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驼队

周多星

星期天早晨，诗人高平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拍摄的河西风土人情组照，其中有不少山丹老照片。照片中人们衣衫褴褛，民生凋敝，看了令人心酸。特别是一支驼队从古老的城楼门洞迤逦穿行的照片深深吸引了我，我的记忆一下被拉到了几十年前。

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大伯就曾是一个骆驼客，他给山丹城的大地主曹宝林拉骆驼。曹家的驼队有上百峰，大伯从十五岁开始，给曹家拉了整整十年骆驼。解放后大伯一直给生产队赶皮车。改革开放那年大伯去世了，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抚今追昔，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出行方式的巨变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小时候，我家就在公社附近的乡道旁。每天早上都有一辆从县里出发的红色班车从我家门前路过，在公社门前稍作停顿，上下完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后，去了另一个公社，下午原路返回。坐车的，大都是公干人员。偶尔也有农民因看病之类的急事进城。

每天班车一来，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围在路旁拍手，大呼小叫：班车来了，班车来了！班车由两名司机轮班，一老一少。老的姓吴，和蔼，对我们一路追逐很开心，总是放慢车速，摇下车窗，告诫我们离远些。我们看到吴师傅的车，追着喊：吴师傅、吴师傅，慢慢开，路上给你铺着毡！年轻的长着连鬓胡，很凶，姓赵。到我们村口，打着喇叭，呼啸而过，车带起的泥土或雨水把我们弄得灰头土脸。赵师傅的车“飞”过来时，我们远远站在路边，一起挥手喊：赵师傅、赵师傅，快快走，小心半路没了油！赵师傅气得龇牙咧嘴，把油门踩得更狠，车屁股喷出难闻的黑烟。

那时候，乡里没有机动车，村子最好的车是皮车。每到农忙，皮车过处，车轮滚滚，蹄声得得，威风八面，农民们无不停下手中活计瞩目张望，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奔驰、宝马进了村。

杂木车身，胶皮轱辘，一匹高大威武的老马坐辕，四匹年轻口壮的儿马放稍子拉车，是皮车的标配。每匹马的头顶、鬃毛、尾巴上，都系着红缨穗，马脖挂着铃铛。车把式跨坐在辕马屁股旁，手里挥舞着长长的鞭子发号施令。

在村子里，鞭子是车把式地位的象征，如“旌节”，似“令旗”。鞭杆为三节式结构，下部是木柄，为手持部位，长约二尺许，圆润光滑;中部叫鞭杆，是一支指头粗细的竹竿，光亮柔韧;上部叫鞭尖，是一截更细致弹挺的细竹竿，能伸能屈。三段鞭杆的接合部，用精美光润的皮筋或布条蘸骨胶缠绕捆绑，结实美观。鞭杆顶端，拴上一条悠长的皮绳，末端再系上一根尺把长的牛皮鞭稍。鞭子展开，足有一丈多长，足可覆盖车头车尾和左右两边。前可打出工不出力的稍子马，后可吓唬企图从车后调皮捣蛋的小孩。把式的好坏一甩鞭就立马分清了。好把式扬鞭，鞭花在马的上空炸响，主要是形成震慑。孬把式则直接把鞭子打在马身上，容易使马受伤或受惊而乱套。皮车在生产队算是大型运输工具。生产队的大宗农产品和农资都靠皮车拉运。我大伯因有拉骆驼走南闯北的经历，成为头号车把式就顺理成章。

我有幸跟随大伯坐皮车到县城为生产队榨油。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初秋，我们从村里出发时天刚麻麻亮，等进了城里已是日落西山、万家灯火。县城不大，也没什么可玩的地方，同去的七八个社员都等在榨油厂榨油。榨好油返回时，已经是第三天凌晨。走夜路饥渴难免，出城不远大伙都叫喊肚子饿。大伯说等会吃西瓜，大伙突然就兴奋起来。那阵是七月头，城郊新河驿的西瓜已有小孩脑袋大了，月光下明晃晃惹人垂涎。我正在眯着眼瞅西瓜，不知啥时候大人们都没影了，就连作为车把式的大伯也把缰绳和鞭子交给我不见了。皮车依旧不紧不慢走在回家的路上。

随着一阵狗叫和看瓜人虚张声势的叫喊，西瓜地里黑影窜动，一阵骚乱。等狗叫和看瓜人的谩骂变得有一声没一声时，大伯们已经回到车上，各自怀里都抱着一颗明晃晃、光溜溜的瓜。农村人偷瓜摸枣只为解一时之渴，绝不贪多。看瓜守园的和过路嘴馋小偷小摸者心中都有一个度。有了瓜，没有刀子，我们用拳头砸。那时的西瓜，皮薄沙脆，一砸四裂。我们直接用手抓了瓤吃，虽然瓜还没熟透，但那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最甜的西瓜。有个叔叔一直抱怨说他不走运，偷了只生瓜，不甜还有点苦。天亮时，大伙才发现他吃的竟是一只葫芦。那叔叔的笑话现还在村里传着。

有了拖拉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公社农机站有了一辆东方红28拖拉机。拖拉机在平田整地和兴修水利这些大工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候，拖拉机也会卸了后面的拖斗，变成公社书记的专座。公社书记坐在驾驶员旁的座位上，或到村里，或下工地，或上县里，虽然颠簸，倒也不失威严。

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汽车，多是解放牌的卡车。我记忆最深的，是祁店村的吴登尧老汉一家。年近七十的吴老汉带领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给张掖的机关单位送煤，不几年就发展为拥有几辆大汽车的贩煤大户。

不仅货运快速发展，客运也迅速崛起。当年的吴师傅和红班车均已退休。年轻的赵师傅成为运输公司经理。县运输公司的客运线直达各乡镇，早晚各有一班。另外，私人经营的小客车开始在通村道路上大显身手。

县运输公司没有因农村私人小客车的兴起而一蹶不振。他们开始加大长途客运的投入，通往市上、省上，乃至外省的长途客运风生水起。尤其夜班车生意红火。夜班车夕发朝至，个体户晚上坐车，一觉醒来就到兰州了，在东部批发市场提完货，晚上可以坐车原路返回，省钱省事。

虽然民间运输业翻天覆地在发展，那时机关单位的车并不多，只有两辆帆布篷的吉普，人们叫它“绿球鞋”。1992年左右，县委接来了一辆紅色桑塔纳轿车，那是山丹最早的高档轿车。

看到县上有了小车，作为乡镇干部的我们常常发出感慨，什么时候乡镇也能有辆小车就好了！那时村上都没电话，我们每个年轻人要骑自行车或步行十几里送几个村的会议通知呢。

大约过了五六年，有些偏远乡镇和县直部门陆续有了小车。在城郊乡，乡砖厂最先有了北京吉普。1988年我结婚时，砖厂厂长派他的坐骑给我娶的亲。结婚那天，我爹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这小车办事就是快。炫耀的意味溢于言表。

1998年我调入县委宣传部工作，陪上面的记者下乡可以坐部里的专车了。那些年宣传部工作量大，虽然工作上也可以宣传的需要向乡镇和部门要车，但自己私事和逢年过节回乡下就不方便了。幸亏那时有了出租车。但我们更喜欢坐的是三轮摩托车，人称“三马子”。虽然安全性差，但方便快捷，无论你家住哪个道道拐拐，只掏三块钱，保证送你到家。有心好的司机，还负责把喝大的醉汉扛上几层高的楼。“三马子”最多达到近千辆。这几年，县上成立了出租车公司，开通了公交车，交通更安全、方便。

2015年，县上公车改革，单位的车和司机一起收编到了县公车平台。有天看到车门上喷了公务车标志，觉得那辆车一点也不美了。好像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送了别人家，还被改了名，郁闷了好久。后来想，车本来就是公家的，又不是自己的，凭什么舍不得？再说，公车改革后这些公务车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就连自己也还每月多了700多的车补呢，何乐而不为？于是释怀。

现在我自己也学了驾照，购了一辆本田城市越野。去年九月，儿子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我和妻子决定自驾游去上海送儿子。我们从山丹出发，沿途一路是四通八达的高速，服务区、加油站、超市和餐厅一应俱全，使我们的旅程十分顺利。我们不仅领略了沿途风光，品尝了当地美食，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轻松快乐的旅程。

到了上海，一位家在上海附近的家长听说我们是从甘肃来的，开玩笑问，你们那边现在还骑着骆驼上班、上学吗？这种问题以前常听朋友们当段子讲。这家长虽是开玩笑，但肯定也是因为对甘肃不大了解。我笑着指着停在旁边的车说，是的，我们一家就是“骑”着“它”来的。那个家长看到挂着甘肃牌照、满是泥泞的城市越野车十分惊讶。他问我，你是老板吗，开这么好的车过来，费用也是蛮大的吧？我告诉他，甘肃那边现在发展也很快，县县都有高速，村村都通了水泥路，高铁贯穿东西南北，各市州大多都有机场，大多数人家都有小车。我不过是个普通公务员，这车在那边属于一般的。昔日的骆驼、驴拉车早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代替了，如果你想骑骆驼只有在旅游景区才有。那家长说，他一直对甘肃十分向往，因担忧交通不便，怕自己身体受不了。听我这样一说，一下打消了他的顾虑。他说明年一定带儿子去甘肃玩，体验一下丝绸之路的文化。

从上海回来，我们又绕道北京，从北线一路返程，由河北、内蒙、宁夏回到甘肃。这条线正是我大伯当年驼队贩运货物常走的线路。妻子对我说，当年大伯不知要在严霜和酷暑中跋涉多少天才能走这一趟？加上那时候还有土匪和战乱，至少得一个月吧。

我点点头对妻子说，大伯在旧社会拉骆驼、新社会赶皮车，他是我们村最早见过汽车的人，遗憾的是他活着时却从未坐过汽车。

也許这话题过于沉重，我俩好久都未说话。过了一会，妻子安慰我说，大伯活着时最喜欢你，我们的日子过好了，他在天有灵，肯定会高兴的！

说话间，一列银龙般的高铁从我们头顶的高架桥上疾驶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