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同性恋形成原因及防艾现状

邱曙光

【摘 要】 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速度逐年增高，男男同性恋（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MSM））人群感染速率的增加尤为显著。探讨同性恋形成的原因，同性恋人群防治艾滋病社会参与度及参与方式，为更好地实现全民防治艾滋病提供可能。

【关键词】 艾滋病;同性恋;防艾

【中图分类号】 R8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0019（2019）19-249-01

Abstract The spread of AID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especially in gay men.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homosexuality， the degre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way of participation of homosexuals in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 as to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better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AIDS; homosexuality; AIDS prevention

1.同性恋与艾滋病现状。

自第一例艾滋病患者1985年在我国发现以来，其传播的速度也在逐年增加。2015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迄今全球艾滋病病毒（HIV）感染人数在3670万人，艾滋病（AIDS）病死人数已达3500万人，成为现今世界主要传染病杀手之一[1]。值得警醒的是，青少年的第二大死亡原因直指艾滋病[2]。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是男男同性恋者。有学者认为，人口中绝对同性恋者已经占到了4%左右，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3]。

根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ease， Third E-dion，cMD3）中关于同性恋的定义是这样的：在正常生活条件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和性爱行为;对异性缺乏或减弱性爱倾向，也可有正常的性行为[4]。

由于男男性接触者（MSM） 中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人数已呈快速增长期，男男同性恋人群使用安全套可以有效避免性病艾滋病的感染，但是在这样的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数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5%-10%的HIV感染者/AID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是因为男男性接触而导致的[5]，在我国大约32.5%的新发HIV感染者为MSM人群[6]。2011年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呈现，男男性传播艾滋病的比例由2005年的7.3%一下跃居至2011年的11.0%[7]。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期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我国大中学生群体中的以35%年均增长率增加。2015年I0月底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我国境内，15-24岁的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例数为9152例艾滋病低龄化现象需警惕.

普遍发生的群交、多性伴、商业性行为、口交和肛交是MSM人群中HIV疫情急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后者，他加剧了艾滋病感染的风险。究其原因在于直肠组织内是碱性环境且其上覆单层柱状上皮的缘故，非常适宜于病毒的生长繁殖，而阴道上皮是复层扁平上皮（即复层鳞状上皮），这就使得无保护的肛交相比较于阴道交发生粘膜破裂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MSM人群中极其容易发生HIV的传播。同时它们由于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将自己真实的性取向掩盖起来，隐匿在大众群体中，很难被发现，甚至用异性婚姻来包装自己，由此便加快了MSM人群向异性传播的可能。

2 同性恋形成的现代研究和中医基础。

国内及国际社会同性性取向现象自古便有，并不罕见。

几千年以来同性性取向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这可以从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的解析窥见一斑：研究当代污名主要是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状，该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8]。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虽然默许同性恋行为的存在，但它一直被广大人民群众视为一种可耻的非道德亚文化行为，这使得同性恋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影响。

黄素结等从现代医学以中医阴阳角度看待同性恋，视角独特、方法新颖，令人耳目一新[9]。与目前被公认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相得益彰。①现代研究：a.生物本能。多元化是人类性行为的特性，在异性缺乏的环境里诸如低层次务工团体、贵族同性学校、监狱、军队等更容易形成同性性爱来满足外界刺激所形成的苛求和本能的宣泄;b.遗传特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丁汉默博士于1993年研究显示，在X染色体长臂顶端区域的基因—Xq28可能决定了他们的性取向，或许成为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之一。研究显示尽管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份额较大，但在导致同性恋的因素中，同性恋与家庭排行及母亲基因关系密切，这两个因素大概占据了20%的比率[10];c.神经系统及其他生物学因素：下丘脑大小可能是同性恋现象的另一因素。西蒙斯·维利在进行41例男性尸体（其学中有19个同性恋者）的大脑解剖研究中显示：同性恋者下丘脑比异性恋者的要小。科学家对此发现倍加关注，不久以后，他们便证实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羊身上拥有同样的现象[11];关于生物学激素水平，罗兰尼研究显示：男性同性恋者的尿液中雄性激素睾酮比异性恋者的含量少，而在女性同性恋者尿液中睾酮含量比异性恋者要高[12];d.同性恋的精神分析 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强悍的女性和懦弱的男性易使男性异性化;e.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同性恋 儿时受人猥亵强暴、窥见父母同房等等都会使其成年后拒绝异性，接受同性。②从阴阳论同性恋：a.阴阳互藏与转化 阴阳消长的双方进展到一定阶段时，阴阳的比例在事物内部发生了反转，即转化了该事物的属性。《黄帝内经》曰：“重阴必阳，重阳必阴”。b.阴阳互根交感。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有阴阳相互为根、互为依存的阴阳互根关系，阴阳交感即运动中的阴阳二气相互交合、相互感应。女子中的男性即为女性同性恋者，男子中的女性即为男性同性恋者[9][13]。

在同性恋形成的诸多因素里头除了遗传特质不能避免以外，其他的还是有可能避免的。比如，可以在改善生活环境、在容易形成同性恋的群体加大艾滋病、性病的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儿时遭受性袭击、性诱惑、性骚扰的经历所带来的巨大心理阴影的这部分孩子们，加大全民性教育力度，为人父母言行谨慎、教行合一。这样在减少同性恋人群数量的情况下艾滋病上升的势头也会下降。

3 同性恋人群的管理

3.1 古今中外同性恋发展历程 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伴随着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而长期存在着，是人类性活动的本能之一，且体现了人类本能的多样化，但是，体现着东西方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法律制度却千差万别。

纵观人类近代史，中国对同性恋的认知进程虽然不像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对同性恋的猛力抨击，但是也经历了从刑事化到非刑事化、病理化到非病理化的过程。一方面，长期在儒家强调个人服从群体，进而压抑了人的个性，伦理关系绝对化、凝固化;另一方面，在崇尚生育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更使得MSM人群无处遁形;最后，近代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共产国际思潮的引领下，国内的趋基督教化也成了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性恋群体迎来的黑暗的春天。回顾中国历史，国内对同性恋的称谓也多少带有贬义的意思，譬如，因地域不同称呼不同，在清朝章回小说中出现的“兔子”一词在北京天津等地沿用至今，成都取名“飘飘”，武汉称为“饼子”，乌鲁木齐叫“货”，南京、台湾等地叫“玻璃”，兰州叫“板”，而上海、安徽等地则称之为“屁精”。到现在社会，否定同性恋者的呼声越加厉害，管它们叫做神经病性变态者、流氓。在这样长期精神层面的压抑下，他（她）们内心纠结而自责，他们要么心有不甘地进入异性婚姻，要么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做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精神世界极度羞愧、折磨、压抑。至此，让同性恋者在与我们一样的蓝天下生存势在必行。归究以上种种现象，寇迪[14]在《同性恋的伦理审视与法律调整》一文中的叙述则是这一漫长发展历程根源的真实写照：“在伦理结构中，只要自由与欲望被接受，同性性行为会被伦理肯定，但婚姻立足于人口生产的基点、对人类生育行为规范的制度，同性婚姻在任何社会都逃不开生育标准的道德否定”。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97年我国的新《刑法》中取消了过去惩处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2001年新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把同性恋从精神病中去除才结束了它作为刑事犯罪和精神病的历史，甚至在2017年5月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同婚释宪案，至此同性恋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渐渐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15]。

中世紀的西方世界，同性恋群体一直被扣上肮脏、丑陋和罪恶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并且在黑暗中挣扎，直到1969年，“石墙事件”在美国爆发，这成了美国同性恋维权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它的意义在于促发同性恋群体在美国的维权行动，并且进一步扩展到了全球。“同性恋解放阵线”——作为同性恋维权的一个强大组织成立了。据统计，到2011年7月止，依次有以下国家和地区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荷兰（2001）、比利时（2003）、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南非（2006）、挪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岛（2010）、阿根廷（2010）以及墨西哥城（2010），美国则有马萨诸塞州（2004）、康涅狄格州（2008）、佛蒙特州（2009）、衣阿华州（2009）、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0）、新罕布什尔州（2010）、纽约州（2011）。这使得全世界的同性恋群体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3.2 理论意义上同性恋人群的管理 关于艾滋病的假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出现在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著有的一本书——《金赛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中：“即使真的实现这一计划，真的把所有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从今日社会中消灭干净，人们也没有丝亳理由相信它的发生率会在下一代人中有任何实质性降低。从历史之初起，同性性行为就一直是人类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拥有多种能力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多种能力正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虽然在这里他描述的是同性性行为者，但这用于同性恋者来说也比较贴切。同时他在本书中的调查结果指出，在美国所有青春期开始以后的男性人口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经历的人至少占37%（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年龄组达37.5%），这尚且不包括青春期开始之前的少年儿童。在青春期开始以后，35岁以下的未婚男性中，几乎整整50%的人有过同性性行为经历（发生率最高的年龄组达50.9%）。但发生同性性行为并不等同于其是同性恋者，也有学者认为金赛对于同性恋人数及同性性行为发生率的描述具有夸大性和片面性。同性恋者在人群中的比例无科学准确的数据，一般认为占人群总数的1%-4%，但研究中易忽略同性恋者的性取向隐藏行为（这与受访者的社会和心理条件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同性恋者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可能超出预期概率统计结果[16]。

对未来中国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对艾滋病的控制，预防是重中之重，而宣传教育则是预防的核心所在，这就要求全民全社会携手努力一起行动。艾滋病的防治不单单是一个同性恋人群的管理，是包括同性恋人群在内的全民的管理。

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对艾滋病的监测体系中包括省级监测点400多个，主要检测对象包括：男男同性恋者、皮肤性病门诊、妇科门诊中的孕产妇、吸毒者、长途运输司机、暗娼、医院内匿名监测的人群、覆盖面之广对于疫情的及时上报与统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6年3月1日，体现“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正式实施。具体来讲，一方面，通过公共媒体向全社会不同的社区和群体采取针对性的宣传预防以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使人们对艾滋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人们谈艾色变、歧视排斥艾滋病患者的现状，营造出一个了解艾滋病、与艾滋病人和谐共处的理想氛围。同时公共媒体也要自查自纠，对非法混乱的社交群严加监管乃至取缔，净化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建议教育部门加大义务教育乃至高校期间将艾滋病及性教育内容纳入相关课程，完善性教育体系，规定为必修课程，执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将防艾工作做到源头上来，扎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上，真正实现“少年强则国强”的治国理念。

社会上一些特殊环境中的人群，比如之前讲的低层次务工团体、贵族同性学校、监狱、军队等等同性恋高发的地方，还应在以上两方面基礎之上加大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性安全教育与安全器具发放的力度，正视这样群体的存在，关心爱护它们，让他们平安的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不要受艾滋病的困扰。即使在他们当中发现了艾滋病也要劝其回原籍积极免费干预治疗，不能歧视与放弃。

3.3 中国国情下的防艾现状 同性恋群体已经开始有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同时社会关注度也在提升，但是基于历史与现今的局限性，在中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维权之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由于社会容忍度的提高与多元化的发展，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从早期的卖血、90年代的静脉吸毒到本世纪开始的性交易、男男同性恋者甚至大学生群体这样一个高变化率的过程。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17，18]。现今的中国开展着MSM人群对艾滋病易感的多种多样形式的干预工作。

3.3.1 开展简便易行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在传统的AIDS的实验室检测手段：CD4+T淋巴细胞、HIV核酸、HIV抗体、HIV基因型耐药检测等等基础之上，加入了唾液检测手段，此手段的易行性，使得流行病学的调查更趋隐私性的保护和被检测者检测及治疗的依从性的提高，同时降低了运用常规血液检测在浴池男同中，阳性检测后40%的失访率[19]。

徐依峰在《2012_2014年无锡市锡山区艾滋病抗体检测分析》一文中指出，由于疫情不断扩展，也可能是不断发展的先进的监测技术等等原因，感染率在2012至2014年的近三年时间里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通过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使得VCT的筛查率提高了;该区经济相对发达开放，青壮年人务工人数相对较多所致[20]。与石剑锋等报道内容基本一致，男性检测阳性率高于女性，男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21]。检测结果提示，感染人群趋向复杂性和多样化，与相关报道一致[22]。最高的感染率是HIV阳性者的配偶，相当一部分HIV检测阳性的已婚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偶及家人常处于无保护状态，或者对感染者的管理不到位，配偶轻而易举的就传染上了HIV，这种传染原极具风险性，或许成为HIV向大众群体播散的传播链，基于以上原因，今后要对感染者加强行为干预和管理，宣传道德法规。其次的传播来源于男男同性恋者，同性恋人群具有性伴不固定、不洁及无保护性交、活动隐秘等特点，必然成为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提示今后要加强对男同性行为的健康教育、干预和监测。其他一些检测的就诊者，是非手术科室的就诊患者，大多数是临床医生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主动提供的HIV检测咨询服务（PITC）。

3.3.2 适合中国国情的防艾行动 现今中国社会在防艾措施中，相对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应该是张宁的《参与和行动：来自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人类学研究—以L市的一个MSM组织为例》[23]。文中通过成立于2006年8月的“牵手”工作组在2010年7-9月，2011年1月和7-9月3个时间段所完成的调查访谈。他们的调查访谈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文献法、半结构式访谈、民族学结构式访谈、参与观察方法为主，以社会学问卷调查为辅。将以洗浴中心老板、员工为核心成员，共5位核心同伴教育员，均是同性恋但没有“出柜”[24]，每位成员还可以发展数名成熟且热衷于MSM人群行为干预的同伴教育员。在场所内通过摆放宣传教育材料、安全用具、及时干预MSM人群的危险性行为、不定期的在MSM人群中抽血体检是否存在艾滋病人，在场所外进行老年公园实地发放安全用具以及网络同志社区邀请疾控机构专家针对MSM人群的健康知识讲坛、有奖问答、同伴教育员谈心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将防艾干预行动落实到每一个空间和角落，达到了对HIV高危行为的干预目的，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效果。同为MSM群体的成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消除了他们抵触的情绪和不适应的心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们知行分离的行为状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MSM人群对于防艾行为的依从性，从源头上遏制了艾滋病的蔓延。他们先进理念与防艾的丰硕成果同时带动了L市其他男同场所的防艾工作，同时也成立了工作组，干预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了。这种举措无疑是一项令人称道的、功在千秋的大事情。

多种多样的、适合MSM群体心理生理特点的干预方法与方式是由MSM人群特定的亚文化所决定的，这些方式与方法的普遍性、可行性正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广泛地执行并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

3.3.3 性病全球控制的经验 性病全球控制经验包括：早期性教育的开展;开展持久、深入、广泛的健康教育，普及安全性行为教育即使用安全套，减少传播的几率;性道德教育，避免或减少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在基层社区门诊健全性病管理体系，做到对性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与规范治疗，同时进行性伴的治疗、监测和教育预防的工作;艾滋病项目与性病项目齐抓共管。

4 总结

同性恋与艾滋病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两个产物，它的存在有其历史与生物的必然性。古谚云，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物质世界极大丰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随之也就产生了，这就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一直以来，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从意识形态到人们的实际行动，都已经在慢慢的接受并处理因为同性恋衍生出来的社会、生理、心理问题，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也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人类之间和谐共处的另一种方式。随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取得了进一步的认可度，我国同性恋/艾滋病问题有希望得到较为理性的解决路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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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宁. 参与和行动_来自社会组织防治艾滋_省略_研究_以L市的一个MSM组织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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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张北川，琼.高芙曼.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中国面对艾滋——战略与决策.华盛顿：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2004：260-272.

注释

[1] 光明网，2015年12月1日，http：//difang.gmw.cn/newspaper/2015-12/01/content_1100331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