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艺家虞世南《笔髓论》与佛教渊源

蔺熙民

基金项目：武警工程大学2019年军民融合专项课题项目（WJM201903）。

摘  要：著名书法艺术家虞世南《笔髓论》具有较深的佛教渊源，蕴含着丰富的佛教理论色彩，其彰显心悟说，会通佛艺及其绝妙境界，在中国书法理论接纳佛教的历程中功不可没。其形成原因及影响是多方面的，也值得加以深究。这对于进一步丰富深化虞世南的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虞世南;《笔髓论》;佛艺会通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2

虞世南《笔髓论》是一部中国书法用笔名作，仅一卷，共1034字，包括原古（叙体）、辨应、指意、释真、释行、释草、契妙等七节。主要论述真、行、草各体书法的基本原理、创作规律及研习方法。它是虞世南书法理论的代表作，见解深隽。唐太宗《笔法诀》《指意》篇，采撷较多，《宣和书谱》则谓虞氏“尝作《笔髓论》，学者所宗”。《笔髓论》是中国传统书法实践的理论总结，但细绎其中深层肌理， 蕴含着丰富的佛教理论因子，佛教滋养不菲。可以说，虞世南“君子之书”及君子书风之形成，与佛理关系密切。从此入手可进一步挖掘虞世南的精神世界、心灵情怀及书法意蕴之特点，意义颇丰。

一、《笔髓论》的心悟说与佛教渊源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但佛教在中土的兴起与传播，对中国书法藝术的影响很深。东晋以降，文士儒臣积极抄写佛典，成为佛教流布、弘扬佛法的重要助力，同时这些佛教经典也成为书法经典名作;更甚者不少书法名家，深受佛教濡染乃至皈依佛门，其书法与人格品性均受佛教浸润。唐代书学兴盛，大家云集，书艺精湛，成就斐然。欧阳询、褚遂良、薛稷、怀素、柳公权、颜真卿等均从事过佛教书法创作，留下精湛的佛教书法作品。不仅如此，大批士人还争谈禅悦，精神品格受其熏染，特别是佛理禅趣渐融入书法义理中，达到佛艺的深层次契合。虞世南及其《笔髓论》可算其中的佼佼者，其佛学资源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

（一）书道在于“自悟”：暗通款曲于禅学自力精髓

《原古》开篇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进而认为自从仓颉造字到“立六书”，及经战国至于秦朝的“八体”，均“不述用笔之妙”，而至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王卫之流”，则其成功关键在于“造意精微，自悟其旨。”这里强调书艺之本在于书家之“自悟”乃用笔之管钥，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实际上，中国禅学讲究“自悟”，自立自行，只有依靠自修自证自悟才能达到禅修之最高境地，后来的禅宗自始至终以明心见性为鹄的，崇尚自我顿悟，强调自性自度。这里开篇伊始就揭示出书艺之本在于“自悟其旨”，可谓深得禅学之精髓，突出彰显出书道的主体性、本体性、个体性乃至创新性。书道最高之境的通达源于自悟而不在其他，外力、旁力、他力均非根本，关键在于自悟自修自练自践，特别是心的切中肯綮与游刃成熟，因此书艺之本就像禅修者依靠自力自为自悟臻于佛境一样。中国思想与文化从先秦开始虽也极强调强大的主体性，但是只有等及佛教的切入，才将自我修证炼养的坚固主体性创立起来，这是佛教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虞世南强调书艺修炼上的主体性则是这一巨大潮流的积极吮吸者。

（二）书道在于“心”为主宰：彰显鲜明的佛教“心”学趋向

《辨应》中揭示出“心为君”“手为辅”“力为任使”“管为将帅”“毫为士卒”“字为城池”的详细序列，形象辨清其相互关系，极为突出“心”的主宰性，彰显鲜明的佛教“心”之核心性与中心性。“心”“性”是佛教庞博精深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心性修养”本性形成的关键。先秦以来形成传统对外的形-象-言-心-意-情与眼-手两个线索，以及对内的精-气-神序列，加上总体的道-气-性-心关系，均未真正形成、达到以“心”“性”为核心的地步，而正是由于佛教的（“心”）参与和浸润，发生重大的转折，过渡到以“心”及“性”为核心与中心的状态，并且特别是将上述环节从线性发展到垂直的本体关系，从而获得通达于“道”（即“艺”）的强大“心”力。从中国书艺上讲，也是中国书法理论形成的重大关节点，虞世南《笔髓论》则是这一历程的见证者与必不可少的环节。柳公权亦说：“用笔在心，心正则字正。”

（三）书艺创作之道在于“心悟”：佛教顿悟说的集中体现

《笔髓论》全文贯穿着书艺创作之道在于“心悟”，暗通佛教炼养论之本，是佛教顿悟说的集中体现，是中国艺术顿悟说的促发者。《指意》说：“用笔须手腕轻虚。……太缓而无筋，太急而无骨，……及其悟也，粗而不钝，细而能壮，长而不为有馀，短而不为不足。”其中，彰显出“悟”的巨大效力。特别是《契妙》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概括出书艺创作要沉静返潜，绝虑凝思，才能契合其中佳妙之处，进而认为书道之妙在于心悟，要用心参透悟深书学之理，才可臻于佳境。这与蔡邕《笔论》“默坐静思，随意所适”、王羲之“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以及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神思》），一脉相承。而这种强调心悟契妙的书艺创作理论与佛禅心性思想密切。佛教戒、定、慧三学中，专志凝神之定尤为重要，与书法创作之道最为相契。而禅悟的根本要义在于通过参禅来“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从而达到本心清净、空灵清澈的精神境界，它是中国艺术“妙悟”说的直接来源。经过僧肇、竺道生、慧能的发扬，唐代“妙悟”说在文艺上渐露头角，并运用于书道及其创作。虞世南堪称其中重要代表，李世民、孙过庭、李嗣真、张彦远等均受其影响。后源于众多文艺理论家的参与，至于宋元则以严羽为代表真正形成中国艺术妙悟说。

总之，虞世南《笔髓论》蕴含佛家思想因子，源于书法与佛法相通，彰显心悟说，会通佛艺及其绝妙境界，在书法理论接纳佛教的历程中功不可没，十分值得加以深究。

二、《笔髓论》佛教渊源的形成原因及影响

虞世南作为政权高层文士，积极为高僧大德、寺院书写碑文与碑铭，唐初儒道大论争中奋然为法琳《破邪论》作序，并在《帝王论略》中借用佛教因果报应论对梁武帝信佛却遭亡国作独特解释，指出周武帝灭佛危害甚巨，认为佛道二教均“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於王化，无乖於俗典”，显示出深刻的佛学见解。《笔髓论》之所以佛教渊源较深，可归结于：亲炙于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名僧智永大师，并终身恪守其书道与精神风范;出生于江南名乡，佛学浸润久厚;出身于玄佛合流望族鸣鹤虞氏家族，承继玄佛艺兼容的名士风流;为官阶层与交游圈多尚佛，濡染较深。

虞世南深厚的佛教交缘，极大影响了其书法理论名作《笔髓论》，并对其书法风格影响甚大。源于佛艺相通，佛教促发了其萧朗简澹之性情，从而使其书法显示出独特风格。其书法名作多，笔法與书写风格受佛教影响深，韵致婉逸、遒逸清劲的《千佛铭》《破邪论序》可谓其中代表。书法是生命艺术，书品与人品紧密关联。虞世南“虞体”书法，是人品与书品统一的典范。其书法风格温文儒雅，稳健沉郁，醇厚遒丽，被誉为“君子之书”。张怀瓘《书断》赞说：“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此种“君子书法”源于多端：沉静寡欲、崇德修身的人格操守，直言敢谏、深知进退之道的特有品性，命运多历、熟谙人情冷暖的艰难磨砺，笃志勤学、矢志进德圆业的价值追求。但受业于智永禅师，特别是靠近佛教人士，自身濡染佛教，其思想深处具有佛教空灵脱世思想因子的浸润，性情恬雅冲淡、温漠超脱，才使其书作油然流溢出疏淡超尘之气韵，用笔健朗而圆润，沉蓄而秀逸。包世臣《艺舟双楫》赞说“平和简净，遒丽天成，曰神品”。如唐碑《幽州昭仁寺碑》三千余字，书法秀丽而俊迈，纯静简澹秀逸。这不仅受惠于二王恬淡萧散的魏晋风度，而且渗透着佛教的影响，饱含着超越世俗、参透万象的佛禅胸襟与禅悦心灵。这对于后世书法理论影响深远，醇厚劲健中那股俊逸散朗之气的推崇，以臻于浑然天成的止境，永远为书道所恪守与沿传。

总之，虞世南《笔髓论》与佛教有较深的渊源，正由于佛教思想的融入，促成了其关于中国书法之卓见，从中也可看出佛教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理论的特有贡献，值得探究。

参考文献：

[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