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清新”与大时代
——刘白羽《喜事》阅读札记

薛 冰

提起作家刘白羽在解放区文学时期的创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著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以及短篇小说《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战火纷飞》《血缘》《战斗的旗帜》等表现部队生活的军事题材作品。而这篇发表于1946 年的小说《喜事》，在这众多的感情浓烈、气势浩然的作品谱系中，同《长江三日》一样，确实显得有一点“小清新”的意味。此篇小说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生活为切入口，截取“我”路过时所见的一个片段，以此透视在大时代语境中，土地法令对长久以来受压迫的农民的生活以及心理的影响。

《喜事》的故事线索单一且直白。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依然是穿梭游走于广大农村的政权工作员的身份。“我”和同伴在路过洮儿河附近时，因躲雨与当地一家经营卖茶小棚的一对青年夫妇及其父亲相遇。作品中的叙事情节数量有限，却整体性地呈现出与“喜事”相通的一体性。初识，儿媳只见“我”穿着灰呢制服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我们分到一垧地”。在小说开篇的大段景物描写后，这一句话便迅速将故事的叙述时空设定在土改运动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我”穿着灰呢制服，代表着政权工作员的身份，便极其亲热地告诉“我”自家已经分到一垧地的好消息，这种按捺不住的喜悦是喜形于色的“喜事”。在提到分地当天的情形，女人说道：“那时他爷爷都哭了，因为我们没有地，……你也许不知道，我们没有地；他爸爸就跟去看了四至，他回来，一夜没睡，就是抽烟，……可是我也睡不着，半夜，他拍拍屁股走了，——我就悄悄跟上，……哈，他可一下跑到村政府里去……”再结合男人自己的讲述：“现在——你看，这块肥地，是小鼻子占过的地，现在政府说：分配敌伪土地，我们还不信，想那里有这个命运。那一天真的分了满满一垧。那晚上，我就找村政府主席去了，我说：‘你瞧，我种什么好呢？你们给个意见，叫怎么做就怎么做！’从那天，我就跟别人家换工，这几天人家这几匹牲灵，轮到该我用，我怕误了春时，下雨也想耕完它。”由此可见，土地所有权的置换与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底层农民“翻身”做了主人，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反映了成为“有产者”之后农民心里的激动和喜悦。这种激动和喜悦成为一种热烈的气氛和积极的力量，激励鼓舞着无数农民。

一家人对“我”“把千百年历史上封建的拘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亲热是广大农民对于解放区新政权及其政策的认同与亲近。与此同时，在“我”与年轻男子交谈时，男子所控诉的在日本侵略统治之下的满目疮痍、地狱般的生活与现如今由土改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喜事”形成二元对立式的对照。这种在对比中突出“喜事”的叙事策略还存在于小说最重要的情节之中。在跟随儿媳回家避雨时，“我”目睹老人身上背着麻袋，径直地走到自家的耕地区域，在亲人的注目下，将数年以来一直背在身边的爱人的骸骨埋藏到了刚刚分到的“自己”的土地中。儿媳的哭泣既饱含对父母伉俪情深的感动，也将感动与悲伤的交织化合为时代背景下的安心与畅快。由此，这场埋葬的丧礼因为“落叶归根”到自家的土地而消解了丧礼的悲恸，从而变成了“快乐的喜事” 。在这里，“喜事”既是故事的情节，也是主题的凝练。

作为一篇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的小说，《喜事》最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是用个人命运勾画时代变革的主题意识，还有在文中刻绘“喜”这种历史表情的艺术表现力：如何把丧事转换写成“喜事”，如何把“小喜事”写成“大喜事”。在小说的第一段中，丰腴的土地、柔和的太阳、耀眼的草原、发着亮光的云彩和花朵、悠然自得的马儿、野鸭和小鹰，多种意象的建构及其排列组合的方式，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的生态图景。

通篇小说，作家都是由自然进入社会生活，由外部景观进入故事内部结构，由生活改观进入人物心理，在这个由外至内的介入中，景物描写以及意境的营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中，情节的更迭、空间的流转，几乎都依赖于景物描写来实现换幕。例如，“我”到老人家中后，在“阴暗，狭小，污秽”的屋子内，写到屋外的景色：“外面草原上，似乎正在进行一种神话中的雨神的交战。风云雷雨，轰然齐鸣，让我想到如果黑夜，是多么荒凉，可怕。电闪的是白色的——镁光一样的闪烁，摄人魂魄；雷声由近而远，仿佛在向地平线那面追逐去了。”如果将此雷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景观的象征意味理解为中国在近代以来所承受的屈辱以及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的生活境地，接下来出现的“一只红色和一只白色的瘦马”（红色与白色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衬在背后原野上一片从阴云中漏出的金光”便自觉地承担起点染晦暗图景、唤醒民众希望的符号性隐喻作用。细读文本，除了上述提到的红色、白色、金色，在众多景物描写中，作家还调用了大量的色彩描绘。男子和“我”说完话，“又去欣赏他那土地。黑色的，浇了酱油一样的土地。这时一片澄黄透明的亮光，突然闪眼的，照得草原发出尖锐的蓝色。”在老人将妻子的骸骨安顿入土，作家又写道：“这时，阳光璀璨，把胡桃树干，照得一根根红珊瑚似的，好像透明起来，那样可爱。”小说中多种色彩并置于同一幅画面之中，昭示着灰暗的生活中的亮色的点缀。小说结尾处，作家将镜头由近景拉为远景：“我们的马车，一直走到月亮上升到那石绿色的天空中”，这也代表着作家对经历了黑暗之后的黎明更迫切的期待——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喜事”会越来越多。

这些自然风物带有潜伏性的意念作用，大量的景物描写不仅在表层上增强作品的审美特征，更重要的是，其以贯穿始终的方式埋伏在叙事情节以下，以“虚”写实地将“喜事”渲染得更为明亮与壮丽。在小说中，景物描写与意境的呈现作为与情节同等重要的叙述对象，承担着渲染气氛、寓情于景的叙事功能。这是此篇小说区别于其他正面描写历史事件、刻绘历史表情的一种艺术特色。

广义地看， 20 世纪40 年代末解放区时期的土改小说——以《狂风暴雨》《太阳照在桑干河》《邪不压正》为代表，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家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立场，对党的文艺政策所做出的创作取向的选择。作家们试图全面性地呈现土改运动在广大农村发生以及推进的全过程。有别于在阶级对立关系中凸显社会矛盾，这篇散文化的《喜事》在略显单薄的叙事层面之下，避开了宏观的阶级冲突与革命的叙事话语，仅用单点放大的“喜事”来折射作为底层农民在新政权的土地指令下的生活的喜色。而这种隐性的书写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大历史环境下，对土地政策的阐释和想象仍不失为一种关于社会情绪的真实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