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共和国同龄

王淑萍

父亲来自农民家庭，所在的村子名叫碾村。碾村在七十年前曾是一片荒凉滩涂，风沙大，土地多盐碱，野红柳丛生。也就三十多户人家，都住草棚泥屋，生活极端困难。我爷爷逃难到此，我奶奶是本村女子，两人成婚后，先生了两个孩子，但一个因天花，一个因伤寒，相继都在襁褓中夭亡。后来生了我父亲，因为活了下来，被视为家里长子。父亲出生的这年，据爷爷说好像是1949年。

对于自己的幼年，父亲没有印象。从他记事，最有印象的是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他和大姑二叔也饿过一阵子，但没饿死。灾害过去，爷爷奶奶断断续续又为他添了三个弟弟、三个妹妹——全家成了十一口人。十一口人，十一张嘴，要活下来，这在新中国百废待兴、复苏发展的那些年月，不亚于拉着重车往山顶爬，非常艰难。家里破席烂炕，儿女们缺衣少穿，米粮紧困的问题更是日日摆在眼前。奶奶愁得挠心，无奈中，她做了一顿面条，然后从排在后面的三个儿女中挑出两个“小萝卜头”，让他们吃饱，准备送给已打听好的人家。“小萝卜头”欢快地吃饭，奶奶泪水长流，爷爷一跺脚说，不送了，我当长工那阵子，挨饿、遭鞭打，都活过了，现在总归是新社会，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只要勤苦，我就不信能饿死人。

父亲已经长大，他记住了这句话，同时也懂得了身为长子的责任——帮着爷爷奶奶养家。

父亲投入生产队的劳动中。那时，实行工分制，劳动一天最高分是十分，秋后按工分分粮。父亲要强，暗下决心要当好社员，挣全分，便和二叔大姑跟着爷爷奶奶早出晚归，耕田拉犁、背粪修渠，在春种秋收中尽情挥洒着汗水和力量。父亲又总比别人多个心眼。看到“臭老九”严先生放羊时随身带着砖头那么厚的书，好奇的不得了，于是主动帮严先生赶羊，严先生见他机灵，就教他认字识数。终于，因为劳动积极和识数认得字，父亲当上了队里的会计。会计排在队长副队长后面，是村里第三的位置，工分有保障，还受人尊敬，这让爷爷奶奶添了信心，家里人不会饿着了。

当会计是一方面，农闲时，父亲又跟我跛脚的三太爷学木匠手艺。父亲因此成了一位木匠。他既做会计，又给生产队修农具、做农具，双重的无人可代替的本事，让父亲全年的工分超过了别人。工分多，粮食就多点，加上奶奶每日里精打细算，粮菜混搭地调配生活，全家人走过了清苦年代。

多一门手艺多一条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碾村也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有了自己的地，村里人开始使劲种粮。两三年，家家粮食已经够吃，并且有余。这时，喜事开心事多起来，人们娶媳妇、嫁姑娘、拆旧房盖新房，父亲的木匠手艺排上了用场、他被人请去盖房、做门窗、做家具。作为大师傅，新房框架立起上梁庆典时，父亲高高骑在梁上，一邊大声地念叨吉祥话，一边从木斗里抓出五谷粮食向空中扬撒，年轻的脸庞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望。至于家具，那会时兴的“老八件”——五斗橱、高低柜、大衣柜等，父亲都做得得心应手。父亲小有名气后，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也约他做活。父亲挣了钱，交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便开始有序地安排家里大事：盖新房，给我三叔四叔娶媳妇，还支持我小姑和五叔去县城念高中。

父亲又向县城进发，县城也沐浴着春风，最先绽放新芽的是建筑业和商业。父亲瞅准了建筑业的发展势头，召集我二叔三叔四叔，还有几个村里人成立了建筑工程队。初始的建筑队只有架子车、铁锹、锤子、瓦刀等简单工具，但是父亲信心满满。他们用铁锹和灰，用背篼背混凝土，用自制的简易架子攀爬，硬是从普通民房的小打小闹，做到了承建厂房、校舍、商业大楼、影剧院等大工程。随着接到的工程增多，工程队人数壮大到七八十，其中多数来自我们村，父亲培养他们做瓦工、木工、做技术员。有了资金，施工设备也更新换代，添置了搅拌机、运灰斗车、拖拉机、卡车等等。技术好，工程质量高，父亲凭着良好信誉参与了县城部分市政工程建设，修街道、改造公园、铺设管道等。古老的县城渐渐展现出新面貌时，父亲的工程队又开始给各机关单位承建住宅楼。

1996年，我三叔从施工的架杆上意外摔下来身亡，我爷爷听到消息后突发脑溢血也随之亡故。巨大的不幸突然降临我们家，父亲因此解散了工程队。

母亲借此想让父亲回归土地，因为这时候我们村已经有许多人靠着种植温棚蔬菜日子好起来，生活衣食无忧了。母亲觉得这也是一条很好的致富路，便想让父亲回来和她一起也种温棚蔬菜。可父亲沉思一番后说，政策好了，我还想在商业方面拼一拼。

父亲考察一圈，凭着对木料木材的熟悉，他又和我二叔四叔转做起木材生意。父亲和四叔从甘南租车往来拉，二叔则负责在县城销售。起初的几年，生意做得不错。有好多预备盖房，或给老人做棺材的亲戚朋友向父亲预定柏木松木，父亲挑最好的都给他们运来。后来的一次，父亲和四叔去甘南林区，途中住店休息，结果，随身带的四万块钱被盗。虽然报了警，却无法追回。损失太过惨重，父亲心情沉重，步履沉重，一回到家里便栽倒在炕上。

反思一番，父亲觉得有必要再做一门生意，以便遇到不测时相互接应。于是，把木材店交给二叔四叔经营，他自己则在汽车站附近开了间商品批发铺。把地点选在汽车站附近，是因为父亲瞄准了乡下市场。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是准确的，那时候，农村富裕了，对生活日用品和农用小商品需求量大增，促使村镇小卖铺不断涌现，而他们都来县城的批发部进货。批发部需要质优价廉的物品，父亲就跑省城。早晨四五点坐大巴车出发，傍晚带着货物回到铺子。由于为人热情，服务周到，父亲的客户很快遍及全县各个村镇。电话普及后，乡下客户只给父亲打个电话，父亲就将他们所需的货物物好，托运到班车上带过去。客源稳定，货品充足，财源自然滚滚，父亲还清了做木材生意时所欠的债，还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

父亲和叔叔们在前方打拼，奶奶和几个婶娘，以及我母亲守在后方种粮种菜，专供学生念书。对于后辈的念书，父亲尤其重视，每次回乡他都以自己的见识激励我们：国家正在飞速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我五叔和我三个堂姐堂兄不负众望，随后几年分别读到了本科和研究生。我和其他堂姐堂弟念书的动力也分外足。

批发部开到第六年，父亲目睹国家经济腾飞，看到交通、运输、通讯这么便捷，于是雄心再次勃发，他果断买下一栋上下面积达两千多平米的楼房，将它变为县城第一家大超市。父亲叫来二叔四叔，弟兄齐上阵。二叔管进出货的仓库物流，四叔主抓财务和销售，父亲全盘管理。超市被他们经营得有声有色。致富不忘乡亲，在经营超市期间，父亲和叔叔们为村里捐款修校舍、铺设水泥路，还出资扶持村里建起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除供应我家超市，还给省城超市配送。

经商多年，父亲作为商业界代表，被选为政协委员。在出席县政协代表大会时，父亲结合自己多年经商的心得和经验，作了有助于我们县商业发展的提案性发言。而这时候，我们也才知道父亲和二叔四叔先后都已入党多年。

对于他们弟兄三人入党，我以调侃的口吻问父亲，你们是农民入啥党？父亲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光荣啊。

我心里涌来一阵热潮。

70年沧海桑田。时代走到今天，在祖国繁荣富强的背景下，我们家族也一片繁荣：家家有房有车，日子舒心，生活美好。父辈们事业有成，我们儿孙辈们取得的成绩也不错，有两个博士、三个公务员、一个副县级干部、四个老师，其他人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得相当出彩。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这荣耀离不开父亲。我想，如果把家族比作一条船，那么，我的父亲该是船长、是掌舵人。父亲生于1949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血液里才充盈着觉醒意识，才促使他率领弟兄合着共和国发展跳荡的脉搏，一路奋进，把一个原本破烂贫苦的大家庭引领到今天的辉煌。我一直这样认为。

为此，在今年春节的家宴上，我向父亲敬酒说感谢他、感谢叔叔们，沒有你们的辛劳，我们这个家族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

然而，父亲端起酒，声音郎朗地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我和你叔叔们没念过书，只是动了动手脚，用了点力气，是国家给了这么好的条件，和平、安宁、政策、机遇、科技、信心……我们乘着浓浓的树阴，才有了今天。没有国，哪有家，家与国，国与家，血脉相连，息息相通。是咱国家强大了、繁荣了，咱家才随着繁荣的。所以，要感谢，最要感谢国家。

对——最要感谢国家。我们纷纷举杯。

奶奶已经去世，母亲腰腿有病，父亲答应年后退休照顾她。我心里一阵感慨，想着过完春节父亲也要年长一岁，就该70了，于是提议，要在年后择个日子，请来亲朋好友热热闹闹地给父亲办个70岁寿宴。之所以说要择个日子，其实是有些惭愧，因为我只含糊地知道父亲是1949年出生，并不知具体日期，我从没问过父亲，父亲也没告诉过我。那天，我跟父亲要他的身份证，父亲没有拿，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真实的日期。你爷爷奶奶那辈人混混沌沌地光顾着过日子，哪有时间的概念，哪记着孩子的生日？我们兄弟姊妹多，就是记着也记混了。日期不重要，年份重要，我是1949年的，跟共和国同龄。所以我的70岁生日就定在10月1日，跟共和国生日一起过，不是更热闹更荣耀吗？

父亲两次说出“共和国”这三个字，初听，我在心里笑他有点矫情，有点高调。因为他根本上是个农民，识字不多，也没受过圣贤文章的熏陶，按理不可能说出这么富有家国情怀的词。然而回顾父亲走过的路，我蓦地就明白了：父亲入党，父亲说自己跟共和国同龄，要跟共和国一起过生日，是出于由衷的感怀，是一种觉悟，一种意识，一种家国情怀在内心的使然所至。他是情不自禁的，因为跟着共和国发展步伐，从苦日子走到好日子，觉得光荣和幸福，所以他想以这种方式与共和国更紧密地亲近一回。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试着说出这话时，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于是，我有了一份期待，期待着属于共和国、也属于父亲的无上光荣的70岁华诞日子的到来——那样的日子里，大地花开，祝福和赞歌会从共和国亿万儿女的心田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