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协商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启示

司学源 贵州大学 贵州省贵阳市 55002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有别于西方竞争性民主的柔性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其拥有西方竞争性民主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借鉴古代协商政治积极因素有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协商民主多维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促进协商结果更加合理、科学.

一、古代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协商历史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当时凡军事、卜祀等国家大事各部首领都要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甚至部落首领的任免也是通过协商产生."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於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2】但三种古代政治协商形式作为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主要是在君主专制时期.

(一)廷议制

廷议又称朝议、集议.即国家遇有关乎重大利益的事宜,如法律的制订 战争进行或媾和 官员任用调动等,由君主或由君主责成丞相召集主要官员,举行廷臣会议并加以协商.廷议制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秦王朝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后.秦始皇有鉴于商周时期地方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局面,一面加强中央集权并废止分封,一面采取廷臣会议形式对重大国事进行商谈以弥补中央集权带来的弊端.例如顺应春秋战国以来时代发展要求,开创国家管理先河的"郡县制"便由廷议产生.汉朝在继承秦朝廷议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使其走上制度化道路,由此以后的各朝历代都将"廷议"作为国家决策的一种重要形式.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明确了参与者职务及职责,在组织结构上分为内外朝,内朝由大将军、中书令等中央高级官员主持.外朝由皇帝制诏,丞相遵诏因事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在参与人员构成上也因所讨论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举凡重大国事,一般由公卿(中央高级官员)、列侯(勋贵)、二千石(都城地方官员)、博士(学识渊博的有识之士)参与.这些人因为专业领域不同,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集思广益,互补长短的效果.

(二)谏议制

谏议制是古代政治协商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下对上的进谏形式.为了有效的弥补因为集权专断带来弊端,自秦汉以降,历代君主都设有专司监察、规劝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为谏官,又被称作言官,历朝历代的谏官官制架构、职位名称不同,但是职能却是大同小异,即对国家重大政策方针的实施、官员的任用弹劾、皇帝个人行为提出批评和建议."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王安石全集卷第七十六》).宋太祖赵匡胤时期,为了"广开言路、以达天听"赵匡胤甚至留下"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③的祖训.当然,并非只有言官才能进行谏议.其他官员如对国事有看法也能可以对皇帝上书进行劝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元朝初期,窝阔台因为西征无暇经营中原地区,导致腐败横行官员敛财自肥,加上游牧民族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以致于一些蒙族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并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以推进军事扩张的目的,提出建立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让元朝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也挽救了中原文化免遭破坏.

(三)监阁制

监阁制是明朝形成的一种的政治协商制度,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使皇权旁落,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由皇帝兼任相权.但随着政务的增加,皇帝的精力无法支撑起处理整个国家事务的需要.因此,本来作为皇帝文书机构的文渊阁就担当起了帮助皇帝处理了政务的职能.文渊阁(内阁)一般由三至六名大学士组成,拥有票拟权,即代皇帝批复大臣们的奏章.阁揆先将各学士协商下来的结果书写于票签之上,并将票签附在奏本上进呈皇帝决断,如无不妥,皇帝会在奏章上"批朱"同意阁臣的提议.但在明英宗以后,由于皇帝的懒政,遂将"批朱"的权力移交给司礼监,让司礼监和文渊阁相互监督、协商,由此形成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内阁拥有封还皇帝诏书的权力,皇帝想要否决内阁协商下的票拟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明武宗时期,刘瑾等宦官弄权,时仍内阁大臣的刘健上疏明武宗提出远离近宦、除奸革弊的政治主张.明武宗起初不同意,命令刘健重拟奏章,刘健等人据理力争反复上疏并历数政令十失.最终,在事实面前,明武宗不得不答应刘健等人的奏请"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明史》).

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和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皇权至上的社会,集权专断可能会带给社会治理的各种障碍,于是都在确保皇权至善性的基础上,对协商形式进行实践探索.无论是廷议制、谏议制还是监阁制都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协商制度性载体.这种特殊阶级享有的协商制度,客观上能对抑制皇权独断专行起一定作用,提高士大夫阶级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改善国家治理,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二、古代政治协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对比分析

中国古代的三种政治协商制度,其作用是给士大夫阶级表达利益诉求、参与政治决策机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具有民主的雏形,但因其受历史条件性制约,具有时代局限性,与协商民主有本质的区别.

(一)古代政治的协商主体缺乏多元性、平等性

古代政治协商的协商主体是由皇帝和官员组成.而官员的任用,多是来自于皇帝或权臣的任命,被任命的官员群体同样也来自统治阶级.从隋朝开始虽开设科举,让底层人民有进入由统治阶层参与国家决策的机会.但是,无论是考试内容、评测结果都来自于皇帝或主考官员的个人好恶,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官员任免制度的弊端.这样就造成了参与协商的主体结构过于单一,缺乏多元性,也因为协商主体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生产,其政治主张往往与人民的价值诉求南辕北辙.同时,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缺乏对皇权的有效限制,虽然各朝各代有廷议制、谏议制乃至明朝特有的监阁制对皇权起一定约束,但是仍然脱离不了皇权至善性的桎梏,参与协商主体之间不具备平等性.士大夫阶级的协商行为也是在维护皇权的基础上进行.

多元性和平等性是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我国的协商民主伴随着法律建设和民主法制同步推进,并且不断完善不断改良.首先,我国行政机构主要官员的任命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产生,而全国人大代表则是由人民群众选举或协商推荐产生.这样就能最直观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同时各级领导干部的任用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用形式除了推举外,还有委任制、聘任制、考任制等多元化法制程序,从根本上纠正了官员任用制度缺乏群众性的弊端.其次,我国人民民主制彻底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贵族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指出"任何人都不得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胡作非为,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徇私枉法,任何人都不得把司法权力作为私器谋取私利、满足私欲.党纪国法的红线不能逾越"【4】

(二)古代政治的协商目的背离民主本质

不论是廷议制、谏议制还是监阁制,它们的协商目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巩固某一阶级、某一家族的统治,和真正的民主相背离,协商的结果有时会有利于人民.但是,这也仅是出于统治阶级意识到人民创造财富的价值以及无视人民群众基本利益会动摇其统治根基的目的.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是国家的管理者、决策者,不再是统治阶级奴役的对象和财富生产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协商动机是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更好为人民服务.同时以人民利益至善性为协商目的,是一种服务于人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协商载体.

(三)古代政治的协商结果缺乏科学性

中国古代的三种协商制度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上主观性较大.在古代阶级社会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各方意见表达和理性辩驳无法形成常态化.这样导致协商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人民利益,依靠决策者、特别是皇帝的个人才干.如果皇帝昏庸无能或者独断专行,仅从自身利益的至善性和价值的至高性出发而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决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自建国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就作为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是我国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制度化、常态化的重要标志."两会机制"并非偶然性组合,而是我国领导人根据中国国情、历史,选择的一条最符合我们民主化的道路.我国人民民主决策机制有着严格的民主程序,其原则是在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基础上,协调各方利益,最大程度消除不同利益体之间的矛盾,谋求决策能最清晰、直观地反映民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主制的标志之一,人民代表大会成员通过各阶层广泛的选举、推荐等形式产生,能最直接体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意愿.国家的重大政策实施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批准方能实施.并且在重大政策施行之前,本着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原则,还要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意见.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制度平台之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执政的协商性,发挥"协调关系、汇集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由于我国民主决策机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能最真实反应人民群众意愿.所以,我国推行的重大方针政策就体现出了不同于其他民主制的高效、高质等优点.

三、去粗存精,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发展

虽然我国古代政治协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其表现出来的一些优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善于协商、从谏如流

从古至今,开创一代盛世的明君无一不是能从谏如流,虚心纠正自己错误的.他们表现出来舍私利顾大局的气度胸襟,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根据《史记•李斯传》记载,战国末期秦王政发现韩国间谍利用为秦开掘水渠企图耗费秦的国力,听信一切大臣的意见,驱逐在秦任官的外国人.当时任秦客卿的楚人李斯上书秦王,列举秦国历代任用外国人所取得的功绩,并陈说"逐客"的害处,秦王看后,幡然醒悟,马上取消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其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协商目的是想民所想,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协商途径是走群众路线,广泛充分的听取群众意见.但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依然存有封建专制思想的余毒,官僚思想严重、偏听独断,脱离群众,背离党协商民主的宗旨.尤其是在协商参与者,民主权力意识淡薄、不敢力争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协商少、协商难的局面,让原本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错误率的协商民主成了"形式民主",这样不仅使协商难以展开,结果也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二)顾全大局、舍命争谏

中国历史从来不缺乏为了社稷苍生舍命争谏的铮铮铁骨,夏商时期的关龙逄、比干,春秋时期被崔杼屠杀的齐太史三兄弟,唐朝直谏不讳的魏征,明朝备棺痛斥嘉靖的海瑞等等直谏忠臣,传承的是中华优秀古代文化精神,是中国政治协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利益不惜舍命死谏,舍弃自身利益顾全大局的精神气节,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协商的目的是为了广开言路、取长补短、实事求是,更好为人民服务.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让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建成让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以史为鉴, 培育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

当今社会任何优秀的制度都离不开公民参与,没有公民的参与,再好的制度都会流于形式.尤其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想要提高协商效率和质量,就必须要提高公民民主意识和素养.受我国数千年集权专制思想的影响,我国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普遍淡薄、民主素养程度不够.近现代以来,虽有新文化、五四运动宣扬民主,但成效有限.新中国成立以后,宪法虽然明确了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人民群众对如何履行和保障自己权利,只是一知半解.同时,我国对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仍然不多,对公民权力得以实现的法律性、制度化规定仍不完善,人民群众建言献策的协商渠道还不充足,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定程度消弱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主体意愿,阻碍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只有消除这些壁障,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协商民主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提高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进而形成高质、高效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四)立足当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由中国最大国情和现实所决定的,更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俞正声同志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会是一盘散沙,协商民主也只会是水中月、镜中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协商民主的价值诉求是相同的,我党需要人民的参与来确保自己宗旨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从本质上来说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协商民主得以发展的最根本保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党首次完整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和任务,再一次证明我党一直处于不断学习、不断完善、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中.同时,彰显了我党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追求,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它依赖于政治领导和人民民主意识培育建设的同步进行,同时也需要吸取中国古代政治协商的精华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点.未来我国的民主建设之路,应该博取众家、取长补短、广求良策、共襄善举,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让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