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新中国乡土文学

◎ 胡显斌 朱岚武

乡土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乡土作为“镜像”成为作家们的重要表述，乡土语境中的农民、农村以及农业生产方式，遂成为文艺创作聚焦的对象。在这浩荡的现当代文学百年中，不同时期的作家都对乡土给予了极大热情和关注，诸如鲁迅、萧红、赵树理、路遥等作家都不遗余力地把思想的对象确定为农村。由于大多数作家或多或少有过在农村居住的经历，乡土便成为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永恒情结，他们听从灵魂最深处的召唤，试图贴近最真实的农村和农民，通过讽刺现实来唤醒社会对农民和土地的重视，通过乡土形象烛照城市文明与现代人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文艺具有一体两面性，一面是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另一面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的审美超越属性。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故乡》一文，当时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沉疴宿疾，鲁迅在返乡途中，目睹农村满目疮痍的真相，便在《故乡》一文中着力塑造了闰土和杨二嫂两个被社会扭曲的人物形象，这便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伟大开端。在《阿Q正传》中，鲁迅借由阿Q等人讽刺社会弊病，形成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从中可以发现，鲁迅的乡土小说既有社会批判性价值，又有按照世界观与人生观观照人物的自由超越。乡土小说历史发展脉络就是在社会意识属性与审美超越属性形成的张力结构中发展、新进及其蜕变。

在乡土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新中国以来的70年是乡土小说变化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前30年中，乡土小说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更浓，呈现出固着形态，这与20世纪初期的乡土文脉构成断裂；1980年代后，乡土小说进入文体革命时代，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从寻根文学、新潮文学到新写实小说，该时期的乡土小说形成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归与重塑。所以我们在此考察新中国乡土文学70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农民和农村在作家的笔下也会随之发生阶段性的历史变化，新中国70年乡土小说的发展，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巨大变迁。

一、1949-1978：乡土文学的政治性

新中国以来的前30年，乡土文学的政治性特征非常突出，具有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艺术与诸多意识形态，深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的规律的支配”。通过历史分期总结文化特征，实际上是承认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学特点，而社会的转变必然会引起文学的变化。建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该时期社会物质建设、制度建设、精神建设的重心。乡土文学将政治立场中的无产阶级作为表述的核心，将“农村包围城市”格局中的乡土作为重点书写的对象。

1.关注农民主体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该讲话所依托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涉及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显示决定我们的思想情感……（而其批判的是）有些同志……从‘爱’出发，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这与马克思的文艺观不谋而合，“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该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方向，第一是文艺具有革命的目的性，“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二是文艺服务的对象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第三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来源是人民的生活，“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农村和农民是现实中国的主体，那么乡土理当成为文艺工作者聚焦的重心。如果说乡土文学在五四时期的萌生阶段，鲁迅发现了“人”，那么在这里毛泽东则发现了“中国农民”。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文学艺术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广大农民群体作为创作主体，更加关注农民群体在解放之际与地主阶层的阶级斗争以及在农村生活中农民的情感表达。

此时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一个阶段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但与之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作者将批判的重心移到了地主阶层，而农民群众则站在了反抗的对立面。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曾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延安文艺的代表之作，他笔下的地主阎恒元把持村庄政权，徇私舞弊，欺压百姓，地主压榨的思想可见一斑，而李有才作为一个被其欺压的农民则处在他的对立面编造快板历数阎恒元的过错，从村民对其二者的态度来看，李有才是槐树下最受欢迎的人，阎恒元则是被百姓在心底里唾骂的人。从阶级斗争中批判落后的地主思想，宣扬土地改革是乡土文学的一大主题，这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毅的《白毛女》等小说中均皆有体现。

在土地革命与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背景下，表现阶级斗争是乡土文学的主流，与此同时，情感作为其最原始地冲动，在阶级斗争的自由性上也有淋漓尽致地显现。赵树理延安时期的名作《小二黑结婚》以小二黑与小芹为着自由恋爱与家长的封建压迫作抗争为主线，表达了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思想觉醒。情感的自由释放使得新时期的农民从封建的大山下探出了身子，离彻底脱离封建残留更近了一步。当时诸如此类的还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承续和发扬。这个时期的农民形象大都是积极而明朗的，他们身上大都带着一股子韧性在与旧时代的糟粕进行斗争。而斗争恰是文学作品趋向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正是这种绝对的抗争对立使得其文学创作局限性更加明显，相比社会意识形态属性，乡土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明显不足。

2.政治意识主导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的创作指定了明确的方向，以农民为主体，以土改为背景，以积极明快为其节奏，在政治话语的主导下，文学渐渐被赋予政治性，这个时候的文学创作开始赋予作品绝对的善恶以及圆满的故事结局。

作家在建构这样一个理想世界的同时自然不忍心打破这个世界的平衡。在故事的结尾大都有情人终成眷属，地主顺利被打倒，土改后的农村迎来的是一幅新的景象，创业必将雨过天晴。浩然的《金光大道》，柳青的《创业史》，无一不在说明着在党的帮助下，或者是党的意志下取得了一个结局意义上的成功，即便过程是艰难的。当然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出政治的干预在这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些作品中男性还是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女性群体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直到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的出现。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土改是统一的背景，绝对的善恶表达，圆满的故事情节，完美的人设塑造等让文章无法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政治话语取得主导权，让文学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僵化状态之中，人物形象因过于单一而显得程式化、脸谱化。

倘若作家的作品仅仅是夸赞时代，被政治所遮蔽，那么乡土文学的审美意识就难以突显。唯有作家把握到社会整体的情感走向与人民的情感底蕴，将人性鲜活饱满地展现出来，才能使审美的主客体真正统一。在这个主流文化被政治所驱使的时代，与之悖逆而行实在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有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既加入了时代的元素亦加入了乡村本土的真实性。诸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他所塑造的农民、党员形象是正面的，但这些人物又有小农阶级无法避免的缺点，也正是这样有圆有缺的性格才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一种真实感。黑格尔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只有文学中的人物体现出性格的多面性才能生动有趣，“同时，这种生动性又必须凝铸于一个主体，而不是杂乱肤浅的东西的拼凑”，作家唯有将作品中的形象性格塑造得多元多面，才能够让文学作品的整体达到一种真实的平衡，但这类创作的真实性与立体感只在小部分的作家作品中出现，并且被主流文化所轻视所以无法被承认从而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性发挥。这个时期二元结构的理想化设置成为故事表述的主流，但乡土文学的创作并未因为政治的束缚而沉寂，反而因为政治的重视而繁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单一的社会意识属性也是这个时期乡土文学创作最大的缺点。

二、1979-2000：乡土文学的多元性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乡土小说重新崛起的时代。当时代的大背景出现了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随之发生改变，作家的视野也出现了变化，这个阶段的乡土文学一改之前被政治所束缚的局限性，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活力来。“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们得到了身体和思想的双重解放，从这里开始，乡土文学开始摆脱政治的枷锁，回归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乡土小说对“文革”十年政治全面笼罩文艺的状态进行反思和修正，正如恩格斯在批评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文学作品《城市姑娘》中指出，“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乡土文学试着找出自身的规律，现实生存环境孕育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与情感，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乡土文学模式的回归，首先是体现地域的特点，“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点，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罗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其次是乡土文学需要体现民俗的个性张力，“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束缚，任情地歌唱，……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征，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新文学先驱所提出的泥土气息与个性自由在20世纪80时代得到回归。

1.商业文化的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城市逐渐发展，社会的重心开始出现偏差，更注重城市经济而忽视了乡土文学。但费孝通曾提到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对于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商业文明只有在农业文明的参照下才突显其价值，城市文明只有以乡土文明为镜像才能观照自身。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不容我们忽视乡土。因此在这样的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作家群体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对乡土的忽视，随后以阿城的《棋王》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出现了。

寻根文学是以寻找“民族的根”为立足点，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的发表，更多的知青作家加入“文化寻根”创作队伍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他们在追寻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审视民族文化落后的一面，在他们笔下既给我们呈现民族传统文化，也批判着民族文化劣根性。如作为寻根文学发轫之作的《棋王》，着力于挖掘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棋呆子”形象。王一生师从一位老者，他有着最底下的社会地位，却保持着最自由的心灵，王一生因此决议摒弃物质生活的困扰，一心寻找精神的归宿。这正是作家对于民族的根的努力发掘，是作家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建设性批判。从文化寻根的另一方面来说，作家亦表现出以现代思想去解读古代文化的认知，譬如《棋王》中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道家思想的风流神韵。正如泰纳所言：“我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时代中不是孤立的，它从属于这一个时代，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综合考察，使作家笔下逐渐凝聚了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寻根。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典型确实表达了人类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现存秩序的愿望，满足了“文学典型的必备品格”，在其中隐含着文学的典型和文化的根源。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文明使农村文化受到冲击而被冷落，因此出现了寻根文学，但寻根文学的局限导致了作品与现实的疏离，几年后便渐入式微，在文学史上成为昙花一现。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亦使中国本土的文化陷入一种迷茫的低迷期。

2.西方文化的引入

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外来的先进思想与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产生了碰撞，知识分子开始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国民对西方的先进思想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感受，雅各布森认为陌生化就是一种重新唤起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兴趣，不断更新人对世界的感受的方法。乡土文学作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遂从全球本土化的角度开始思考中国的乡土。而当作家发现这一现象，开始重新审视国家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也不自觉地被西方文化所影响，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文化成为审视边地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莫言的作品《蛙》中，就有着明显的被西方文化所影响的痕迹。“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在其文中较为明显，以“蛙”来代“娃”，暗讽社会现实，这正是西方现代哲学中非理性的思想在人物命运上的折射。这种生存状态的非理性与反常性在诸多作家笔下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透明的红萝卜》等，也是受到了西方魔幻主义思潮的影响，余华的作品则是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等西方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其中存在着被“意识流”小说影响的痕迹。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采用鲁迅先生“隐现”的方法，作家的创作并不是西方观念的概念式输出，正如恩格斯提出，“我认为倾向小说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的方法硬塞给读者。……即使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甚至作家有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而鲜明的矛盾冲突下，作家和其笔下的形象虽被这种矛盾所影响，但作家客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作品就拥有了不凡的价值。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的进入全面冲击中国乡土作家的观念，但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日渐成熟，对于国家本土文化的迷茫感逐渐消失，作家开始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捕捉。

3.离乡与恋土的矛盾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一切阻力都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因素。农民被快速崛起的城市文明所吸引，但他们根深蒂固的恋土情结又使得这种新浪潮与旧思想起了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具有必然性，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会产生新的认知。由于在农民所遵从的精神规则中，大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中而具备的，所以他们无法彻底离开土地，但社会的变更又使他们不甘心被土地束缚，因此在这样的思想矛盾中，离乡和恋土意识就诞生了。当农民产生了这两种意识的同时，作家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此后的一些叙事性作品，就开始有意地呈现出离乡意识和恋土意识的碰撞。黑格尔认为人物的个性“必须能与自然和一切外在关系相安，才显得是自由的”，在当时作家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属路遥的《人生》及其主人公高加林。高加林作为农村青年，思想受到了外来思潮的冲击，开始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产生怀疑。高加林想要离乡但又眷念土地的情结，对农村的一种想逃离又想回归的矛盾的心态，在当时的作品中成为了一类典型形象。在文学作品的人物行为中，不仅存在着他们或作家所意识到的动机，更存在着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的动机。譬如贾平凹的《浮躁》中所提到的主人公金狗对来自城市的小水和来自农村的英英的纠结，正是主人公对于土地和农村产生的无意识选择。而诸如刘震云的《塔铺》、尤凤伟的《泥鳅》等作品都与贾平凹的《浮躁》类似，都表现出明显的离土意识，或多或少地批判了乡村文明，更多地描写乡村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在其间无意识地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和农民想要逃离的心态。

离土意识和思乡恋土的情结在这时期的乡土文学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两类较为鲜明的对比，成为了一种“二元对立关系”。莫言曾说，“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在贾平凹的《高老庄》中，所表现的农民形象是朴实热情忠诚的，远胜过被城市浮躁虚荣所污染的城市居民，再比如阎连科的《年月日》，也细致地描绘了农民与土地的相互依存之情，表现出一种对土地的深情赞美。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愈发明显。

在这个阶段的乡土文学作品大多以离土意识和恋土意识为主流，在作品中安排的叙事场景大部分无疑都是沿着农村青年的意识而形成的，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而当这个时期乡土文学复苏的热潮过后，新世纪的来临又使乡土文学陷入了一个新的低迷期。

三、21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边缘化

有研究者认为“在‘乡村小说’中，乡村是一片民族不断重复自己命运的轮回之地，也是一块有可能使民族得以更新的再生之地，乡村成了种族和文化的象征。”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说到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从古至今乡村于中国而言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然新世纪以来，乡村文明遭到城市文明的围攻，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乡村逐步沉寂和衰败。村民出走城市，农村呈现一种空心化的景象，乡土文学也由此边缘化，步入迷茫而艰难的进程。

1.矛盾与冲击：乡土文学的边缘化

康德曾提出“二律背反”的理论，即“规律中的矛盾”。农村与城市的存在都是基于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是顺承历史发展规律，但二者之间的平衡常常会因为外部环境而打破，由此产生一种激烈的矛盾。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让农村进一步边缘化，农村多年来的固定认知被打破，土地的坚守与否成了农民艰难的选择。而乡土文学的主题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一部分作家意识到了乡村的荒芜，也意识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对农村的全方位渗透。他们将更多的笔触放在了进城打工谋求生存的农民群体上，通过他们在城市所经历的炎凉事态反观现代工业文明的功利与城市空间中人性的冷漠。如王祥夫创作的《找啊找》，主人公顾小波打工时意外死亡，包工头偷偷埋掉他的尸体，同乡的人收了钱不顾情义，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正义。在贾平凹的《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给自己改名高兴，哪怕是在城市捡垃圾也兴致勃勃，但他无论怎么努力想让自己被城市接纳，只因农村人的身份，他就得低人一等，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时至今日亦是如此。这类乡土文学作品均通过典型的形象“隐现”地表述自身的思想与情感，恩格斯在评价拉萨尔的作品时指出“您的《济金根》……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乡土文学创作需要用形象展示自身的审美意识而非概念式的论证与辩论。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大部分倾向于通过农村人民的苦难去批判城市工业文明对社会对人民对文化造成的一种危害。对乡土生活以及乡土本身的描述则过于缺少，作家们笔下的乡土情节趋向于淡化。纵观乡土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们无一不是根据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构建出了一个个独特的乡村世界，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王鲁彦的浙东以及莫言的高密乡。“在文学中，特别是以乡村为背景的当代小说创作中，这一‘独特的世界’常常意味着由某种独特的地域特征而延伸出的独特的生命状态、价值立场和独特的小说气味，意味着作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历史处境的一种重新想象，它是作家对经验世界某种独特的阐释和对抗方式。”但遗憾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乡土文学在城市文明中迷失，找不到乡土该有的一个属于他们自身的地理世界。这对一个以土地为根本的国家来说是值得反思的一个现象。

2.怀旧与回归：乡愁主题的突显

文学是一种轮回，而乡土文学更在沉寂与回归中反复。在乡土文学面临着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冲突时，回归本土，怀念故土就会再一次出现在作家的笔下。阎连科在2009年发表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我与父辈》中，真实而朴质地记录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纪录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真挚的情感，纪录了一种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传承的民族精神。“乡村，在中国小说家这里，从来都不只是单纯意义的情感追忆，它一开始就与家国丧失、民族精神、道德伦理等重大命题相联系。”可以说土地是中国的灵魂，即便城市繁荣如许，背井离乡，游子弃家，在一些人的心中故土永远是不可抹去的记忆，以乡愁为主题的文化创作也由此凸显。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以往李白笔下的“望月思故乡”、余光中笔下的“乡愁”又有着一定的区别。艾略特曾言“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便能将“乡愁”规划成一个体系，但不同时期的作家不会完全的继承与接受，它是根据一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而发生着内容上的改变的。这个时期的乡土更趋向于一种对故土的怀念而不是思念。马尔科姆·蔡斯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中指出：“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从时间的角度看，作为传统的乡土能为现代提供一个参照系，从空间的角度看，作为异域空间的乡土能为城市文明提供观照自身的想象物，从人学的角度看，作为基层的农民能为城市“文明人”提供一个参照。

在更多的农民出走城市时，这类怀旧的乡愁不仅产生于这些游子的心中，也被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乡土文学逐渐没落的时候，乡愁在现代社会悄然掀起了一股社会思潮，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著名作家白先勇把这个说成是“文化乡愁”。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作家意识到了中国农村的消逝，通过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而他自己也曾言希望通过这本书“为故乡立一块碑”。有此种意识的还有现代作家梁鸿，她带着反思回到故乡梁庄，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中国在梁庄》还原了中国农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也抒发了自己对故土的深刻情感。艺术不单单是对社会的反映与模仿，也得具有疏离效果的审美形式，实现对现实的反抗，完成对社会的批判。很明显在乡愁这个主题之上情感的充沛让作家过于感性而忽视了乡土自初始便具备的批判功能。

3.继承与启蒙：国民性的审视

鲁迅曾言文学创作就是要揭出苦难，所以鲁迅笔下的作品大都是专注于对国民性的改造。而这个时期一类作家关注到了这一点，继承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作家的国民性审视的视角。如果说那个时期的农村社会是落后而愚昧的，那么在现在的这个农村世界亦有着不为人知的重大弊病，拐卖妇女，村干部之间的蝇营狗苟，农村人的自私自利等成为现代农村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所以农村这些人性的弱点自然也就成为了作家笔下的素材。

狄德罗强调本质真实，认为艺术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本的形式反映现实，使文本具有一种真实性。而作家们的笔也必将化作照相机将真实的乡村图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如曾获得第二届“茅台杯”的《亡灵的歌唱》借用亡灵的视角将农村人集体默认拐卖妇女，正常恋爱却被当成丑闻的愚昧现象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表达了对中国乡村仍未彻底拔除的糟粕思想和人性的冷漠的批判。女子即便是在思想已经开化至先进的当代，在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村仍处于一种比较低下的地位。如刘庆邦的《东风嫁》、宋剑挺的《水霞的微笑》等作品莫不展现了女子身处乡村的艰难处境。

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中国这个权利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家，即便中国现在宣扬以人为本，但还是有不少的乡村权利相争，阶级分明等现象的存在，而普通的农村村民身受其害。如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民主选举流于形式，法制思想缺乏导致选举缺少公平性，而民众则无法通过这种“民主选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利处。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曹征路的《豆选事件》、叶广芩的《对你大爷有意见》等无不印证了农村选举的黑幕以及农村的落后。

艾略特认为批评的标准是一种体系或者传统。但文学创作除了和体系发生关系之外，还得有“个性”才有一种奉献于时代的意义。平衡这种题材的显现正是这个时期乡土文学所需要的，它虽然是继承了鲁迅等作家的批判视野，但对于缺乏对国民性审视的二十一世纪的乡土文学而言，农村的黑暗，人民的愚昧，落后的思想这方面的叙事批判是对这个时期乡土题材的颠覆，所以它亦是一种启蒙所在，对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新的意义。

每个阶段的作品由于作家所处时代不同，遂其时代风格也各有不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而其时代特点并不是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反过来影响着时代精神的产生发展。而“乡土”作为时代的基本特质，孕育着民族的文学思潮和精神禀赋，在这百年之间的文学，也就受到了乡土性的滋养和影响。

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考察，不仅时代情境和语境影响着时代风格，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对其形成有着作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作品中，由于革命失败，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作品多以讽刺揭露封建的乡村为主题，主人公多为愚昧无知、封建迂腐的农民形象，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和各种土地运动，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也是农村和农民，此时农民在一段时间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作家们笔下农民的形象随之变得可爱而狂热起来，对土地的眷念在这个阶段格外明显。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全球本土化”进程加快，经济的冲击，都使得农村长久以来形成的体系摇摇欲坠，农村的青年们不安涌动，试图逃离农村，融入现代社会，但骨子里又有着对农村的眷念，作家们笔下形成了一种关于农民的矛盾心态。而从二十一世纪初到现在，由于现代文明发展迅猛，农村开始边缘化、荒芜化、空心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农村成了空巢，关注农村的作家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对土地的遗忘，因此人们再提出“乡愁”，试图唤醒人们对土地的关注。

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为视角，考察乡土文学本质属性的变迁，中国的文学想象力需有面对乡土生活的热诚，我们民族的文化应在广泛融合和吸收世界文化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关注民族的社会人生以及社会人生中的生命、生存、幸福和信仰，民为贵、人的尊严为贵、人的幸福为贵。中华文化既要精英文化引领，又要全体国民体认，既要植根于民族传统，又要置身于世界之中，这样，中华文化才能在文化“全球本土化”的舞台上演奏“第一小提琴”。

注释：

①②④[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第86页、第56页。

③⑤⑥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第1页、第5页、第19页。

⑧⑱[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0页、第310-311页。

⑨⑮㉕童庆炳:《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第234页、第315页。

⑩[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

⑪⑫周作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第12页。

⑬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⑭[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页。

⑯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⑰[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386页。

⑲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⑳吴亮：《中国乡村小说里的若干现代主义倾向》，《文艺报》1988年第2期。

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587页。

㉒㉓梁鸿:《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㉔李陀：《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㉖王宁:《“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㉗[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