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四节“文学课”

胡忠伟

孙犁是我喜爱的作家，他的文风清新朴素，语言简洁干净，是很有风骨的一位作家，我经常买他的书。最近，我淘到了孙犁的四本小书。这四本小书不是他新时期以来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之中那些小书，而是另外四本与文艺创作有关的小书，分别是《耕堂杂录》《编辑笔记》《文艺学习》和《文学短论》。这些小书，篇幅不大，多则十万字，少则四五万字，它们主题也大致相似，都是“教人作文”的具有辅导性的好书，是孙犁献给广大读者的“文学课”，值得人们认真阅读。

先说《耕堂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1版1印，窄32开，74千字，印数4000册，责编李屏锦，封面设计陈新。封面底色为绿色，正中偏左下一丛茂盛的兰花，之上是“耕堂杂录”四字书名，分上下两行排列，间以白色横线，作者署名采用了“孙犁”的手迹，为暗红色，整体设计素淡端庄，给人朴素美观之感。扉页是孙犁竖写的书名，字体为绿色，左边钤着“孙犁”阴文红色印章，扉页左下角为一丛荷花的简笔画，整个构图自然和谐。

该书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的自传”，收文一篇，写于1978年2月23日，很短，一千多字，从中可了解孙犁1956年以前的大致生活轨迹，也可视为本书的序言。第二部分“书衣文录”，是作者“文革”期间整理旧书、写在包书皮上的“碎思杂录”，“文革”后期被作者整理，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至今已有三四个版本。孙犁由此也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章样式，即为“书衣文”。“耕堂杂录”实是孙犁在“文革”期间的部分日记。他说：“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而且是他“身处非时，凋残未已，一息尚存，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和“偶有所得”而不加修饰写下来的，所以真实地保存了他“数年间之心情行迹”，最可看出他的性情和风骨。第三部分“烽烟余稿”，是作者关于文学的短论和随感，写于抗战的四十年代，这些文章有的谈“墙头小说”，有的谈“儿童文学的创作”，有的谈“战时的英雄文学”，也有描写革命烈士事迹的，还有描写敌后军民生产生活的。关于本书文字，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在青年时代，曾于何种境遇，写过什么文章，并不顾及它们的幼稚与浅薄。”我们知道，孙犁是一个真正敢“不悔少作”的作家，他敢于把早年写下来的文章，白纸黑字地印在自己的文集里，这一点，现当代作家中很少有可以与之比肩的。在《后记》的结尾，作者说：“幼年，游于泽畔，见飞鸿受伤坠沙中，仍以啄修润其羽翼，盖强忘其生命之将尽，幻想经宿复原，能振翅起飞于之中。当时，余颇为之痛恻。又见蚕将僵，犹摇头奋体以吐余丝；星将逝，摇曳其余光，以眩众目。文人之业，殆将不死不休乎？亦可怪矣！”这段话也是晚年孙犁向文坛吐露的真诚心声。

再说《编辑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1版1印，印数6100册，窄32开本，45千字，责任编辑张安塞，封面设计赵志光，书名题写沈鹏，为“编辑丛书”之一。书前有边春光写的《总序》，强调该丛书是提高出版物质量、提高出版工作者业务能力的现实需要。本书收录了孙犁1946年至1983年间发表的有关编辑工作的文章二十四篇，是他编辑《平原杂志》《文艺评论》《文艺增刊》时所写的编辑笔记，涉及编辑素质、投稿、校对、改稿和作者培养等话题，是指导编辑的“入门书”“必修课”，是广义上的“文学课”，对于提高编辑业务素质和文艺修养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说《文艺短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0月1版1印，32开本，126千字。该书是孙犁1949年进入天津后所写的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汇编，收文35篇。文后写于不同时期的《后记》，说明了该书成书出版的由来。1963年5月10日《新版后记》中说，此书“前曾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分为正续两编印行。这些年没有再版。”这次出版，包括原来的正续两编，还增加了“此后我在报刊上发表、并未结集的一些文稿”。上海文化社是1950年出版的，新版是1963年11月作家出版社再版重印的，印数30000册。1978年3月28日《增订本后记》表明，此次增订，增加《作画》以下共八篇文章，这八篇文章是《作画》《关于短篇小说》《关于中篇小说》《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文艺速写》《关于散文》《创新的准备》《编辑笔记》。该书是作者在编辑文艺刊物、从事文艺教学过程中写下的文艺短论或随感，以文艺作品的思想、生活、语言这三大基石为主题，通过作品分析、辅导讲座、答读者来信等方式，就作家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作家如何认识生活、深入生活，作家如何学习群众语言，作家如何提高作品的表现力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谈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文章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通，拿作者的话说，是“兵教兵的办法”，目的是和同志们讨论，互相提携，互相鼓励，共同提高，这些短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作家的质朴、平易、清新、沉实的文章风格和善良、正直、不求名利的人格魅力。

最后说说《文艺学习》，作家出版社1964年8月1版1印，11万字，印数10万册。该书是1941年冬作者编辑《冀中一日》之余写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普通群众的一本通俗文艺教材。书前有两篇前言，一篇是写于1950年2月的《前记》，一篇是写于1963年的《新版题记》，书后附录写于1942年1月12日的《油印本后记》和写于1954年7月24日的《校正后记》，从这些前言后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书出版的前因后果。1941年冀中区吕正操等人发起了伟大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目的是动员抗日力量，建立革命的、人民的文艺，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达十万众，上至干部士兵，下至夜校班的识字妇女、农村老太太，共得稿件三十万言，在此基础上，编辑成了《冀中一日》。孙犁全程参与了编纂工作。“冀中一日”运动之后，大批文艺新军出场，党的文艺事业迫切需要有一本通俗的文艺书籍，供一般士兵和群众学习。受《冀中一日》编委会主任王林委托，孙犁用这一运动过程中的材料，写成这本“通俗的切合实际的引导文学写作的书”，原名叫《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于1942年油印1000本出版。大约在1946年秋，该书在太行山区又铅印过一次，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在写作本书之初，孙犁为自己确立了写作的三个方针，一是通俗，二是边区现实，三是偏重“怎样做”，不是文理概论。阅读对象主要是在《冀中一日》发表了作品的人们。因此，本书“有个合适的弦音，不至过高，或过低”。它是孙犁看稿审稿的心得，是“伟大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一本“文学入门”之书。

尽管作者一再坦言，这本小书不是谈创作方法的书，只是记录了自己经历的冀中区那一时期的生活，和编辑了反映这种生活的《冀中一日》之后自己对文学和生活、人民和文学之间的认识，但作者很看重这本书，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屡屡同人谈起，并请人到当时冀中腹地各县访求，1962年才在他的好友康濯处得到了最初的油印本底稿，能保存下来，实在不易，作者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1964年重印就是据此调整补充的。在《新版题记》中，作者写道：“古人编辑文稿，主张汰除少作。按照这个定例，这本书原来是无足轻重的。但这也要看时代的和个人的经历，汰除‘少作’还是汰除‘老作’，不能一概而论。我所以还愿意保留这本书，并且这样高兴它恢复了旧观，就是基于它唤起我很多回忆，并在一些方面，保留了抗日游击战争时代冀中人民可纪念的战斗精神。”

本书的确是一本文艺入门之书，全书分六章，从描写、语言、概括和认识、主题和题材、进修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如何进行文艺创作，运用身边事例，结合官兵实际，实现了作者自定的“通俗”这一写作方针。整本书通俗易通，形象生动，偏重于“怎么做”，即便放到现在来读，我觉得仍是一本切合实际的文学创作基础之书、入门之书，是孙犁花力气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文学课”。我想，如果当今有哪个出版人肯花功夫再印重版这本书，对文学爱好者和文艺工作者都是功莫大焉的好事、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