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入藏

杜亮亮

2019年五一，我和父母一同坐火车，翻越唐古拉山、穿越可可西里，从西藏那曲出发，抵达兰州。甘肃是我们的老家，终点却是新的起点。父母要坐飞机到浙江宁波给我带孩子，我要坐火车原路返回那曲上班。

分别之前，陪父母去了兰州工业学院和秦安老家。

1997年，我像奇迹一样，从甘肃秦安一中考到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简称兰州工专，即现在的兰州工业学院。之所以是奇迹，因为我的父亲是疯子。一个疯子的孩子，成为整个乡镇第一个大学生。父亲在我小学快毕业时精神分裂，后来断断续续，时好时坏。在我读到高中以后，病情减轻，他要打工供我读书。那年9月初，父亲陪我到学校报到。交完学费，仅剩50元。我们去学校门口吃牛肉面，一问，一碗一元七，那是我高中一周的伙食费。高中时候面粉、土豆从家里拿，每周一元多购买煤油、食用盐等。我就跟父亲说，我们回学校吃饼子吧。两个人就着开水啃完饼子，挤在一个床铺上过夜。次日凌晨，父亲坐了学校接待新生的汽车去了兰州汽车站回秦安。

几年后，我从北京华北电力大学毕业，到浙江宁波工作，把父母也接了过去。有次请他们吃牛肉面，父亲說，原来牛肉面是这个味道。母亲说，你去过兰州的人，还没吃过牛肉面？那个瞬间，贫困岁月的艰辛从眼里流出来，滴到了碗里。

作为甘肃人的父亲，到了七十岁，才吃到了一碗并不正宗的牛肉面。他吃得很仔细，似乎在嚼劲里回味一生。

“如果你不从兰州工专退学，现在会在哪里？”

“那个疯子的儿子，也发疯了！”父亲的问话让我想起了二十几年前，传遍老家的这句话。欠了一屁股债交了学费，没读完一年，我退学打工。

“如果你一直打工没去高复，现在又会在哪里？”

“还是会在西藏！”我这么回答母亲的问话，大家都笑了。

父亲与共和国同岁。他幼年丧父，寄养在托儿所，至今还记得爬在地上捡拾路人丢弃的土豆皮充饥。后被一对乞丐夫妇收养，要饭供给到高中毕业。虽学习拔尖，但造物弄人，无法参加高考，回村当了老师。生活在偏僻贫困的农村，父亲却一直坚持读书写作。收养父亲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父亲的大学梦、作家梦成为无法释怀的梦魇，终以精神分裂的方式解脱了自己。

我出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个月后。父亲第一次精神分裂的那个冬晨，我步行去小学，身心都被寒冷浸透。狂风刮断干枯的树枝，高压线被吹得怪声尖叫。走半小时的羊肠小路到学校，路上积雪太厚连脚跟也淹没，一不小心就可能滚下山坡。教室里用泥土垒着一排排半米高的土台子当书桌，凳子也是土台子，到后来才换了一根长木板，孩子们就挤坐在上面。每个教室容纳两个年级的学生，设置前后两个黑板。第一节课用前面的黑板给一年级上，二年级同学就面朝后边的黑板看书。基本都没钱买纸和笔，就跑到操场去写字。所谓操场，其实是一块平坦的黄土地，每人划开宽度一米左右的领地，手里握着一根电池芯垂直往下写。芯是黑色，在黄土地上写出字来是黄“纸”黑字。学校没有围墙，西北风呼呼吹着，握电池芯的手被冻得僵硬，皲裂成一条条口子。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写，一颗颗方块字深深刻在了坚硬的黄土地上。

1998年，我大专退学打工，后又报名高复，考入北京华北电力大学。那时候的父亲为了供我读书，跟着村里人去了西藏摆摊子，成为秦安县的百年传统职业人——货郎。

二十年后的2018年，我作为国家电网公司东西帮扶人才，援助西藏那曲。机缘巧合的是，我帮扶的那曲比如县，正好是父亲当年摆摊的地方。

“西藏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那是你待的地方吗？”父亲得知我援藏后，大发雷霆。这些年他精神分裂症不再复发，年轻时的暴脾气没了，对我们说话慢声细语。但那天他真的发火了。“会死人的你知道吗？”他说完这句话气得自己喘不过气了。

“我快七十岁了！”他似乎想说，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你还让我担心。

“共和国也七十岁了！”我涎着脸跟他说，“爸，如今的西藏，不是你跑货郎那个年代了！”

“那也很落后！”

“就是因为落后，国家才派我们去帮扶嘛。”我继续劝慰他说。“爸，你想想你小时候，爬在地上吃人家扔的土豆皮，那时候的你，肯定也想有人来帮忙。你想想我小时候，爬在地上用电池芯写字，那时候的我，肯定也想有人来帮忙。”

“我活了七十年，小时候受罪，老年了享福。我也希望你能平安啊！”

“老了能享福是你的梦想，年轻时能援藏是我的梦想。你在宁波养老，我去高原扶贫。”

那天和父亲聊了很多。父亲经历过三年饥荒，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他遭遇过苦难，也见证过辉煌。最终，他还是同意我去援藏。

“去吧，去看看我当年摆摊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也要去看看。”

父亲是个有梦想的人。他说，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每天能吃一碗白面饭。我考上大学去了北京后，他的梦想是能坐一次飞机，能去一趟天安门。这么些年，我圆了父亲很多梦。中国梦的实现，不就是每个老百姓梦想的实现吗？

但是，父亲要重上高原，到年轻时走货郎摆摊的那曲比如县，我还是心里没底。毕竟，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是否能适应高原的反应，是个未知数。能否适应高原的反应，对我也是未知数。

2018年10月，绿皮火车从拉萨出发。三个小时300公里，我将登上世界屋脊的屋脊。绿皮火车离开拉萨一个小时后，窗外矮小的树木渐次消失，只有光秃秃的山峰矗立在蓝天白云间。偶尔一朵祥云飘过或者一只山鹰飞过，才彰显这亘古不变的雪域高原上独有的灵性和生机。

经过海拔4300米的羊八井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雄姿震撼了初次或多次深入藏北的客人。雪山之美，唯有惊叹，无法用语言形容。咔嚓咔嚓一通拍照，看看窗外的风景，再看看手机里的照片，拍到的和看到的不是一回事。海拔6590米的桑丹康桑雪山在天际显露出雄壮和秀美之后，心跳加速，却不再是高反，而是惊艳到了极致。只存在于梦想中的那曲，就这么静谧而直白地走入了心田深处。

这是一个种不活一棵树的城市，这是一片极寒的地带。可是，作为援藏干部来到这里，我会用脚步丈量这冰冻的土地，我会用呼吸温暖这稀薄的空气。那曲种不出一棵树，可是，我们电力工人驻扎在这里，就能树起一座座铁塔一根根电杆，让极寒地带的藏北无人区，灯火通明。

援藏岁月，有太多艰辛。好在，大街上总是能遇到老家秦安人开的店铺。他们是和父亲一起走货郎的人或其后代，他们不再摆摊子，随着社会发展，都已成为家具、电器、服装等店铺的老板。

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追求更高。作為电力工人，时常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委屈的时候，会跟父母打个电话。抱怨的话到嘴边又会咽回去。

2019年3月28日，比如县召开西藏民主改革暨百万农奴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藏族同胞们载歌载舞。作为活动现场保供电人员的我，深深感受到了藏族同胞庆祝幸福生活的欢乐，也深深体会到了自己作为援藏干部的自豪。

雪域高原也有春暖花开的时刻，我决定帮助父亲实现他的梦想。备好了氧气罐、高反药，邀请父母来到当年摆摊的比如县。走在比如街头，父亲感慨万千。他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回到藏北高原;他更想不到，当年人烟稀少的比如县，如今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高楼林立，人来人往。

“变化太大了！”父亲说，“当年，我们挑着针头线脑和牧民们换皮毛，换银器，现在，这么偏远的地方，都不用拿钱包不用拿现金了。”

“这也有你儿子的功劳啊！”我笑着说，“有牧民的地方，我们就要通电，通电的地方，就可以推广高科技。”

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父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奔四的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兰州到秦安的高铁上，母亲讲起了当年父亲送我到兰州工专后的经历。那时候兰州到秦安的汽车票25元。父亲把50元里的28元给了我，自己带着22元回秦安。他饿着肚子在兰州汽车站外等到后半夜，才有司机愿意22元带他到秦安。到秦安后身无分文的父亲，爬山两个小时到家后大病了一场。

“真没想到，现在的甘肃这么发达。”父亲说，“我七十了，在甘肃长大，去过西藏也去过浙江，到了这一把年纪，看到家乡这么先进，这辈子真的没有白活。”

从县城打车到村庄，经过我家的田地，也经过父亲当年教书的小学。父亲站在田埂上笑，也站在校门口哭。

“以前在地里种田，多希望有现代化的工具，现在实现了;以前在学校里教书，多希望有个漂亮的校园，现在实现了！”

一个老人的感慨，一个老人的感动，不正是中华民族梦想的实现吗？一个村庄的蜕变，一个省市的发展，不正是中华名族复兴的象征吗？

七十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像我的父亲一样，走过艰难，走向幸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七十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像我一样，正朝着自己的梦想挥汗如雨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