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中的识字教育

2019-11-14 21:58宋祖楼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丛刊 2019年34期
关键词:汉简字书篆隶

■宋祖楼/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一、前言

河西地区的广袤土地上出土的汉简,《急就章》频频出现。罗振玉的《流沙坠简》详尽地记录了他看到的《急就章》残简,那只是居延旧简中的《急就章》,敦煌、玉门花海、马圈湾乃至新疆的尼稚地区都出现过《急就章》的残简。《急就章》是童蒙字书,反复被书写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确实值得研究。

二、汉代《仓颉篇》的演变

据《汉书·艺文志》,《仓颉》一篇七章为李斯作,《爰历》六章为赵高作,《博学》七章为胡毋敬作。两汉文景后,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55章3300字,合称《仓颉篇》,分上中下三篇,四字一句。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其中有些字是《仓颉篇》所不收的。到了元帝时(前48年)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用的也都是《仓颉篇》中的字,稍后成帝时(前32)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收的也是《仓颉篇》中正字。因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中有“急就”二字,遂以为篇名,今本34章,为七字句。到了平帝元始(1-5),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令记字于未央宫中。黄门侍郎扬雄(前53-后18)取其有用者,作《训纂篇》凡89章,5340字。东汉班固又续《训纂篇》作13章。到了和帝(89-104)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34章。贾鲂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善》为下篇,人称《三仓》合123章,每字60字,15句,四字一句,共7380字,都用隶书所写。这是汉代字书演变的几个阶段,说明汉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童蒙教育。

秦代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曾由秦官府颁行天下,作为识字的课本,但这三篇的文字都是篆书。西汉颁布的《尉律》称:“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汉代以“识籀书九千字”作为录用郡县下级文书的标准,这无疑把识字与做官挂起钩来。但识九千个“籀文”又谈何容易。《仓颉篇》是小篆,只3300字,其他的近6000字的篆字从哪里去找?而且汉初的人,已不太识篆文了,所以,汉代的文官们对秦代字书不断加以增补,到贾鲂的《三仓》出来,7380字,实际上都是隶书了,但从篆书到隶期间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反映到汉简中是否也是这个情况呢?

据报道,北京大学接受了海外有识之士的一批西汉竹书的捐赠,其中有《仓颉篇》82枚,存1300余字(整简69枚,残简13枚)。北大《仓颉篇》保留少数完整的章节,并非60字一章的本简,并且有“孝景元年”(前156)字样,此时为西汉中期,多数抄于武帝时代。

199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墓中,出土了一批《仓颉篇》的竹简。写成年代不晚于文帝十五年(前165),文中又将“饬政修法”中“政”改为“端”,这是避开秦始皇的讳,可见其时距秦不远,闾里书师尚未修订过,还是四字一句的。如:“已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逋逃隐匿,口兼天下,海内并厕,饬端修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也引用过《仓颉篇》字句:“汉兼天下,海内并厕。”

居延汉简中,亦有《仓颉篇》,也是四字句的(EPT50:1A)。“仓颉作书,已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初虽劳苦,卒必有意。愨愿忠信,微密谈言,言赏赏。”注意此为竹简,居延简大多是本简,会不会是别处带来。

居延新简中,也有一些《仓颉篇》为七字句的。如E.P.T.5:14A“急就奇觚予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成快意,勉力务之必有熹,请道其章。”(《居延新简》第18页)

罗振玉《流沙坠简》中说:“秦汉间字书约有二系,一以七字为句,一以四字为句”。以七字为句,《凡将》《急就章》。《凡将》虽佚,而《说文解字·口部》引司马相如说,淮南宋蔡舞嗙喻,即《凡将之文》……乃《急就》所自昉。颜师古《急就篇·序》谓,司马相如作《凡将》,史游推而广之,其语必有所受,此一系也。四字为句者,为《苍颉》《训纂》诸家,班氏谓《苍颉》断六十字为一章,段式谓自《苍颉》至彦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为四字。今此诸章第一简五句,第二简存二句,并四字为句,有韵可寻。第三简虽不能知其韵,然四字为句,而非七言,则昭彰可见。且考第一简,凡五句廿字,含三简,则得十五句,六十字,正为一章。若以三棱之觚写之,则一觚正得一章,与班史所记适,此简之为《苍颉》怠无疑矣。

可见,七字句与四字句并存的《仓颉篇》在河西汉简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区别在于书写的年代先后。

三、《仓颉篇》《急就章》作为历史文化“事件”

《仓颉篇》《急就章》这两种字书是在当时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历史文化事件。《仓颉篇》从小篆形态向篆隶相杂的转变,代表了当时下层文化人对新形式的的一种选择,隶书的形式不是一下子成熟的而是慢慢逐步成熟的。汉初统治者的《尉律》规定学童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这个政治制度,让下层的百姓看到了一种希望。故学童自小学字,接受书写教育,是第一步,但只能是学籀书,而这种文字,只能在《仓颉篇》找到范本,故学习《仓颉篇》,识其字,书其形,成为另一种历史的文化要求,代表了下层百姓心灵家族的倾向,所以只能偏爱这种形式,故是文化事件。

历史在发展,文字在演变,篆演进隶是历史的必然,但隶书代替篆书是一个漫长度过程,隶书的形式只能从篆书形式中渐渐转换,故西汉中前期,出现篆隶相杂的书写形式也是一种必然,它不是突发的,而是渐进的产物,汉简中《仓颉篇》的书法形态出现篆隶相杂,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却是不可跳跃的时期。花海出土的《仓颉篇》《武帝遗诏》其书法形态有着类似性正好说明了这个事件的本质。

作为影响文化环境历史文化事件,其参与的人数多牵涉到的领域广阔,绵延的时间长久,这都能从《仓颉篇》和《急就章》的书写上看出来。

西汉前期,统治者对匈奴和亲,政治上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薄徭役,重人口增殖与土民开垦,经济得到发展,武帝上台,对外用兵扩大疆土,对内兴作,于农业水利多有创建,其在位时间凡五十四年,汉朝走向顶峰,这样政府各级部门需要大量的官吏补充,比如地方低级属佐。见居延简(203.22)。

“□胪野王丞忠下部,在扶风,汉中,南阳此地太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以道次传,别书相极,掾勤,率士钦,书佐士。书后的署名者有掾,卒吏,及书佐。《续汉书,百官志》引方郡《汉官》:“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诸县有秩三十五人,官员掾史五人,四部督邮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狱仁恕三人,监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掾六十人,书佐五十人,循引二百三十人,幹小吏二百三十一人。

卒吏是掾的下属,竟多至250人,这个人数可观,更何况,由于边境的扩大,边塞防御组织的官、屯田的各级官吏,以及法律诉讼的增多,各级法律文书的抄写,其需要需能写能书的卒吏实在太多,汉代一郡之长为太守,都尉是太守下的武职官员,因边郡多兵事,并设府置吏,规模很不小。边郡的太守府除了官僚系统,还有候望系统,屯兵系统,军需系统,交通系统等军事系统。因而,边塞防御组织的下层低级吏卒所需的人数十分庞大,而且是必不可少,人员从哪里来,他们绝大部分都从戍卒中来,他们要抄写各种文书,除中央一级官文书以外,还需抄数量庞大的文事、武备、军需的各级文书,如府书、应书、爰书、举书、吏除书、遣书、授书及调书、变事书、病书、过书、行塞书、报书、捕亡书等,像爰书这样的法律文书,又以“爰书自征”“验问爰书”“秋射爰书”“病诊爰书”等多种形式,这就对戊卒的文化提了要求。像边塞守卒,进入军中后,除了受军技教育,还有军法教育、读算写这种文化教育。

例如习读烽火品约便是学习的内容之一

□卒一人椟烽火品未习(E.P.F.2:66)

□吏卒吏更写烽火图板皆放碎非燧书传壹平□(199.3)

□呈上选张熹万岁侯长居延沙阴里上选郭期不知椟(即读)烽火兵弩不擎持熹□□斥免它如爱书敢言之(E.P.T 59:62)。

“知烽火品”或“不知烽火品”,表示“识”不“识”。如不知,轻者“斥免”重者送县狱,所以戍卒到边塞从军,都要学识字,识字的课本便是《仓颉篇》《急就章》,从河西各郡出土的简牍中,这两种出土很多,说明卒吏抄字书十分普遍。

除了识字,也写算术,出土简牍也有《九九术》和《算术》,如

△九九八十一,四九三十六,八八六十四(75.19)

当然还得大量的学写字,不但要写正确还得写的漂亮。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八体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居延,敦煌等地汉简中都有大量的习字简牍,这说明戍卒的习字是极为认真的,并且卓有成效的。这也可以从简牍中看出来:

△肩水侯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居延汉简甲编1014号简)

马圈湾西汉习字觚(四面柱形,四面书写)就是当年的一件习字物品,但其书写水准已十分专业,不管是技法、结体,还是章法都表现书写者已不是初学者,而是一位娴熟的书写者。这件作品,也有好几个字带有篆形,但不是小篆的结体方式,大多字是隶书,用笔沉稳,点画的控制到位,撇捺的波挑姿态优美,撇的方式多样,有的收笔,有的则不收,捺笔,有收笔微驻,气息饱满者,也有乘势外挑,锋菱圭角为章草者,字形大小不拘一格,笔画多寡不同,形状大小相异。他们不像成熟的八分书讲究对称、匀整,只讲究整体的稳健和平和,故自有一种真率质朴的意趣。

马圈湾的习字觚是一件艺术品,它的艺术形式,对篆隶相杂的时间作了界定,它只能发生在两个汉中期的一件作品,它的篆形尚未褪尽,而隶形又尚未完全成熟,它的笔法系统,也只能是篆隶杂糅的。它的字法,带有杂糅性。如“宽”的写法,不是纯粹的隶法;“乐”字上部左右的省简也是随心所欲和不规范的。不妨说,这件简牍作品,出现了许多“简别字”,而这种简别字也是当时的出现的词语家族。“季”的连笔书写,很陌生,却又代表了另一种杂糅的形式因素,因此,这件作品与《武帝遗诏辞》《仓颉篇》都是一种文化事件——特定的形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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