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演化研究

倪自银　朱琳　卢文秀

摘要：构建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演化模型，文章对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演化过程分析，并对资本下乡过程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共生行为模式取决于共生作用系数的取值。（2）4种共生行为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呈现动态演化的特征。（3）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的演化过程是农户组织化程度提高、利益分配趋于合理的过程。（4）互惠共生模式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的最优取向。

关键词：资本下乡;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演化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资本是农业发展的稀缺资源，农业迫切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劳动力、资金的大量转移，农村面临着“空心化”和“空壳化”的尴尬境况。此背景下，吸引工商资本流向农业与农村，解决谁种地、谁经营农业，各经营主体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已基本成为各界共识。但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学界关于资本与农民的关系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从理论阐述、数据分析以及个案追踪调查等多个方面论证得出，资本可以也必然会与农民结合，并且会实现“双赢”。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资本与农民存在隐性雇佣关系，资本下乡会侵占农民的利益，甚至破坏村庄秩序。可见，学界对资本下乡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但无论持支持亦或是反对态度，都是从学理层面和经验角度进行论证，都具有现实存在性。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呢？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来看，作为资本载体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二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共生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不同的共生模式会呈现时间序列的演化特征。因此，探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共生模式及其演化过程，以引导资本与农民建立互惠共生关系，进而保障农业现代化顺利进行，具有一定现实必要性。

现有关于企业与农户之间共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分析共生主体不同共生模式的优劣势，设计最优契约安排以实现互惠共生。例如，彭建仿通过分析企业与农户的共生组织和行为模式，提出连续互惠共生模式是供应链环境下二者共生的目标取向。二是分析不同共生行为模式下共生主体间关系的稳定性。张群祥等结合运用生态位理论和共生理论对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共生合作路径进行分析;赵晓飞等基于演化博弈视角探讨了农户——龙头企业的农产品渠道关系的稳定性。可见，现有关于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静态比较分析不同共生模式的优劣势，缺乏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演化分析。然而，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不同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共生模式。鉴于此，本文引入Logistic 模型深入分析龙头企业和农户间不同共生模式、形成条件与演化过程，以期对现有研究有所补充。

一、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型构建

（一）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的内涵界定和主要模式

种群共生演化系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个构成要素，共生单元指共生演化的种群，共生环境指共生种群在演化过程中的外部影响因素的集合，共生模式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本文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指二者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共同生存与发展。龙头企业与农户作为共生演化过程中的两个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方式即为共生模式，根据二者利益分配形式，可以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模式分为四种：独立共生、寄生共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

（二）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型构建

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演化的实质是二者收益不断增长和利润分配趋于合理的过程，但收益增长会受技术和资源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符合logistic方程的基本内涵。为此，本文依据logistic方程构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动态演化模型，并提出以下假设。

1. 研究假设

假设1：龙头企业和农户都是理性人，并且其发展过程中会采用某种共生行为模式。

假设2：以龙头企业收入变化、农户人均收入变化分别表示二者的发展状况。如果龙头企业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越高，表示二者发展状况良好;反之，如果龙头企业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越低，则表示二者发展状况不良。

假设3：龙头企业和农户发展需要消耗成长资源。成长资源指龙头企业成长和农户收入增加所需的各种市场环境资源以及其他消耗资源的总称。

假设4：龙头企业和农户的成长过程均服从Logistic生长方程，成长资源的总量限制着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成长规模（即收入的增长）。

2. 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演化模型

设龙头企业与农户的t时刻的收入规模分别为Q1（t）和Q2（t），自然增长率分别为r1和r2。用N1和N2分别表示在成长资源一定的情况下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最大成长规模，即收入的最大值。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动态演化方程可以表示为：

式中，r1Q1（t）和r2Q2（t）分别表示龙头企业和农户自身的发展趋势;1-Q1（t）/N1和1-Q2（t）/N2，分别表示龙头企业和农户单个主体对有限资源的消耗会对自身收入增长产生阻滞作用。

当龙头企业和农户在同一成长空间中生存时，如前文所述，可能存在独立共生、寄生共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关系。受同种成长资源的限制下，龙头企业和农户的收入增长率不仅受自身收入规模的影响，而且还与彼此的收入规模相关。基于Logistic方程，考虑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可以得到二者相互作用的共生动态演化模型（见公式2）。

式中，λ1表示农户对龙头企业的共生作用系数，λ2表示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共生作用系数。λ1和λ2的取值范圍决定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模式，其绝对值大小表示共生的强弱程度。若λ1为正值，即农户的存在消耗龙头企业的成长资源，导致龙头企业的收入增长率的降低;若λ1为负值，即农户的存在增加龙头企业的成长资源，促进龙头企业的收入增长率的提高;λ1为0时，表示龙头企业和农户互不影响，独立发展。同理，λ2表示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共生作用系数，对应于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λ2可能取值为0，负值或正值。由此，从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见表1。

二、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动态演化过程分析

如前所述，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共生作用系数决定了二者的共生模式，进而影响共生演化的结果。为了研究二者共生演化的结果，需要首先对公式（2）中方程组的平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平衡点即方程组为零时的实数解。令

以0<λ1<1，0<λ2<1为例进行分析：当0<λ1<1，0<λ2<1时，g1=0和g2=0将相平面分成了S1、S2、S3及S4四个区域（图1）。S1区域位于g1=0和g2=0的下方，在该区域内龙头企业和农户的规模增长率均大于零，二者的收入规模都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若龙头企业与农户初始关系处于该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向右上方移动，有可能会趋近平衡点E4，或者移动到S2与S3区域。若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处于S2区域，此处龙头企业规模增长率大于零，农户规模增长率小于零，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共生关系会向右下方移动，趋于平衡点E4或者进入S4区域。若龙头企业与农户初始共生关系处于S4区域，此区域内二者的规模增长率均低于零，相点会向左下方移动趋于平衡点E4，或者进入S2或S3区域。若进入S2区域，根据上述分析最终仍会趋于平衡点E4。若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处于S3区域，此处龙头企业规模增长率小于零，农户规模增长率大于零，随着时间的增加，二者的共生状态会向左上方移动，要么趋于平衡点E4，要么进入S4区域，如上分析，进入S4区域的相点最终仍会趋于平衡点E4。综上所述，当0<λ1<1，0<λ2<1时，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演化的平衡点是E4，即无论二者初始状态如何，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演化最终都将在平衡点E4处稳定。同理，其他六种情况均能在平衡点处达到稳定（其他情况下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演化的相平面图与上述分析类似，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一一列出）。这说明共生作用系数决定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共生模式），不同的共生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演化均衡结果。

与自然界中生物共生群体的演化相似，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的共生系统也经历着从发展变化到稳定的循环往复过程，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共生模式。现实中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形态随着制度环境、市场需求、农户组织化程度等的变化而趋于合理化。这意味着龙头企业与农户组成的共生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伴随着共生作用系数变化而呈现时间序列的演化均衡结果。将上述七种情况置入同一平面图中，可以构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不同共生模式的演化路径图（如图2所示）。图2中，共生作用系数不同取值范围下，不同的均衡点对应了龙头企业与农户不同的共生行为模式，如表2所示。

从现实中来看，资本下乡后，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共生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接触交易阶段，双方没有形成稳定的交易关系，更关注合作中交易的价格;二是稳定交易阶段，二者形成固定的交易关系;三是相互信任阶段， 龙头企业更关注农产品品质， 农户更关注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般情况下价格稳定）;四是合作联盟阶段，双方更关注整个供应链竞争力的提升。

1. 接触交易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分散经营时期，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交易关系，雙方均不顾一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当市场情况良好时，农户具有选择权，市场上哪个企业出的价格高，便把产品卖给谁，有的甚至掺杂作假，以次充优，获取不正当之利;而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龙头企业依靠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垄断市场，恶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或是拖欠款项，导致“谷贱伤农”现象频发。这种传统的“单干”模式显然难以抗拒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和自然条件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甚至会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基于理性人的考量，龙头企业和农户必然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进而促进共生关系的形成。这一情况对应图8中的均衡点P1，表现为恶性竞争关系。由上述分析知，P1并不是长期稳定点，它有向P2、P3和P4移动的趋势。

2. 稳定交易阶段

这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订单农业”模式。订单农业是缓解分散经营时期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保障企业货源与抵御市场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订单农业模式由于双方没有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导致一次合作结束后和下次合作开始前，彼此并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容易滋生机会主义行为。数据显示，我国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违约率高达80%，可见这种共生关系下，双方并未获得较好的收益，因而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会继续改变共生关系以谋求利益最大化。

3. 相互信任阶段

根据图2中各点的相轨迹图，经过长期的发展，P2、P3和P4点会向P5和P6移动。现实解释是农户为了改善其在订单签订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开始参与合作组织“抱团取暖”，提高与龙头企业的谈判能力。而对于龙头企业来说，与合作组织签约可以简化合同履行的对象和路线，并且节省交易费用，易于监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为“龙头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 “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组织+农户”、“行业协会+农户”等一些新的组织模式不断涌现，这种模式的出现使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关注点由价格转向了农产品品质、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彼此的信任。但是，以组织化为特征的新的共生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合作组织的管理者与龙头企业合谋，出现寻租行为，侵害到了农户的利益;二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自然而然使龙头企业在经营决策和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农户只能分得相对有限的利润。这种情况下，存在一方受益、一方无损的局面，此处无损为相对无损，即农户为企业提供农产品获得合理的价格回报，表面上自身利益并未被侵占，实际上企业却因为掌握了剩余价值索取权，侵占了剩余利润，因此把这种情况判定为偏利共生模式。

4. 合作联盟阶段

根据图2中的相轨迹示意图，P5和P6点有向P7移动的趋势，此外，共生理论认为互惠共生模式下，各个共生单元能够达到利益最大化。现实中，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中采取利润返还、二次分红等方式向农户返还加工流通环节利润的产业化组织数量，较上年增长12.9%，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平均向每户农民返还或分配的利润达300多元;通过股份合作，龙头企业的资金、设备、技术与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劳动力等要素以股份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种养技术、贷款担保等服务，带领农户进入新领域，扩大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机会，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目前，近40%的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仓储和物流服务，72%的龙头企业通过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价格、市场供求和疫病疫情等信息，帮助农户有效规避风险。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共生理论构建了logistic模型，探究了共生模型稳定平衡的条件以及不同共生作用系数取值范围对应的共生行为模式，并应用相平面法对龙头企业与农户不同共生行为模式之间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共生行为模式取决于共生作用系数的取值，存在4种共生行为模式，表现为6种利益分配形态。4种共生行为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动态演化的特征。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的演化过程是农户组织化程度提高、利益分配更趋合理的过程。互惠共生模式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共生模式的最优取向。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是建立农民合作组织，村集体引导农民成立合作组织，与“下乡”企业组建“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二是引进专业人才“下乡”。建立利益分享与增长机制，分配好土地的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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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倪自银，盐城工学院管理学院;朱琳、卢文秀，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朱琳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