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张晋藩

中国古代重视司法，进而也重视对司法官的培养与选任。既重视司法知识与能力，更重视品格与德性。秦汉时，已设有专门传授法律知识、培养司法官吏的官署，称作“律学”。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帝下诏，令郡察举人才设“四科”，其三曰“明法律令”，说明“明法律令”是重要的担任司法官的条件。

由魏晋至唐宋设律博士为讲授法律之官，以培训司法人才。据《三国志》记载，魏明帝时始设律博士，以培训地方司法官吏。晋时律博士为廷尉属官执掌司法教育。

唐宋时，律学隶属国子监，仍设律博士，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

唐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设明法，开科取士。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宗下诏指出，“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可见，定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明法考试提供评卷解卷的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中仍然设明法科，而且扩大录取名额。神宗改制时，为了进一步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学风，“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科举试法起着某种导向作用，激发了士人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如同神宗时大臣彭汝砺所说：“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苏轼在《戏子由》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撰写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说明他是读书读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的赏识，拔擢为第二名。至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论取为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