、代表和发言提供辩论的团体机制，以便他们能够和平解决分歧。”[8]

第三，媒体具有动员功能。如果说信息功能和教育功能还停留在认识层面的话，那么媒体的动员功能则直接指向民主的行为层面。媒体向公民传递信息能够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动员作用。在发达民主国家政治参与逐渐式微的当代社会，媒体依旧发挥着动员选民，尤其是动员年轻选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媒体传递的动员性信息会促进人际之间的政治讨论，而这正是“民主的灵魂”。因为“在公共事务领域，新闻媒体受众会根据动员性信息(mobilizing information)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影响政治的过程中表达他们的态度”[9]。动员性信息在媒体自由越是充分的地方，越会激发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皮特·莱森(Peter Leeson)通过梳理世界60个国家的媒体自由度和选民投票率发现，在媒体受到监控少，而且媒体私有化程度高的国家中，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所具备的知识和积极性都更高。[10]因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充分的信息透明，在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中信息流动更加频繁，而对媒体管控更少则意味着公民更有机会获得多元化的动员性信息，从而使得公民更容易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实践中。

第四，媒体具有监督功能。如果说前三个功能主要针对公民的话，那么媒体的监督功能则是针对权力主体。媒体通过各种途径，能够发现国家权力机关运作的种种问题，并及时向社会公众曝光，从而起到监督作用，这正是民主政治健康运作的保障。这种监督功能是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媒体具有非常强的监督功能，这一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政治。媒体通过报道负面新闻引起民众关注，并引导民众进行更加积极的政治参与，也是媒体发挥民主政治看门狗(watch dog)作用的体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媒体发挥了民主政治监督功能。通过媒体曝光向白宫施压最终弹劾尼克松，确保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延续。媒体的监督功能对于民主的健康运转意义重大。媒体的监督有助于建立一种开放和透明的文化，使民主选举的政府更负责任。而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会使得媒体成为一个有效、可靠的监督机制，甚至会直接导致总统被罢免和腐败政府的垮台。[8]普雷诺伊·罗伊(Prannoy Roy)举了印度的例子证明，媒体确实充当了暴露腐败的重要力量。[11]

不仅在发达民主国家中，即使在那些民主并不巩固的发展中国家，媒体对于民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建构意义。事实上，在新兴的民主国家当中，更需要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巩固民主成果，而这就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完成。“理想情况下，媒体应通过告知，教育和动员公众，使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8]不仅如此，学者还发现媒体有利于处于发展中的民主政体构建社会共识，从而消解特权阶层。埃里克·尼斯比特(Erik Nisbet)通过分析马里国内的媒体使用形式、个人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社会化的关系认为，媒体的使用会让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沟通差距(communication gaps)缩小，[12]进而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塑造社会共识。

二、媒体对民主的负向侵蚀效应

我们看到，无论是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发展中国民主国家，媒体都会通过发挥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动员功能、监督功能、说服功能、平台功能等多种功能，形成对民主的正向推进机制。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媒体对民主是一把双刃剑，不仅能够正向推进民主，同时也会出现对民主的负向的侵蚀效应。

人们可能非常熟悉普特南对于民主与社会资本两者关系的理论。在那里，社会资本意味着公民和政治的参与，包括成为公民组织的成员，参加公共会议，谈论政治问题，在选举中成为志愿者和参与者等等。同时，高度的社区参与和社会交往，也更容易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增进民主的质量和效率。然而，人们却发现，电视媒体降低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主参与。普特南认为，报纸阅读的降低，电视渗透进美国家庭，人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使得电视侵占了人们的社会休闲时间。[13]普特南的结论也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包括皮尤民众与媒体调查中心在内的各种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普特南揭示的是媒体娱乐化对民主的削弱，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媒体的信息功能越来越被削弱，娱乐功能增加，这使得媒体对民主的正向积极作用降低，而负向的消极作用体现出来。詹姆斯·科伦(James Curran)从价值(values)、认同(identities)、认知(cognitions)和规范(norms)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媒体娱乐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娱乐化的媒体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必要的价值争论。电视剧、电影和娱乐圈的各类事件都为其观众提供了政治价值观念冲突的场域，各类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娱乐化的载体中相互冲突。而在现代政治中价值观念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观念会让人们以理想的方式为其支持的政党派别投票或者反对与他们价值观不和的政治势力。各国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形塑了不同的政治文化，由于这些不同的政治文化再制定出不同的公共政策[14]，而且政治的变动多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因此，当“娱乐”维护不同的价值观，并隐秘地邀请观众在他们之间选择时，他们的功能便不仅仅是娱乐，而是对政治进程形成潜在的影响力。[15]娱乐化媒体提供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认同。娱乐化媒体会促进社会认同的形成、维持和变革，而这种认同是现实民主政治中运转所必要的。娱乐化媒体塑造了人们理解现实民主政治的认知地图，扩大了民众现实政治体验的范围，有助于我们根据人类行为的主动性和塑造我们生活的力量来解释社会。日常我们所接收到的任何娱乐化媒体的宣传都会无形中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念，并驱使我们做出符合被塑造的认知地图的选择。娱乐化媒体和公共规范会相互影响。事实上，这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媒体通过欺骗或妖魔化违规者参与规范执法；另一方面，媒体也可以参与削弱，加强或修订规范。[15]

学者对于媒体娱乐化有着不同的看法。19世纪晚期的自由主义者多谴责媒体的娱乐化，认为这是对严肃民主角色的背离。[16]也有学者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只是公共事务的一个特殊类别。[15]另有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认为媒体的娱乐化是在公共事务和娱乐之间的交叉。[17-18]事实上，选举过程中竞争对手互爆丑闻，各种电视节目尤其是美国脱口秀调侃政治，具有较高的收视率，已经不再仅仅是娱乐化，而是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的政治行为。事实上，娱乐确实会分散严肃的民主政治，但是，娱乐也有政治意义，将娱乐内容与政治内容加以融合看起来可能更可行。

如果说媒体娱乐化对民主的负向侵蚀效应还并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媒体商业化则明确地成为媒体对民主发挥负向阻碍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学者们发现，民主的巩固并没有改变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体系，即使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都实现了民主，那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体系的基本原则仍然毫发无损地保存下来。也就是说，政治民主的确立并没有导致媒体民主。事实上，传播的市场化、个性化不仅加强了媒体的政治责任，同时，也因为新兴媒体体系的市场化分割而被侵蚀。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提出了媒体对民主的双重危害。在他看来，媒体反民主的核心问题自在于，民主的媒体资源聚集在少数大型媒体公司手中，受资本操控，而商业资本操控的媒体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冲突。这构成了媒体对民主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是民主政治的危机，联合性商业媒体本质上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是有害的：谁来控制媒体，媒体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成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不能讨论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拥趸认为，媒体商业的逐利性是正当的，而且现有媒体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放松管制和促进竞争得以解决。但是，考虑到媒体和传播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麦克斯切尼相信，“媒体如何控制、如何建构和资助媒体问题应该成为民主辩论的中心问题”[19]。这一核心问题被忽视使人们为民主的前景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是媒体的意识形态内容。联合媒体的本质以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民主讨论的匮乏，会让媒体通过市场竞争给人民特定的信息，从而剥夺民众了解和管理自我生活的能力。因此麦克切斯尼称这样的时代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媒体会受到资本和私有制的裹挟，从而使得报道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并对公共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贾科莫·科尼奥(Giacomo Corneo)认为，当代媒体系统中私人所有权的巨大体量以及媒体行业非常高的行业集中度表明，我们需要关注媒体的私人垄断。[20]通过分析高度私有化的媒体垄断(media monopoly)案例，他发现，媒体可能会与利益集团秘密勾结，以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民众在公共事务上的判断。[20]

现代媒体对民主的负向阻碍作用还体现在媒体对政治选举的影响上。在这种面向选举的政治传播当中，无论是个体、组织，还是选战、社会运动、政府，都受到新媒体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和问题的影响，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选战当中，全球化的影响、建制派媒体的经济危机以及互联网的发展都能被明确地感受到。人们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等诸多理论运用于政治事务，包括公共事务和公共外交都被学者描述为一种“政治公共关系”(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的过程概念。[21]政治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选举，或是在下次选举当中获胜。从这个意义上，政治传播的主体就变得非常明确，政治传播的主体是候选人，而传播的客体就是选民。这使得政治传播更像政治广告(political advertise)。

由于新闻来源、媒体过分私有化、从业人员个人偏好、目标受众的偏好以及来自媒体资方的压力等诸多原因，媒体报道的事实都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特定的立场偏颇，形成媒体偏见(media bias)，而这给民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丹·伯纳德(Dan Bernhardt)认为，媒体偏见让媒体在报道新闻时，有意压制与自己观众立场不同的信息。[22]伯纳德发现，这种对于信息有意识地选择和压制会让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两方选民对自己候选人的认知始终是片面的，即使选民足够理性能够意识到媒体偏见的存在，他们也无法回收所有遗漏的信息，进而导致选民将选票投给错误的候选人。[22]

政治传播对选举进程的全方位参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参选的候选人会更多地通过政治传播来了解民意。比如，使用大数据分析选民在关键议题上的基本意见，从而优化参选策略，进而使得候选人能更好地把握民意，顺应民意。另一方面，候选人还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人为地改变传播内容，引导民众，形成虚假民意。尤其是在市场化媒体的作用下，这种目的可能更容易得到实现，从而异化政治传播本身。

有的学者认为媒体在社会中限制了民主所需要的信息自由和公开原则。在规范的视角下，大众传媒作为一个机构，通过社会化或通过胁迫来规范或鼓励人们遵守一套社会规则，以维护社会的完整性和凝聚力。[23]在规范理论的视角下，首先，媒体传递的信息和知识是社会权力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控制是权力发展和强化的核心。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知识作为社会权力基础的重要性，[24-25]而控制知识对社会权力的发展和巩固同样重要。因此多诺霍(Donohue)认为，大众媒体与社会中其他组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其重要作用是作为社会权力基础部分进行知识控制。[26]再次，所有的传播过程都有潜在或明显的控制功能。因为核心的问题不是大众媒体传递的信息是否受到了控制，而是在民主政体下，控制如何发生，在哪里发生以及它对整个社会影响是什么。而多诺霍认为，知识控制发生在媒体信息发布和反馈的两端。[26]最后，大众媒体是和社会系统其他部分相互依存的一部分，同时也被社会其他系统控制。多诺霍定义的社会系统包括产生信息、传播信息和同化信息三个功能。大众传媒与社会系统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社会大众媒体控制知识的同时自身也受到来自社会系统的控制。总的来说，“这种规范化观念认为媒体受到统治权力关系和制度的影响，其目标是通过控制知识和信息来维持现有的权力结构。”[12]

在发展中国家，媒体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很难直接促进民主发展和政治参与。西方的大众传播设施分布均衡而且使用获取便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发展中民主国家民众的大众媒体获取和使用依旧有限。“一方面精英和少数居民居住的城市地区大众媒体设施相对丰富，其情况与西方类似；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地区大媒体资源稀缺。”[27]这表明媒体的影响力仅限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少部分地区，因此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内部媒体对于民主的贡献十分有限，甚至媒体有可能持有反民主的态度。[27]

三、媒介形式与民主模式的复合解决方案

当代政治传播形成了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形式媒介构成的传媒体系。在信息时代，传统的政治传播主体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国家、政府、政党，但社会的内涵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信息时代的民主传播会呈现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模式。这实际上使政治传播出现了一种主体与客体融合的特征，也就是说，信息时代的民主传播的主体，同时也是接受信息的客体。适应信息时代民主传播主体与客体融合的这一特征，在媒介方面，政治传播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传统的电视、报纸，甚至广播，仍然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新闻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但是，信息通讯技术催生的新兴媒体给政治传播带来颠覆性的革命。[28]正是因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全球范围内市场对媒体的压力以及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为政治传播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如何充分运用各种媒介，发挥传媒系统对民主的正向推进作用，避免媒体对民主的负向侵蚀效应，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传媒的发展，既通过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动员功能、监督功能等功能，对当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同时，也在文化娱乐化、媒体商业化、政治广告化等方面给当代民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向侵蚀。结合传媒体系的复杂性特点，笔者认为，必须适应当代传媒的发展，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发挥传媒体系的整体作用，推进民主的健康发展。

就媒体对公民的教育功能来看，不同形式的媒体对民众的政治教育功能存在差异，对民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汤姆·巴克(Tom Bakker)发现，通过网络媒体接触新闻信息的年轻人对传统政治参与(traditional participation)和数字政治参与(digital participation)的积极性都更高，传统媒体对于年轻人的政治参与仍然存在积极影响，但已然正在被网络媒体取代。[29]因此，就算在网络时代，媒体依旧承载着对年轻一代进行民主教育的功能。小威廉姆斯·伊夫兰德(William Eveland Jr.)所研究的电视和报纸对于不同受教育群体的政治教育的差异化影响表明，电视新闻媒体对人们政治参与的影响在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两个群体中最明显；报纸新闻对于受教育高低不同人群政治参与的差异影响并没有十分明显。[30]艾瑞克·罗森布勒(Eric Rothenbuhler)通过分析现实中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对于人们共同体归属差异化影响发现，将报纸作为信息主要来源的民众对于共同体的依恋和归属感更强烈，更愿意参与到民主政治的过程中。[31]因此，在发挥媒体的公民教育功能时，需要更多注意到各种媒介的综合运用。

事实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媒体的动员功能上。杰克·麦克劳德(Jack McLeod)的研究向我们解释了媒体动员功能与传播媒介的关系。麦克劳德通过研究社会整合与大众和人际沟通的关系发现：那些通过报纸获取信息的人们更愿意通过制度化参与的方式进入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电视作为对人们参与到社区整合的过程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愿意参与到公民论坛(civic forum)中的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参与到社会整合过程中。[32]巴克在分析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于年轻选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时发现，媒体对于年轻选民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效应，而且对于年轻选民政治参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媒体使用时间，而是获取信息的媒体类别。[29]

艾德文·贝克尔(Edwin Baker)将民主区别为三种形式，并将这三种形式与媒体系统对应起来。其基本关系如表1所示。[33]

表1 民主模式与媒体系统对应

民主模式公民职责媒体职责优先适应的媒体系统共和主义参与公共事务,集体协商1.提升公民美德2.揭发腐败和道德堕落3.为包容的辩论提供论坛最好的辩论1.社会责任的新闻2.受众低度分化多元主义形成群体,集体讨价还价1.告诉群体利益何时处于危险之中2.提醒官员群体需要什么最强的压力1.宣传性新闻2.受众高度分化精英主义保持对政治体系的忠诚1.揭露公共腐败与无能2.提高系统的合法性最小的腐败1.市场或社会驱动的责任新闻2.受众分化无关

就目前的研究发现来看，传统媒体的作用不可或缺。新闻呈现的形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参与。比如，迪尔特拉姆·舍费尔(Dietram Scheufele)通过研究发现，通过媒体获得硬新闻(hard news)的受众会更有效地参与到政治讨论中，并能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34]就媒体的政治动员来看，不同的媒体，其效果亦不一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体手段逐渐丰富，但是传递动员性信息最稳定的媒体依旧是报纸和电视。2006年一项研究指出，传统电视和报纸等媒体获得公共事务新闻的观众和读者与频繁使用网络和娱乐媒体的网民相比，更加愿意参与民主政治的实践。[35]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媒体影响巨大，越来越成为主流媒体形式，必须注意新兴媒体的运用，包括一些新兴的传播方式。比如，因为协商民主的兴起，协商成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协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让人们可以通过倾听另一面，不仅弥补了竞争性民主的不足，还与参与式民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改变了民主，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最流行的一种民主形式。[36]

四、结论与讨论

媒体对民主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媒体既是民主的正向推进机制，也对民主存在负面侵蚀效应。在当代民主国家当中，媒体担负着强大的信息功能、持续的教育功能以及政治动员功能，对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媒体还通过监督功能对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监督、问责，是当代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媒体存在的娱乐化倾向、市场化倾向、广告化倾向，也从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严重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甚至是产生了负向的阻碍作用。

在媒体融合发展越来越明显的当代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各种媒介形式对民主的不同作用效果和机制，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推进民主的不同要求，既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在信息、教育和动员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要充分注意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综合发挥传媒体系的作用。在认识到媒体娱乐化、商业化、广告化的同时，也要更多地将民主的价值与精神融入娱乐化、商业化和广告化当中，充分发挥媒体对民主的正向推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