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裒《评书》研究

王倩

摘要：元代诗人袁裒善书，其《评书》涵盖范围较广。本文通过研究袁裒的生平事略，《评书》的收录情况，《评书》中对学书论、笔法论以及对历代先贤都有客观理性的评价。体现出袁裒崇魏晋书风，主张学书应习其神韵，临摹要做到下笔有神、形神具备，正如老子所言“通乎一，完事毕”。

关键词：袁裒;评书;思想

一、袁裒与《评书》的基本情况

袁裒擅书法，专诗文，同族人袁桷、袁杲等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其交友范围广泛，马祖常、苏天爵等诗文名流都与其交往密切。《评书》收录于元代苏天爵编《元文类》中，而《元文类》的版本又较多。

（一）作者生平事略

袁裒（1260-1320），字德平，鄞县人，善书法，所书宗晋。著有《书学纂要》。据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三十五《跋宋高宗临唐人帖墨刻》，知其号“鹿眠山人”。南理学家袁燮之曾孙。与袁桷（1266—1327）为同族叔辈。有别集《卧雪斋文集》，佚。马祖常、苏天爵等诗文名流为之作序跋。马序称其文“优柔而不华，典则而不质，可以施之宗庙，告之朝廷”。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撰有《书学纂要》，其本人亦以书法擅场，王士熙《送袁德平归越》诗有云：“狂客有船都载酒，道人无字不笼鹅。”这里的“道人”是王士熙自谓之语，意思是说自己的字不如对方。所编撰《书学纂要》，惜今已佚，其跋则存于苏天爵《元文类》卷三十九，从“右军（王羲之）”讲到“近世姜尧章（姜夔）”，实则是一篇书法演变史。

袁裒作为江南文士，在民族等级制度极森严的蒙元朝，与多数汉族文人的命运相近，仕路困踬，但为人颇洒脱不羁。约延佑五年入大都，其余大部分时间则在江南浙西一带生活，从仇远、张楧、马臻、杨载等大批杭州籍诗人皆与之唱和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曾在杭州生活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他的交友中也以这部分人群为主体，其中既有如仇远、张楧、马臻、屠约等由宋入元的前朝已闻名的诗人，这部分文人在新朝并不得志，他们则以诗文来摅散心中情怀和苦闷。袁裒在《送仇仁父分教溧阳兼寄张仲实》诗开头说：“往读大历才子诗，常恨诸人不公卿。”仇、张、马、屠及袁裒本人与唐代大历诗人的境遇颇多相似。袁裒在浙西交往的另一部分文人则有赵孟俯、孟吁兄弟、杨载、鲜于枢等名流，袁裒能诗擅书，自然受到此辈的青睐，得以驰骋其间。延佑五年因公至大都，以同宗袁桷的引介，得识王士熙、马祖常、薛汉等当世名公，当其离京之时，他们为其赋诗赠行。据袁桷《袁府君墓表》，袁裒有四子：霆、杲、锐、奫。其中次子袁杲，元统二年（1334）为国子监伴读，编辑乃父遗文，请苏天爵为之作跋。袁杲亦能文，故《墓表》云：“桷备史属号最久，见秉笔者罔再传”，“吾宗免矣夫”！意思是说袁杲颇能继承父业，使袁氏文脉得以延续。

（二）《评书》收录情况

《评书》收录于元代苏天爵编《元文类》中，《元文類》共七十卷，有多个版本，一类是元至正年间西湖书院刻本，此本是目前所知的《元文类》最早的版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共七十卷。一类是元刘君佐翠岩精舍刻本。一类是清四库全书本，1、文渊阁本，2、摛藻堂本。一类是光绪江苏书局本。另一类是明刻本，明代翻刻《元文类》版本较多，不仅重修了至元至正间西湖书院刻本，而且另有：1、明初坊刊细字本《校元文类》，2、嘉靖晋藩本《元文类》，此本于嘉靖十六年（1537）有递修本，据陆心源考证：“晋藩本行款与西湖同，而缺烂甚多，当以后印西湖本翻雕者。”今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有藏。3、万历中刊本《元文类》。4、明末修德堂刻本《元文类》，每页十九行，行二十字，以宋体字刻之，字体规整。

二、《评书》学书、笔法论及对历代先贤的评价

袁裒《评书》中涉及的范围较广，有对于学习书法的独到见解以及对历代先贤的评价。学习书法的方法，主要在于“悟”，同时也要读书万卷，下笔如有神，最终做到通乎一，万事毕。对于用笔，主要包括外拓与内擫，这两种不同的用笔，又有不同的表现姿态，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评书》学书论

“殊不知前乎千百载之先，崔、蔡、张、钟之徒，复何所仿像而为之哉？良以心融神会，意达巧臻，生变化于豪端，起形模于象外，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目无全牛，由基之矢不虚发，斯为尽美。《老子》曰：通乎一，万事毕。此之谓也。虽然黄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初何足云。”袁裒认为，千百年的先贤，像崔瑗、蔡邕、张芝、钟繇，没有以模仿的像为最终目的的，都以心融神会，意达巧臻，生变化于豪端，起形模于象外，学书方法在于一个“悟”字上，如心领神会，犹到庖丁解牛、由基射箭之步，就可尽善尽美，就如老子所说，通晓大道，因而万事自然圆满成功。黄庭坚说过，士大夫下笔，心中自有万卷书，写出来的字自会气象万千不会有俗态。临摹只是学书过程，临摹的像也不是最终目的，要如历代先贤一样，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二）《评书》笔法论

“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阔，故散朗而多姿。”这个观点袁裒提到两种笔势的差异性，以及两种笔法的对立性。自古以来就有关于内擫与外拓的讨论，但大多说法不一。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法也，外拓者隶法也，提笔腕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消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着，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者用抽，方则用絜。”康有为把内擫与外拓，与用笔的方圆联系在一起，做了进一步阐述。而近代书法大师沈尹默与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见解，其认为“内擫是骨（骨气），外拓是筋（筋力）”，即大凡笔致紧密，是为内擫，反之，为外拓。这也是后人用内擫与外拓来区别“二王”书法之缘故。袁裒的《评书》则认为内擫与外拓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王羲之用笔向内擫而收敛，因此气貌森严而又有法度。王献之用笔外拓而开阔，风貌散朗而姿态丰富。唐代欧阳询、柳公权等是典型内擫的笔法，颜真卿则是外拓的笔法。故而对于这两种用笔并无对错之分，是区分书法风格最好的方法。

（三）《评书》中对历代先贤的评价

王著是北宋初期翰林侍书的一位书家，他在当时备受推重，甚至掀起一阵流行书风，就连宋太宗也曾经向其请教过书法，但是却遭到了后世书家的诘责。目前学术界关于王著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研究《淳化阁帖》的时候提及王著。王著自身的审美和风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淳化阁帖》产生这样的影响。王著自称是王羲之的后人，以“二王”书法为指归，这样他在编《阁帖》时，自然会偏重于选择“二王”书法。如果细加分析，王著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也不是全部接收。例如王羲之的《初月帖》《姨母帖》这样古拙的作品并未收录，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王著本人的审美倾向。黄庭坚曾经评价王著的书法是“美而病韵”，相应的王著在取法上就应该偏好流美妍媚一路的行草书，对于《姨母帖》这样古拙一类的书迹，王著应该是不喜欢的。

《评书》中提道：汉魏以来，书法虽不同，但还是有汉隶的风貌，因此其体质高古，到二王开始风貌开始改变，王羲之用笔内擫而收敛，气象森严而有法度，王献之用笔外拓而开阔，故其散朗而多姿。袁裒认为“李北海专事奇崛”。李邕的书法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中提到“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着。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用行书写碑。书法的个性非常明显，字形左高右低，笔力遒劲，给人以险峭爽朗之感。

顏真卿的《东方朔画赞》，这是颜真卿四十五岁时写的，大楷字径约十厘米。平整峻峭，深厚雄健，气势磅礴。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本，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宝晋斋本《东方画赞》，传为王羲之小楷。鲁公变小字为大字，易清朗俊秀为刚劲雄强，应说是师古而不泥古。假如说比此碑早二年的《多宝塔感应碑》还比较清秀，与后来的颜书面貌有所不同的话，那么，此碑已初具后来颜书的规模。此碑在研究颜书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综上所述，袁裒善书法，善诗文，著有《书学纂要》。其交往范围较广，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代表作《评书》对书法艺术与历代先贤有独到的见解，与其生平经历密不可分，《评书》收录在《元文类》中，而《元文类》的版本也比较多。主要推崇魏晋书风，对“二王”内擫和外拓的笔法有不同的审美，进而这两种笔法也是影响后世书法风格的主要原因。袁裒对历代先贤如王羲之、王献之、王著、颜真卿、李邕等人的代表作品、笔法、书法风格等都有客观公正的评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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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先立.苏天爵《元文类》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