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乡土可以让我们重温
——关于“新辽西派”散文创作的散点透视

秦朝晖

人们常说文明有赖于每一代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将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记忆，至少是在数字时代的记忆，需要这个时代的人们有同样的担当。

记忆是万物的守护者，然而我们人类最终才是记忆的守护者。

——【美】迈克尔·S·马龙《万物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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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每个周六、周日的上午，我都会到我居住的辽西小城朝阳的旧物市场去“淘宝”，淘那些散落在乡间、被一些小商贩收集而来的老物件，粗坛瓦罐，帽筒梳妆匣，石刻砖雕，窗棂洗衣板，老算盘老砚台，煤油灯磨刀石，插屏炕桌……日积月累，如今已达两千余件。一边清洗，一边分类，一边摆放，我像着了魔一样。面对着如此之多的寻常之物，没有“熟能生厌”，而是一种“日久生情”的喜欢。

这些老物件，大都来自乡间，来自乡土，来自田间地头，来自一间间“风烛残年”的老院子、老房子。也许是年迈的父母还生活在乡间，也许是那来自记忆深处的乡土记忆，这些儿时看过、用过的老物件，有的残缺斑驳，有的光洁浑厚，或方或圆，或大或小，它们仿佛在用一种顽强而倔强的被抛弃后的存在诉说着什么。我没有读懂这些器物，我只是觉得它们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的命运不该是被“现代人”轻而易举地抛弃。我想与它们“对话”，寡于见识，我是颇感困惑的。困惑中的我在与一本书的“对话”中，找到了被一束光照亮的欣喜。这本书是高一强先生所著的《日用之道》，高一强先生的“得道”之言，让我产生一种“水落石出”的释然：“器物承载着人对世界的感受，以每个人熟悉的形式，在各自的生活里，为我们提供一些隐喻，也提供着慰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各种各样貌似不起眼的器物，它们往往以生活为主轴，如影随形，陪伴我们左右；岁月变迁，能够得以流传下来的器物，一定是符合当时最基本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沿着这一判断与视角，我们可以说，一部人类的生活史，就是人与器物同在的发展史、进步史、创造史。人类创造着器物，也被器物改变，这种“如鱼得水”的联结、纠缠、融合，会让人产生睹物思人的纵深感，让人的生命感悟得到支撑，并拓展了人的生命境界与审美空间。从这样的理解而言，古人所说的“治小艺可以通大道”的言说是真实不虚的。

我所面对的器物，大都起因于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它们来自费孝通先生所概况的乡土中国。尽管全球化的浪潮已把“乡土中国”改造了许许多多，但相对于偏远的辽西，“乡土与田园”的特征还是具有“标本性”特征的。于我个人而言，时至今日，虽然有了30 余年的市民生活，可是，我的“城里人”的感觉依然没有找到。我虽然不能以“乡下人”自居，但有人这样叫我，我也不会反感、反驳，于我而言，倒是觉得很亲切。在我看来，乡下就是我的故乡，每当我回到乡下和想起乡下，我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亲切与踏实。因为有着这样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我对那些“情系乡土”的中国作家，特别是我所熟悉的辽西乡土作家，也就多了几分亲切、几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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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新辽西派”散文这个命名，在偌大的中国文坛，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群落，较之人们耳熟能详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朦胧诗派”“先锋派”“寻根派”“新写实”等。它的生命和影响是有限的，能否声名鹊起更是一个有待研究、发展的文学现象，我之所以言说这一“派”，一是梳理一下这一“派”的起因、流变，此外，也是谈一些关于“新辽西派”散文的一己之见，在我的倾听与表达中，完成一次“我写故我在”的历程。

无疑，“新辽西派”散文的命名，源于评论家、编辑家宁珍志先生。宁先生是辽沈文坛我所敬重的师长。十几年前，他以“评者与编者”的敏感，在《辽宁日报》上撰文《涌动着生命质感的文化品性》，命名了“新辽西派”散文。2018 年，在《海燕》杂志上，他以《又说“新辽西派”散文》的文章，不仅回顾了命名的初衷，并再次阐释了他对“新辽西派”散文的洞见与期许。正如宁珍志先生所言：“十多年前，辞去《鸭绿江》副主编之后调往创研部，担当关注年度辽宁散文创作工作，即写一篇两三千字有着本省作者散文发表情况的评述文字，备忘、积累、存档，同时在《辽宁日报》文艺评论专版发表，算作对辽宁文学整体发展态势的一种体裁的零星关照。此当口，齐明达、崔士学、魏泽先、李广智等新人的散文作品便一股脑地涌进眼帘，我有了集中阅读的机会。面对鲜亮而独特的文字，‘新’——我几乎脱口而出，带有颠覆性的乡土题材处理方式，确定另立起来了一面辽宁青年散文创作的旗帜。加之作者们所处地理位置，‘新辽西派’散文便在我的语句中首次出现。至于‘派’，仅为一个集体称呼。”这种源于广泛阅读后的命名，不是“空中楼阁”的想当然，而是“名正言顺”的言之有物。因为有了这样的“第一推动力”，“新辽西派”散文的命名，不仅对其名下的作者们产生了“登堂入室”的归属感，也对作者们的下一步创作定位了方向感。让人更觉欣喜的是，“新辽西派”散文开枝散叶，作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作者队伍也逐渐壮大，诸如赵淑清、林爱华、菜雨艳、张福艳、郭宏文、周艳丽、袁海胜、杨庆华、杨广大、刘志铁、邹世昌、文晓辉、郑文革、邵春梅、李柏民等这些作者分散在辽西（朝阳作者居多）的不同角落，进行着农人一般的笔耕，那份质朴的坚守，那份深情的书写，令人肃然起敬。

这是一个创作了千余篇的关于“辽西乡土”作品的作家群，面对着这“杂花生树”的繁茂文字，我的“对话”有了无法切入的困难，我只能用“散点透视”的方式言说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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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新辽西派”散文创作，一位从辽西走向全国的散文作家谢子安是绕不开的。新辽西派散文的硕果累累，离不开谢子安的呕心拓荒。

谢子安（1956—2002），1956 年4 月出生于辽西凌源市刘杖子乡。辽宁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原从事编辑工作，专于散文写作，曾在《散文》《中华散文》《鸭绿江》《山花》《雨花》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两百余篇。他的主要作品曾结集为《雨走青纱》，并引起了中国散文界的广泛关注。

我与谢子安有着多年的交往，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与谢子安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 年，那一年，我刚从一所乡村中学调到朝阳县文化馆羊山分馆从事创作辅导员工作，在我的老家羊山看到了长我八岁的谢子安，当时的情形现在还能想起——一个高高大大的辽西汉子，脸膛略显黑红，眼睛不大却很精神。在我与他同登我老家的玄羊山的路上，我听到了他让我至今难忘、低沉有力的话语：“我要用我毕生的努力，开创田园散文流派，以此填补文学史的空白。”那一年，谢子安三十岁。

关于“填补空白”的话题，是留给文学史家的话题。此后十六年，谢子安用他向死而生的决绝，一直在做着他的努力。谢子安用他“吾道一以贯之”的追寻，激励了许多文学写作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谢子安的知行合一的存在，如辽西丘陵中坚韧生存的一株老树的苍劲，激励了许多文学同道、后之来者。

研究谢子安的个人创作，应该回到谢子安创作现场。谢子安创作的“黄金期”，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和整个90 年代。在80 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曾产生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寻根派”。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是作家韩少功，他以一篇理论文章《文学的“根”》，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又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等篇什印证着自己的发现。不能说谢子安的创作得益于湖南韩少功的启迪，可以肯定的是北国辽西的谢子安是较早把“根”的意识升华为一种深层的文化认同的先觉者。在“根”的周围，谢子安发现了两个更具文化象征的名词——故乡与田园。虽然谢子安对文学理论不太热衷，但我相信，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韩少功“寻根”的有些言说是认同的：“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需对文化地域性积累过分的固定。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运行，正在卷入范围广阔的文化融汇，但我们无论走出多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向我们的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或许正是这种“还乡”的渴望，使谢子安开始了一次整合后试图超越的归乡之路。

苦心孤诣的返乡寻觅与书写，一批批家园、田园的散文应时而生，从《碾道》《十二户村记》《南沟里》《洼子店》《人老怀乡》《南乡四记》，到《春起田园》《梨花作盏饮清风》《寂寂山谷》《山间出月》等。谢子安的散文创作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30—40 岁，是他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的时期；后期则是他走向“知天命”时期。关于前期散文，我想以《碾道》为证，管窥一点“文随时代转”的一些见证。80 年代，碾道，在辽西的农村应该算得上常见的日用之物。正因为如此，“老家村中的那个碾道还在使用着”，以至于“从远处看上去，那个碾道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谢子安用近似唠家常的语气，叙说着老家的碾道，围绕碾道发生的一些事情。作者的思路并没有平铺下去，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于是作者才知道“石碾子碾出的粮食好吃，是村里有了加工厂加工米面的机器那年”，于是，小村的人围绕碾道的有与留展开了一场难解难分的争论。面对这场争论，作者的心绪是矛盾的，一对简单的问题却没了现成的答案：是传统有力量，还是现代有力量？作者把他的忧思纳入了“碾道”。他只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碾道”的循环往复变得意味深长，甚至多了些“乡土中国”的象征意味。纵观谢子安的前期散文，他的“故乡与田园”，不是超凡脱俗的与世无争、清静无为，而是把自己的赤子之心、故乡之爱融进了他的每一行文字之中，平实中透着奇崛，平淡中寄予了至味。正如谢子安所言：“因为做着文学的田园梦，我常常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操作春种秋收，焦虑干旱水患，同情百姓饥苦，咀嚼杂味人生。”（《我的田园，我的辽西》）

有着明晰的文学主场，有着思考后确定的方向，有着脚踏实地的行动，谢子安登上了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文学高地。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对谢子安的人与文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谢子安的善良、安详、旷达和幽默，其灵魂在文字和文字后，对人对物的优柔感觉，对文字的控制，使他的文章浑然而鲜活。他的主要篇章都是写田园的，写作的脉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散文中去，也可以觅寻到散文兴盛期的韵味。谢子安是以最平白的话作为诗句，而整体诗却混沌和产生多义的诗人，所以他朴素了他也华丽，他简单了也更复杂。”（贾平凹：《谢子安散文序》）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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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散文在上头。他的如磁铁一样的醒目存在，对于喜欢他的散文写作者们，既是吸引，也是挑战；既是借鉴，也是“和而不同”。

岁月流淌，时光的脚步迈进21 世纪初年。我的凌师的同学齐明达，辽西建昌人，在学生时代就以《我是土地上的龙》等散文展示其才华。沉寂了多年、苦修了多年之后，他用一边写公文、一边写散文的“特异”思维，开启了他“新辽西派”散文的第一声“林中响箭”。他相继在《散文》《鸭绿江》《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百余篇乡村散文：《父亲的情愫》《从伏天走到伏天的土炕》《院里树门》《母亲与刮入院里的西北风》《秋天院里发生的事情》等，有的散文入选《新华文摘》。此后，他结集出版了散文集《院子里的事》，2005 年获第四届辽宁文学奖散文奖。

与谢子安散文取材大辽西的视角不同，齐明达的散文大都以养育他的小村为视角，更具挑战意味的是他把笔墨倾注于院子之中，半亩庭院，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墙角屋檐，齐明达以他“工笔画”般的细致，写出了浓缩版的乡土百态，以小喻大，引人称奇、品啧、回味。在《父亲的心事》中，作者用天气定调一种气氛：“七月的家乡，透蓝的天空，悬着火球般的太阳，云彩好似怕被太阳烧坏了，也躲得无影无踪。”辽西十年九旱，身为农人的父亲在乎的是天气，盼雨的日子是煎熬的：“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阳，照在父亲满是忧思的脸上，似乎把心事都写在长满皱纹的脸上，连续数月的不下雨，田里的庄稼成了这位庄稼汉惶惶不安的惆怅。”“又是数月，闪电像一柄闪闪发光的利剑，划破黑锅似的夜空，震耳欲聋的雷声，随之而来的是瀑布似的暴雨，那晚，父亲终于把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开来，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个懂事的乡间少年，猜透了质朴父亲的心声，这样的情感，传递着辽西农人的“日常伦理”，这样的“心事”，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忠厚传家久”的力量。

魏泽先和我都是喝辽西小凌河水长大的，他的老家魏营子我多次去过。子安先生在世时，泽先的老家是他的创作基地之一。魏泽先是蒙古族，1961年生人，好喝酒。他的创作起步较早，80 年代初年，他搞过民间文学、戏剧、小说。我在编辑生涯中，曾编发过他的中篇小说《日影儿》。泽先只长我三岁，我们是相识三十多年的朋友、文友。多年来，魏泽先一直以乡土散文写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在《散文》《鸭绿江》等报刊发表散文百余篇，曾在《辽宁日报》“北方”副刊开设过散文专栏，2013 年出版了个人散文集《大雁往北飞》，并获得了第九届辽宁文学奖。

较之齐明达的“院子叙事”，魏泽先应该属“村子叙事”。因为多年的电视台打工与回家种地的经历，魏泽先的散文有着与其他“新辽西派”散文不同的乡野气。切肤的生活感受与原汁原味的畅快表达，使魏泽先在“新辽西派”散文作家中是很好识别的一位。《五月节打驴》是魏泽先发表在《散文》上的代表作之一，土里土气的名字让人过目难忘，小说般的情节，让农人养活的一头驴有了灵性。评论家高海涛先生为魏泽先的散文集《大雁往北飞》写过一篇评论式的序言——《乡村：谁能让我们忘记》。这篇序言，对魏泽先的散文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条分缕析，大开大合。他在对《地气》的评价中，找出了魏泽先散文的支撑点：“《地气》是土地的童话，在故乡的田野，在母亲的房头，童年的作者发现了大地的呼吸。对于作者来说，这样的童年经验是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它决定了作者毕生不渝的对于土地的信赖与忠诚：我一个人在城市打拼，乡下还留着几亩地，一处宅院，把妻子也留在那里固守，许多人不理解，其实，我是在固守一种无法说明的情结，把许多记忆留在那里，让田园养着，让村庄养着，让宅院养着，这样地活，它们将永远鲜活如初，不枯不萎。”魏泽先这样的言说，已与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的城乡观大有不同，时光的流转，现代化迅疾变幻，让魏泽先这样的“乡土作家”，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和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是对乡土内涵的丰富。

与魏泽先的五味交织的地气不同，崔士学的乡土文字有别开生面之感，这位“比慢型”作家，走的是“以少胜多”的写作路线，如果对他的写作风格简约概括，崔士学用他的举重若轻，诠释的是“灵性式乡土书写”。高海涛先生对崔士学的散文创作有过全面的细读和论述，他的文论《乡村的通灵者与辽西散文的精神》，不仅是对崔士学散文如数家珍的互文式透视，在我看来，对“新辽西派”散文创作也是一种学术梳理与定位。高海涛先生认为，崔士学的散文“很耐读，如唐诗绝句，如三十年代废名的小说，尤其文字，有特殊的语感，特殊的味道”“这样的散文，给人最突出的感受不是题材和内容，而是风格”。如果说崔士学的散文有“通灵”的意味，这与辽西厚土悠远的“萨满信仰”有关，这种“万物有灵且美”的神秘基因，在崔士学的散文中可以找到例证，从《草的记性》《想起荞了》《盛满月光的后院》《黄昏往前一点点》，到《祖先住在村子外》《树在乡下才好看》《睡在故乡星空下的平顶屋》，以及《一座村庄朝南》《骡子托起半个村庄》等。自2006 年开始，崔士学以农人般的耐烦，不疾不徐地经营着他的灵性乡土，时而“蛙声十里出山泉”，时而“鸟鸣山更幽”，他用一粒粒文字唤醒远去的村庄，他用一篇篇作品让乡土再一次图腾，那份“悠然见南山”的灵性之眼值得称道。

尽管写作是不以年龄为限的，但如果有不同年代的作家参与一个流派之中，以一种“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出现，也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李广智，1974 年出生于朝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他的故乡是辽西一条河流的源头——小凌河。在物质主义疯长的20 世纪末年，一个因家境较贫、高中辍学的乡下青年李广智开始了他的习文之路，他的艰辛是可想而难知的，但他的勇气是可竖指称赞的。文学的初始，李广智以诗为路。那时，李广智住在乡村，并以“乡下人”自称，他说他的“那些带着土腥味的文字”，给予了他“生命全部的快乐”，“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对于李广智而言，这是一种诗性回归，这是一种“苦熬”过后对人生的回答。几年的辛勤耕作，李广智以一本诗集《乡村悟语》，为他的“诗意人生”做出了阶段性的总结。2005 年，李广智开始了他的“散文岁月”，其作品多刊发于《散文》《中华散文》《鸭绿江》《海燕》等报刊，选刊及年选本也有他的作品收录。

文学之路中写诗的磨砺，对李广智乡土散文写作的益处是明显的，他写村子里的一棵树、一粒沙、一片云，他写一只鸟、一头牛、一条狗，乡村的万物生灵，都有了一份诗心的敏锐丰富，绚烂与柔情，他以一种“后生可畏”的执拗，在“新辽西派”散文作家群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位置。在评论家宁珍志的视野中，李广智的散文获得的是这样的首肯：“作者把自己的文字从容地镀上了一笔理想主义的光泽，叙述睿智，不乏情趣，人与动物的内心独白非常接近于寓言描写，增添了文本的表现深度和阅读兴致。”纵观李广智的散文写作，他的乡土文本中是围绕三个系列展开构思与行文的，即：树的村庄、村子里的气味和一个人屯子里闲逛。从《一棵树的事》中，他收获了平常：“一棵树大概只有生长的欲望，很少去想别的事，它总是安安分分的，一心一意地生长。”乡土与乡村是有味道的，但这种味道难以捕捉，难以表达。恰恰是这种“味道”的传达，让李广智的散文为“新辽西派”散文增添了几分醇厚。在李广智的笔下，“村子的气味是土生土长”，他的可贵在于“村子里的气味在哪儿，没有人准确地回答你”“那些气味藏起来，分散在树上，带在动物的身上，躲在土里”“气味是村子最隐秘的身体语言”（李广智《村子的气味》）。如今的李广智，“作为城市的漂泊者，从未真正离开村庄”“他的散文寓于诗意的同时，还有着更加紧致细密的生活肌理，叙事性也更强，就像从辽西土地里长出的庄稼一样，结实生动实在实用”（责任编辑安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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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辽西，这里是一个个被丘陵环绕的村庄。世世代代的农人，在村庄里生生不息，多少悲欢离合，多少艰辛困顿，多少春华秋实。这是一群人的“全息图”，承载了太多记忆、唏嘘、慨叹、憧憬……

“春天醒了，春天挥挥手，春风就跟着醒了。春风撒个欢儿，土地就跟着醒了。土地伸个懒腰，在我家家堂一角安睡着的那副锹镐就听到了动静，就闻到了味道，就欢欢着要跑出去活动活动腿脚。”这是“新辽西派”散文家郭宏文的散文《一副锹镐总相伴》的开头，它好似一幅“醒春图”，它仿佛预示的是一个“春到辽西”时，一个辽西乡土作家群的“多米诺效应”。

写辽西乡土散文的作者不是三名五位，而是“时而百”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仅“活跃分子”即可达几十人。在我有限的交流涉猎、阅读中，一些作家与作品能够想起并留有印象的，大致可达到“美文三百”数量，如果编一套带有“一定偏爱”的“新辽西派”散文选，可以分成“上、中、下”三大卷。以系列散文集存目，有李学英的《笔走龙源》《龙源人语》，有郭宏文的山屯系列三部曲：《山屯物事》《山屯情愫》《山屯光阴》。以单本散文集记之，有赵淑清的《月亮船》、袁海胜的《月色河边》、刘志铁的《辽西雨》，杨广大的《故园风物》、陈宇飞的《乡野放歌》，有陆博哲的《走出青龙河》、周艳丽的《人间好日子》、菜雨艳的《咬月牙儿》、郑文革的《自在飞花轻似梦》。若以散文组篇和单篇记，有陈玉民的《黏豆包》、赵振君的《老井》、林爱华的《走过小树林》、范景友的《走过山梁》、梅树冬的《家旗》、袁雪雯的《柴油灯照亮我家》，有张福艳的《雨和乡村的关联》、杨庆华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李柏民的《当故园的灵魂不在漂泊》、文晓辉的《乡村三题》、张宗乾的《沿河而居》、邹世昌的《留住一声鸟鸣》、管丽香的《缝补岁月》，等等。这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创作群体，这是一个有待研究、梳理的散文丛林，这是边地辽西的人文地图册！

“新辽西派”散文，在2008 年1 月，有了初始的“命名”。如果说初始的命名是一块承前启后的“界石”的话，十一年的岁月走过，“新辽西派”散文可以立出几块新的界石，它需要不同的研究者给予新的定位。《辽西文学》主编邸玉超曾对“新辽西派”散文有过建设性的概括，叫“世界视野，现代意识，辽西元素，田园精神”。这十六个字的概括，既是褒奖，也有“立此存照”的高屋建瓴，更有一种爱之心切的呼唤精品的期待。评论家宁珍志开出的“诊断书”是：“在‘新辽西派’散文的字里行间，生命笑容与生命理想宛如漫漫长夜的一芽灯火，微弱而执着，向小、向下、向真、向善成为他们散文抒写的心灵格尺。读他们的作品，像是体验乡下三间平房坦陈的一铺热炕，灶膛前准备续上的一把柴火，房顶上忽浓忽淡的几柱炊烟，贴面贴脊贴心。”这样的“诊断”，洞若观火且入情入理。

评论家、散文家高海涛在谈及魏泽先的散文写作中，曾提及成长散文的概念，并从魏泽先的部分散文中找到成长散文的例证。高海涛《成长散文：一个概念一种向往》的文章中，针对中国散文创作——一方面很普及，一方面又很普范，在表面的繁荣中不难看到模式化的滥觞——的堪忧状况，提出了独辟蹊径的“成长散文”概念。他认为：“散文很适合于表现生命个体的精神成长和精神升华的历程，比之小说，散文可以是更本真、更在场、更贴近生命体验的心灵史。”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才有了他“知行合一”的历史文化散文与乡土散文相融合的写作尝试，他的《青铜雨》《故园白羽》《四姐在天边》等系列作品，不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拓展了“新辽西派”散文的话语空间和审美视域。

“新辽西派”散文创作群体的写作者，如果不想故步自封，每个人都将面临着成长中写作“成长散文”的问题，如有此愿，或可听一听高海涛的“观海听涛”之语：“真正的成长散文意味着这样的作品：一个有阅历的作者，以散文的形式，集中或反复地，同时又是真诚而深情地叙述了他的人生历程，展现了这一历程的精神价值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写作的过程，也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关系体”中找到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的过程。行文至此，想起了作家史铁生的一句话，愿与“新辽西派”散文作家们共勉：“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只船；诚实的人，你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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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我们还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时间“说话”，我们要为我们渺小的存在找到坚实的“理由”，我们都要做一棵“能够思想的芦苇”。曾经与“新辽西派”的一些散文家交流，我的一点体会是，我之所以愿意读“新辽西派”散文，并像许多同道师者文友一样为之“鼓与呼”，我隐约的感觉是，诞生在辽西这片厚土，并由这片土地上的人所完成的一行行承载着辽西的往昔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的所有文字，他们不仅仅是一篇篇独立成章的作品，它们也是这一方水土孕育而成的“乡土化石”。只有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高度上，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些乡土散文穿古越今的文化价值。

很敬佩为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冯骥才先生，他的《到民间去》的倡议于我而言是一种“棒喝”般的警醒：“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根上，回到我们文化的根基与原点上，回到我们的母体文化中。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们鲜明的文化个性，我们的文化血型，以及骄傲和自尊的依据。”面对着正在消失与重建的乡土，近五千年农耕文明所积淀的“消息”也正在随之消失，承载着文明基因的民俗、歌谣、农事、节令、风物等等同样需要抢救。那些保留在不仅仅是“新辽西派”散文作家中的“乡间往事与乡土记忆”也需要抢救，需要传递，需要创造性转化。

地球是圆的，每一个地方都可成为中心。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大背景下，谈地域文化，透视“新辽西派”散文，离不开宏阔的视野与博大的胸襟，正如林语堂所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由此观之，每一个热爱脚下这方热土的人，才是真正找到根的人。

还有多少乡土可以让我们重温？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有几分悲壮，几分无奈，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新辽西派”散文的领地上，我们在完成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世界与乡土之间，愿“新辽西派”散文作家们，拥有云卷云舒的自由，有厚积薄发的快意，有对比与整合后的发现，有站在最小的地方与世界对话的勇气，有“万物与我为一”的浑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