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带走，把切尔诺贝利留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找切尔诺贝利的方法，2019年这个夏天大热的HBO同名电视剧是一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是一种。

然而，亲身探访就像是关键的一环，闭合了所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想象碎片，拼出了这场史无前例灾难的面貌。

林方文

对我而言，寻找和理解切尔诺贝利的旅程，是从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开始。这本看起来并无太突出文学性和技巧性的口述，动人之处全在于灾难面前的真实人性和惨痛历史。

读完之后又过了两年，我终于去了切尔诺贝利，成为那一年7万游客中的一员，在禁区里度过两天一夜。在那里，有人曾献出生命，有人失去名利，也有人亲手埋葬真相，而我们这些普通的游客顶多最后丢下一条裤子或一双旧鞋，上面也许沾满了放射性的灰。

离开时我在出口的检测机器下扫描全身，确认没有被污染，但切尔诺贝利像是辐射了每一个亲身探访的人，永久地打上属于它的烙印。在基辅和导游告别解散后，我仿佛合上了一个装着时光机的抽屉，那些人和事就那么锁在了里面，任我们逐渐遗忘。

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找切尔诺贝利的方法，这个夏天大热的HBO同名电视剧是一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是一种，导游在小巴上放映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之战》是一种，甚至脑洞大开的俄罗斯青少年探险剧《切尔诺贝利：禁区》也是一种。

然而，亲身探访就像是关键的一环，闭合了所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想象碎片，拼出了这场史无前例灾难的全貌。它本是一个谜，“无所不在的人类档案中找不到开启这扇门的钥匙”（阿列克谢耶维奇语），而呼吸过禁区的空气、踩过死城普里皮亚季的土地后，无人能原样而返。

开场的亡灵

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开头，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到了一个叫瓦西里的消防员。1986年4月26日凌晨，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之后，他是第一批登上屋顶灭火的人，政府并没有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久，他就因致命辐射被送往莫斯科第6医院。

消防员几乎是最快死去的人。瓦西里的身体变得肿胀而支离破碎，四处渗血、骨头摇摇晃晃，咳嗽的时候内脏碎片从嘴里涌出来，有时甚至被呛到。这匪夷所思的描写吓坏了不少读者，也包括我在内，这可能是对于切尔诺贝利最悲惨最直观的印象。

后来，我就在禁区里的消防局门口看到了他和战友们的雕像，旅游团里大概有人和我一样想起了书的开头。他们都葬在了莫斯科，躺在永久封存的水泥棺材里，和土壤浇铸在一起，即便是尸体也可能具有高度放射性。天气太好了，好得当时大家都不知应该说什么。

2019年春夏之交，在HBO的同名电视剧里，他的故事辅以逼真的化装特效，再次完整地予以观众重击。怀孕的妻子不顾一切地和他拥抱，之后这个婴儿因为心力衰竭和放射导致的肝硬化，出生后不久就死了。那个时代里，没有人知道到底核灾难是个什么概念，凡人只有爱和勇气。

瓦西里们的家，就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卫星城普里皮亚季。人类仓皇地撤退，三十多年过去，这座城市被周围的原始丛林重新吞噬，拥有优美而毛骨悚然的风景。我们穿过一片密林之后回头，才发现那里原本是一个足球场。

当时的消防车“尸骸”最后被丢弃在树林深处，杨树从车底和车窗的缝隙里长出来，倾倒的车体锈迹斑斑。还有几辆被圈起来放在消防局附近的空场地上，游客们不能靠近，只要隔着几米向它们伸出手里的盖格计数器，指数就会越来越高，滴滴声越来越密。

前进！旅游业

1986年4月26日之后，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就被彻底刻入人类史。今天它已变成乌克兰旅游业的重要一部分，2019年团队游人数有望突破10万。军方和旅行社从中分成，收入流向政府、行业、科研人员和受害者，为远未结束的灾难埋单。

切尔诺贝利旅游从业者协会甚至希望它有朝一日位列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以进一步提高历史地位、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尽管这听来总有些别扭。实际受污染区域更广大的邻国白俄罗斯，今年也开放了数千个此前被圈为禁地的村庄，寄望于分一杯羹。

导游娜拉是长相典型的乌克兰女孩，金发、身材苗条、颧骨高耸。后来我得知她也曾是一名旅游者，一半是因为兴趣，一半是因为禁区旅游业兴起，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她也决定投身切尔诺贝利，每个礼拜往禁区跑三四趟，和同一间旅行社的其他导游实行轮班。

她的首要任务是消除我们心中的恐惧。“其实在里面待两天，和坐几个小时飞机，接受的放射性剂量差不多。”娜拉说，旅行社十年前开始组织废墟游，到现在只出现一个游客鞋子被污染而无法清洗干净的情况。“所以他最后赤脚回了基辅，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间鞋店。”

小巴里的各国游客非常配合地笑了起来。剧集里支支吾吾的年代，至少在乌克兰已经过去了吧？但在小巴从基辅开往切尔诺贝利检查站的两个半小时车程里，团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电视放映的纪录片，车里仍然弥漫着一种略带紧张的沉默，没有欢声笑语。

按照旅行社事先在邮件里发来的叮嘱，每个人都穿上了长袖长裤，最好还有双适于丢弃的旧鞋，禁区里不允许穿凉鞋或拖鞋，这同时也是乌克兰军方的要求。大多数人手里都拿到了盖格计数器，这是将核灾难具象化的最佳方式。很小的仪器，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死神的心跳

即便是离开了切尔诺贝利这么久以后，盖格计数器时不时响起的滴滴声仍然会在我脑海中回荡。就像那些幸存到今日的亲历者，也一定会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夜的熊熊大火和其中直射天空的奇异光柱。盖格计数器的声响是切尔诺贝利在游客记忆里的同期声，打破了那个沉默死寂的世界。

科学仪器不是出租车司机做了手脚的咪表，不会骗人。它时刻指示着辐射剂量，短暂地在这个时代里占据了比手机更重的分量，像一把钥匙引导游客打开切尔诺贝利尘封的大门。时而缓慢、时而急促的滴滴声，就像是死神引发的心跳，和游客玩一场肾上腺素的游戏。

在开往切尔诺贝利的小巴上，它和在基辅一样只有零点几的读数，而开入禁区没多久，屏幕上读数就超过了1。当我们站在所谓的死亡森林边缘，遥望着那个据说因为辐射而变成了红树林的角落，计数器的读数滴滴乱响地变成了十几。

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猎奇心态，在导游娜拉翻开一块不起眼的水泥板后达到顶峰。我们争先恐后地把计数器凑近了土壤中露出的那个什么也没有的小孔，读数开始前所未有地飙升，四十、六十甚至八十，直至有人花容失色，娜拉冷酷地把水泥板再盖回去。可能每个导游都擅长这个残酷的把戏。

反讽的是，在被巨大“石棺”扣住的四号反应堆面前，导游娜拉举着老照片给我们讲了近一个小时，盖格计数器始终保持着安静。2016年，经过多方资金筹集，现在这个漂亮、结实、富有金属美感的盖子成功地扣在了反应堆上，据说可以再扛一百年。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47秒，四号反应堆炸成了碎片。原来的盖子是苏联政权在事故后不久设法扣上的，经过三十多年风吹日晒和辐射侵蚀，已不堪重负。娜拉说，前几年来这里能看到表面的裂缝，盖格计数器也常常响个不停。

从禁区离开后，我意外地发现切尔诺贝利的“旅游业”又往前进了一步，已推出了进入“石棺”内部参观四号机组的旅行团，游客可以套上隔离服、走到中控室、把手放在那一夜导致最终核爆的紧急停止按钮上，体会三十多年前的惊心动魄。资本真是无所不能。

寂静之声

真正的灾难，是在惊心动魄的同时又悄无声息。熊熊烈火很快烧尽，然而在此后的漫漫长夜里，无数人默默死去。HBO电视剧里的最主要角色、科学家列加索夫，事故两周年时在家自杀，留下数盒录音带，向世界揭露了苏联政权的谎言，也以生命促成了技术缺陷的订正。

在禁区里旅行，总能察觉到那种无所不在的死寂。入口处喧闹的团组分散在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只听见风过林梢。无数枝干在风中摇曳，像时开时合的手风琴。这是人类业已消失的世界：村民们仓皇离开，瓶里的酒还没喝完，抽屉里的积蓄带走了但挂历散落在桌上，棉被还摊着，没来得及叠。

世界就像被灭霸打过一个响指，行走其间，常能见到规模惊人充满死亡气息的阵列。我们路过一个“墓地”，一千多个一人高、写着名字的黑色铭牌，它们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于清理污染而被迫撤离的一千多个定居点。

游乐园里的摩天轮不再转动，碰碰车像突然没电了一样停在原地，刹车板上扔着一只鞋。医院的育婴室里两排整整齐齐的婴儿舱，空空荡荡。阳光很好，皮肤却觉到一层凉意。

苏联政权为切尔诺贝利调集最好的资源建造了普里皮亚季，如今那些曾象征顶级生活品质的码头、宾馆、游乐园、学校、幼儿园、电影院、音乐厅、游泳馆、大型马赛克壁画、公用免费饮水机，都散发着一种文字无法形容的末世废土气质。

夜里我们下榻的旅馆在10公里核心区之外、30公里禁区线以内，周遭是昔日的工人宿舍，低矮的四五层水泥楼房，长满青苔、楼板渐渐垮塌，看起来像看守所里一排排蹲下的犯人。十点钟开始宵禁，窗外没有一丝灯光。

灾难的记忆

复古玩偶和防毒面具，是切尔诺贝利禁区“装置艺术”的两大“标配”。走进废弃的幼儿园，很多娃娃缺胳膊少腿地在钢丝床上靠着，像劣质恐怖片。防毒面具作为核战争时代的常备，在处理事故后成百上千地被丢在开裂的楼板上，如一张张空洞的脸。

娃娃头戴面具，是切尔诺贝利禁区的象征，穿越时空、诡异魔幻。这天夜里，我躺在旅馆简朴的床上，翻看白日里这些鬼气十足的照片，想起了两处和切尔诺贝利有点像的地方，都是相似的“黑色”旅途回忆。

几年前我曾两次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飘着细雨的波兰原野，所有的游客几乎都没有笑容，和今天的切尔诺贝利真像。有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不亦乐乎地大声乱开玩笑，旁边的中年人忍不住低声呵斥：“Show some respect！（放尊重些）”

整齐划一的营房，处决墙上都是弹孔，运送犹太人的铁轨上和修葺一新的毒气室里都有一束花，却记不得是什么颜色。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压抑感，似乎从那时起一直遗留到现在，使得整个奥斯维辛和比克瑙压在心头，久久难以释然。

后来我再一次遇到这种压抑，是出于职业需要几次进出某个西非国家。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正在首都蔓延，全国的死亡人数很快从三位数跳到四位数。我看到濒死的病人、麻木的护士，走进挤满人却鸦雀无声的医院，却看不到那个屠千百平民于无形的凶手。

切尔诺贝利“视而不见”的恐惧感，和彼时如出一辙。在一所偏远的医院，我和当地护士看着隔离区里一个坐在地下站不起来的确诊病例，护士面无表情地告诉我，过去两个月里她已经失去了二十多个同事。当时我只觉得，埃博拉病毒就在脚下雨季的泥沼里。

这些史无前例的灾难，在记忆中苏醒的时候，都是几乎没有颜色也没有声音的。

谎言与真相

如果1986年的那个深夜，核电站不曾爆炸，那么苏联还存在吗？作为一场核灾难，切尔诺贝利有着科学以外的深远影响。就像电视剧里描写的那样，处理事故过程中，谎言和真相、外部世界和苏联政权不断博弈，甚至部分促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乃至庞然大物最终解体。

去过切尔诺贝利后再看HBO同名剧，和当初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一样，我常感窒息。这种窒息既源于文本与记忆中真实现场的呼应，也在于文本如此深刻地洞见了事故现场无法触及的人性与体制的弱点，尽管30年后的福岛核事故证明，弱点总是周而复始、冥顽不灵。

然而，尽管剧集在各类网站上几乎获得了一致赞美，但仍有各种争议。对于重大灾难的叙事，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的纷争，总是无法让所有人满意。苏联最终解体了，切尔诺贝利留下的放射性元素，还会存留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切尔诺贝利真的存在过吗？弗雷德里克·泰勒在著作《柏林墙》里也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人类史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面，常于重大事变或灾难议题上如幽灵般若隐若现。但我只知道，人的灵魂很少有机会在旅行中被这样的废墟埋葬，它是值得被铭记的创伤。

对必须背负着那场灾难和那些谎言过完一生的千万人而言，观看剧集或参加旅行团的我们都已足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