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小说变得复杂些

卢一萍

小说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难写。有些故事在脑子里琢磨了好些年，写出来后，也很难满意。有个朋友说，写小说就像怀孩子，怀在肚子里的时候对她千般想象，生出来的样子却与想象有诸多差距。好在用心去写的小说如果有一个美人的坯子，会在读者和时间的共同作用下，自己生长，“女大十八变”，终会长得动人、如意起来。我想，这也是很多作家要一篇接一篇写下去的原因。

但小说家只是小说的生产者，小说在时间中的成长更需要读者的参与。没有好读者的时代，好作品要成长为经典尤为艰难。

什么才是好的小说？或者说，什么才是有意味的、有点经典样子的小说？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个体的写作者来说，只能靠自己的写作实践。

我从2013年开始，一直在文学杂志做编辑，我有个体会，对作者的尊重，就是尊重他的创作，尊重他的作品，甚至尊重作品中的瑕疵。因为写作是个手工活，不是在流水线上按程序生产加工的大批量产品。这种瑕疵本就属于作家的个人印记。我也更愿意尊重那些有想法、愿意与众不同的作品。我认为任何写作中的探索和实验都是有价值的。

这也是我的写作理念。在写作中，我愿意做各种尝试。

2017年开始写中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的时候，我的小说和之前的相比，有了些许的变化。如果作品本身是个物体，思想内涵则是投射到这个物体上的光。要使自己的作品多一些倒影，就需要数个光源。所以，我想让小说变得复杂些，写作的难度更大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那篇小说中，我为我写到的进疆女兵、大学英文系学生陈木槿找了一个背景，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这个女兵大学时就喜欢这个作家及其作品。参加革命时，他的男友赠送给了她一套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下属的柯林斯精装书出版公司为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翻译、出版的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出版时间是1921年8月，封面是小羊皮的。身处新疆荒漠的这个女兵的命运因此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一种联系，让我要探索的爱、人性、生存、革命这些主题显得更为深邃、深刻。为写那部小说，我几乎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这个小说让我颇感自豪。

《西厢记》是我写的第二篇类似的小说。故事讲的是一段人鬼恋情。一个叫王实甫的、做着作家梦的青年人，在地铁偶遇了一位叫崔莺莺的绝色女子，他们一夜缠绵后，女子不知所终，但王实甫已经爱上她，为此，他找到了崔莺莺的出生地，但那里只有一块她的墓碑。

写这个小说的想法起于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穿过乌鲁木齐的一个地下通道，当时是晚上，通道里灯光昏暗。当我转过弯道，里面不知多久换了一张古装仕女的广告招贴，我抬头一看，女子神态迷人，活灵活现，宛若真人。我停步端详，竟为一种已逝的古典之美感伤了良久。当时的感觉一直未能忘怀。到成都后，有一天，我又一次读了《西厢记》。刚好在那之前，我读到了元稹的《会真记》。两人所写的都是崔莺莺，但作者读崔莺莺的看法迥异。

传说中的元稹与崔莺莺是邻村而居的，元稹八岁父亲逝世后，被崔家收养，视同己出。两人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便在沁园私定了终身。后来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受太子少保韦夏卿赏识，与韦家千金韦丛成了婚，两人再未谋面。元稹在《会真记》中借张生之口，诬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甚至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后人说元稹为攀附权贵，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便借张生美化自己。崔莺莺也因此背了600余年污名，直到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对崔的重新塑造。

把一次想象中的现实的偶遇与唐朝的元稹、与元朝的王实甫联系起来，这种表达增加了故事的空间维度，魔幻色彩，使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写起来有了意思，也便于我更便利地探讨了爱情的虚妄和人生的不可捉摸。

因为要做元稹、王实甫这两个人物以及《会真记》《西厢记》的功课，这个小说我想了很久，最后的文本虽不是很满意，但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来写小说，我还是颇为得意。

2018.12.4北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