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刍狗万物
——读池莉《大树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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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不长以鸿篇巨著见闻，纵有《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等归入长篇之作，篇幅也颇为节制，而她乐于也善于表现的日常生活细部以及寻常百姓的细腻情感，与她所善用的这种小长篇体量也相得益彰。所以当她长达四十万字的《大树小虫》问世，就无怪众人惊奇：池莉会讲出一个怎样宏大的故事呢？

不过进入小说后，人们又会发现，《大树小虫》尽管篇幅庞大，却仍是池莉擅长的“小故事”。如果按照章节标题给出的指引，小说占了百分之八十篇幅的第一章只是人物的身份背景及其特征的介绍，真正的“故事”只是男女主人公在2015年尝试“造人计划”而失败。池莉从一个随处可见的小事件入手，拉出参与进这个“造人计划”中的每个人，仿佛在为参演一出剧目的演员来写清角色小传，以便演员可以理解每个人因何参与进这一事件，每一举动背后又有怎样的思考与情绪。而这样的排篇布局，便让读者可以看到每个人物在参与进“造人计划”时，是如何地各有所求，而看似美满和谐的两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貌合神离。

小说先从两个看似时代的幸运儿近乎完美的生活开始，在步步沉稳地展开他们生活的每一步中，揭露出“幸福生活”背后无法为外人道的屈折。两个人看似一见钟情、水到渠成的婚姻，实则是俞、钟两家长辈精心谋划出的门当户对的匹配；看似浑然天成的、钻石般精致的家庭，实则是人造的玻璃玲珑塔。而再细琢磨，两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玻璃玲珑塔呢？优越的家世背景让两人从小就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也一直接受精英级别的培养：俞思语尽管并不擅长读书，但在父母动用各种人脉关系下，也顺利升入重点大学，在校期间也按照长辈和前辈的建议，“变美女”“钓金龟”“捞党票”，最后还在家人的人脉关系下进入不错的单位，与门当户对的钟鑫涛“一见钟情”，顺利成婚，直到生孩子之前，都堪称“最成功女生”；钟鑫涛以八斤八两的壮硕身体在“面世最初一刻就很辉煌”，此后按照爷爷的要求每日看新闻读报纸，上价格最高的培优班，一路升上重点学校、进入国企的核心部门，并且有着颇为雄厚的家业等待继承，也可谓令人艳羡。然而在光环之下，俞思语一直忍受着父母将自己甩手给爷爷奶奶的寂寥，忍受着别人当她是傻子的眼光，始终无法让人认可自己的社会价值；钟鑫涛在别人眼中也只是个“富二代”，他想要开创自己事业的愿望也难以真正实现。

小说第一部以“表情”为关键词，这一“表”字可谓暗藏玄机，它提示读者注意到故事中的每个人都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表情而奔波终生，但“表”之下另有隐情与心思。不仅是俞思语和钟鑫涛，以叛逆为表情的钟欣婷实际上一直在寻求一种认可和认同；标榜振兴家业和“顾家”的钟永胜，始终在追寻当年未能成为眷属的苏佩玲，通过数不尽的女子来捕捉她的残影；表现得极其“忙碌”的俞亚洲，实际上是想逃避家庭的负累，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拼搏事业的任菲菲，实则是想找回自己因早孕而不得不放弃的青春年华。

而且就算每个人都已经委曲求全地压抑本真情感来追求期待的成功，命运却总是玩笑般在每个人即将抵达自己设定的巅峰时转了个弯：俞思语“差点”走上主流仕途，却未能勘破领导的批评建议，在家庭中也因为没能生下儿子而得不到话语权；钟鑫涛本以为可以顺利到非洲发展，却在志得意满之际被调到边缘岗位；“坚定刚毅而又不失生活情趣的企业家”钟永胜实际上经济命脉被攥在高父手里，而婚外情终于暴露，也打破了他“顾家”的人生表情；自以为是公主命的高红最后成了劳碌命，而且饶是她费尽心机做贤妻良母、守住家业，最终仍逃不过婚姻和家庭的不幸；一路平步青云的俞亚洲，走到副厅级的位置上便停滞不前，并且不论为家庭做出怎样的贡献，都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命运的转弯突然但不急促，并不至于将他们摔到谷底，只是让他们绕着最终的目标打转，仿佛幸福就在眼前了却总是无法抵达。焦急的人们最终抓住了“二胎”这根稻草：俞思语因为所有家人的期待、加上在工作中受挫而打算通过“二胎”来找到人生价值；钟鑫涛及其父母则一直期待通过男婴来继承家业因而希望有个“二胎”；俞亚洲期待通过获得一个外孙，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任菲菲期待通过外孙而让家庭热闹起来，重获丧失了多年的家庭温暖；俞爷爷和俞奶奶则期待通过再下一代人，转移对历史中尚未解答的秘密的注意力，获得平静的心情。“二胎”可谓希望的结晶与象征。但小说第二部表明钟鑫涛精子活力不足，所以最后一根稻草也终将落空。若以小说标题所示的那样，将第二部分作为故事的核心，它就仿佛一个寓言，昭示所有的亟亟以求都是虚妄。再进一步说，就算随着医学发展，或者钟鑫涛锻炼好身体，两人最终如愿怀上二胎、并且如愿诞下男婴，每个人的愿望又是否真正实现了呢？被“表情”所压抑的人们，恐怕总是在苦心经营、机关算尽之后，陷入求不得苦，忘记了这原本就非自己所求。

为表情而活的人们几乎是无主的，俞思语在工作陷入困境时，“人生表情全靠微信表情图来表达了”，作为人的细腻情感实际上已被机械化符号化，再难讲出自己的声音。钟欣婷、格瑞斯两人看似有主见，但她们的主见也是被客观条件所逼出来的：钟欣婷作为被刻意忘记的家族扫把星，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才一直叛逆；格瑞斯要想走出困窘状态，便不得不左右逢源。而长他们一辈的钟永胜、高红以及俞亚洲、任菲菲等人，看似决定了俞思语一代人的选择，乃至俞思语钟鑫涛的“一见钟情”也是他们所谋划，所以下一代的无主似乎是这一代的责任，然而这一代人又何尝不是没有选择？从打钟永胜向电线杆发誓要振兴钟家、从打高红要守住家业，他们的发展道路就已然敲定。所以高红毫不懈怠地催促俞思语生下男婴好传宗接代、继承钟家家业，可谓是使命感加在她身上的魔咒。看起来的幸运儿们不过是被命运摆布的人群，一如当年印家厚看着牌局中的人们，“完全是迷糊的，费尽心机，还是不免被运气捉弄”。《大树小虫》题记引述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的原因：“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池莉也发现了芸芸众生不过是在生活这棵大树上爬动的虫子，池莉一方面用显微镜一样地细腻观察写出人们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另一方面又用以道观物的高屋建瓴视角俯瞰自以为高明、自以为可以主宰人生的人们，所规划出来的发展直线，也不过是弯弯绕的屈折。不仅是《大树小虫》中的人们，纵观池莉的书写历程，她素来以书写“烦恼”著称，《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也好、《不谈爱情》里不能充分理解妻子和家庭责任的庄建非也好、《生活秀》里为了房产和来家的未来四处奔走的来双扬也好，他们都是在生活的荆棘地擦出一身伤痕却仍不知出路在哪儿的人们。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学主要通过反思大历史来凸显出个人精神，并回归个人的日常，池莉则展现出那种异化力量打碎了自身，融于日常之中，成为不自觉就会割伤人们的细小却锐利的碎片，让人们不自觉地营造出浑身的铠甲，包裹住本真的欲望，异化成另一个形态。苦心经营而又求不得，几乎是代际相承的特性。所以池莉明明简洁轻快的文字，却往往让人产生疲倦感，它唤起了人们对生活感到的无力、无奈乃至无辜——小说中俞亚洲在生活中的表情便是“无辜”，仿佛他明明本分过日子，仅因一次的冲动而让任菲菲意外怀孕，便担上了家庭的负累，拖累了自己的事业。但“无辜”背后的罪恶，正在于人们不肯直面自己本真的心念与责任，也因此错过了找到出路的方向。上面说到小说揭露出美满生活背后不足为外人道的屈折，而之所以“不足为外人道”，一方面是它们难以启齿或过于琐碎，另一方面也在于当事人尚未自觉。于是越是追求“完美”，越是迂回曲折。池莉以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视角，视众生为刍狗般冷峻地刻画生活百态，且她不仅是上帝视角地描摹总体图景，还楔入到总体中的每个原子上，显微出圆润表层之下的种种破绽。这可谓一个升级版的《烦恼人生》，印家厚也不过是大树上的一只蚂蚁，《大树小虫》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印家厚”，他们都被生活牵着走。

《大树小虫》中的许多设计确实对应着池莉长久以来的经典段落：“造人计划”让人不免想起《太阳出世》中因养育了下一代而自己成熟起来的赵胜天和李小兰；每个人物生活中的细小不如意，也让人想起《烦恼人生》般的琐碎；始终觉得自身价值未能得到认可的上海之女任菲菲，仿佛《小姐你早》中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遭遇丈夫离弃的戚润物；钟鑫涛为了性欲而期盼婚姻、俞亚洲并未真正认识家庭责任，都可以看到《不谈爱情》中庄建非的影子——甚至可以看出池莉是有意展开这种对应的，“俞亚洲”与哥哥“俞非洲”的名字，刚好可以对应《不谈爱情》里的“建非”与“建亚”。池莉仿佛就是要描绘出大历史如何在代代相承的日常生活中闪现，告知读者，大历史不过是日常生活缝隙间的过客而已，恒定不变的是日常的分分合合，一代代人都是相似的，今日“80后”的俞思语、钟鑫涛未尝不是80年代已经成人的印家厚、庄建非、赵小兰、易明莉等人，所以《大树小虫》中的每个人也没什么差别，差异只是源于不同代际的人所经历的时代与面对的问题不同。

也因此，在这种叙事之中本身暗藏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梳理。回到池莉以这些作品震惊文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她的书写以琐碎的日常生活拆解此前宏大的叙事，它们既打碎了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大历史，也同样解构八十年代以后精英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启蒙式叙事。但当这种日常生活流淌下来，灌注到今天这一时空，这种与宏大叙事的对话已经逐渐失效，它们自身沉淀出关于中华文化本身的一种特质。池莉此次以长篇将它们汇聚在一起，便让每个人物的日常接合起来，交织出生活的网。换言之，《大树小虫》是建构性的，池莉让自己曾经的中短篇之间构成对话，从而讲出了当代中国的故事。当然即便在解构宏大历史的时期，池莉也擅长在人间烟火中捕捉时代演进的轨迹：在《水与火的缠绵》时，池莉就在曾芒芒与高勇的相识相遇到分离之中，隐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消费生活的兴起、社会混乱的萌生、对知识与学历观念的变化等诸多变化；《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作品中也多次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潮涌向广州深圳投身商界为背景，勾画出八九十年代中国风云变幻的轮廓；这一次她又选择呼应当下热议的二胎问题，也可以看出她反思中国历史的野心，毕竟进入二胎问题就必然涉及到计划生育的背景，而整个当代中国的政治构想都在这关于未来的设计中了。俞钟两家人的故事也刚好勾勒出当下中国核心的发展轨迹：高级知识分子出身而后成为高级官员的俞亚洲，代表了沿着官僚阶层发展起来的轨迹；下海经商并发家致富的钟永胜，则代表了资本发展的轨迹。俞亚洲与钟永胜热爱演唱的歌曲，也恰恰讲出了两条线索的中国故事：热爱“民歌”的俞亚洲，实际上热爱的是《刘三姐》《阿诗玛》等影片及其背后的故事，尽管这些歌曲取义于少数民族，但实际上是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人民文艺”加以改造的产物，俞亚洲对这些歌曲的热爱，正勾连出当代中国一路发展而来的政治基础；而热爱《梦里水乡》和电影《追捕》的钟永胜(以及高红)，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后消费文化进入中国的影子，也投射出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这两家人的结合，编织出了中国自建国以来的两条发展路径的结合。而作为中心人物的俞思语与钟鑫涛，也正是成为当下中国中心一代的“80后”，小说从这两个人进入，可谓从当下入手，挖掘出中国历史层垒起来的玄机。

由于另辟蹊径去寻找讲述生活的方法，《大树小虫》未采用长篇小说常规的组织方式，即并未以一个人(或一群相似的人)的发展史来贯穿出严丝合缝的历史发展结构，而是以几个人物的中篇并立而成，中篇之内又一如短篇的拼接，呈现出人物生命的每个阶段各有特质，于是每个人物的人生都千回百转。“标准”长篇小说的那种结构实际上依托于个体英雄价值观的延展，而《大树小虫》的结构则本身在昭示，中国故事(或者至少中国故事)无法这么讲，这里的生活本就有它纷繁复杂的逻辑，它们接近于无数拼图凑合而成的拼接画。池莉仿佛为生活架起了数十台摄像机，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每一个迂回与纠缠。

且因为每个碎片未必严丝合缝，所以只能是“凑合”而成，其中难免凹凸，而生活恰恰因为这些凹凸而有了立体的光影。

因而池莉的书写让人不禁一再玩味的是，她的写作并不决绝，哪怕她犀利地指出生活中的无尽破绽，撕开生活的假面，却并不彻底打碎每个人的体面，留下一丝温情。就好像“烦恼人生”之中总有人在背后等候，就像《不谈爱情》里闹得不可开交的吉玲与庄建非最后拥抱在一起，两人“一会儿互相责怪，一会儿又睁着检讨自己”，在此池莉拆解了爱情的神圣性，却同时展示出生活另一种粗糙但扎实的温存，也在嘲讽了个人英雄式的精英理念后，显示出“活着就好”这一看似庸俗的话语背后内在的英雄力量。《大树小虫》中俞思语和钟鑫涛的一见钟情固然是经营出来的，但两人确实在生活中相互依偎；就算俞亚洲自私地不愿让家事牵绊到自己的发展，但哥哥入狱的事还是想办法解决；俞奶奶固然一直怀疑俞爷爷杀了彭厨子，但并不影响两人共同生活，在俞爷爷已然痴呆后还是对他不离不弃；乃至高红虽然是因为钟永胜的出轨而应了母亲的话，回到出走多年的家而寻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记得我当年的话吧？你会有哭回来的那一天”，对几十年前这句话的重复，取消了话中原有的凶狠。一帆风顺的“幸福”并非人生的实质，但一无所有的不幸也并非现实。池莉由此绽开了生活的肌理：人们总是在迂回中不断行走，生老病死却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