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两地古代歌谣比较研究

2019-11-15 03:04刘子衿黄子凌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长江丛刊 2019年5期
关键词:楚辞山歌歌谣

■刘子衿 黄子凌/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吴地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外来文化冲击并与之杂糅,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楚地文化与吴地文化的碰撞与新生。屈原香草美人的传统不仅影响着楚国士大夫阶层的创作,也影响着吴地民歌民谣的发展。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楚两地文化终归演变成了两种不一样的文化体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却也彼此之间保持独立,不被同化。

而吴楚文化源远流长,其时空划分究竟该怎样断定呢 “把吴文化与楚文化相接,构成吴楚文化,既可指先秦时期业已发生接触冲撞的吴、楚文化,也可用来指称源自先秦,历代不绝而延续至今的故吴楚之地的文化,或曰长江中下游文化。这是广义的吴楚文化。”

本文将以吴地歌谣的起源和发展、楚辞中的民间风俗为切入点对吴楚两地相文化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一文化现象做出考察与研究。

一、吴地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演变

吴地,从地理上看是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方言区。关于吴歌的起源问题顾颉刚在其《吴歌小史》中这样写道的:“吴歌最早起于何时,我们不甚清楚,但也不会比《诗经》更迟。可是因为《诗三百篇》的编者只收集了中原和江、汉的国风,长江以南的吴、越、楚都没有在风雅中占得一席地位。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蛮夷鴃舌之音,还不足以登中原文化的大雅之堂的缘故。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吴人没有歌,不会唱。”

先秦时期吴地农业水平低下,生产能力与中原地区相比较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吴地的山歌却是具鲜明的稻作文化特色的艺术。这其中必然意味着吴地在先秦时期进行过一次甚至数次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大幅度提升——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向“蛮夷之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传播和输出到了吴地呢?

据历料记载,殷商末年古公亶父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让王出走,为了不使三弟季历(姬昌的父亲)找到他,不远千里,率部南徙,自黄土高原的关中平原西部岐山县,来到江南水乡无锡梅里平墟(现梅村一带),筑城建都始创勾吴国,成为了江南土著的首领,并由此开创了江南文明。

《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吴歌的历史渊源,并且吴歌为民间之歌谣,但在明显也收到中原音乐文化与楚地巫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产生了一些变化。

由此观之,吴地的古方言也是经过变革和融合中原地区方言的,只是在漫长的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将其同化为了自身方言。

《楚辞·招魂》云:吴歈蔡讴,奏“大吕”些。这明确告诉我们吴地在当时已经有了歌谣,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用来称谓吴歌的词语——“吴歈”。并且晋代的左思在《吴都赋》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幸乎馆娃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与丝竹,若钧天之下陈。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韩任》,荆艳楚舞,吴愉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由此可见吴歌起源极早且一直处于传承的状态中。

吴歌大量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如:比喻、比兴、烘托、夸张、双关、衬字、顶针等等,并逐渐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山歌民谣。

“以歌为教”传播文化和诗歌,并在原有蛮谣土歌的基础上加以发掘、整理、演绎、发展、形成了富有江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吴地山歌。

吴地古老山歌、号子主要区分为稻作文化依托的田山歌和舟楫文化支撑的船歌、渔歌。后世的城市小调和商贾叫卖调、儿歌等,则属于传统吴歌体裁的发展与流变。上述歌谣皆因生活环境、生产形式、劳作方式、民生百态、风情习俗不同,而致歌谣唱词内容变化繁多,引出歌谣题材和演唱形式的诸般不同。比如,各地皆以短山歌为主,但几乎各片区都有长篇叙事歌谣存世,如白茆山歌中的《白六姐》(2500余行);河阳山歌中的《赵圣关还魂》(6648行);芦墟山歌中《五姑娘》(2000余行)。

吴歌起源于劳动生产活动,根据歌曲所反映的内容不同,我们可以将吴歌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大类:(1)引歌(起头山歌);(2)盘歌(问答山歌);(3)劳动歌;(4)时政歌;(5)仪式歌;(6)情歌;(7)生活歌;(8)历史传说歌;(9)儿歌;(10)长篇叙事吴歌。并且随着生产水平的提升,不同的耕作时期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山歌,诸如:《莳秧歌》、《耥稻歌》、《砟稻歌》等等。

同时,水乡生态环境的一大特色就是水脉众多,河流也极多。故而不仅有关于水稻种植的山歌,也有很多关于船夫的歌曲——这其中大多是摇船人所唱,所以自然可以成为船歌。另外,吴歌我们不仅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的需要,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人际交流的需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歌谣中存在着的大量有关爱情的情歌和有关祭祀或者重大仪典的仪式歌。不仅如此,在生活歌中也充斥了大量的以歌代答的形式。由此可见,吴歌已经具备了一些社会交流媒介的功能,换言之,吴歌已经从民间的自娱自乐向承担社会具体功能的方面转化了,这不可谓不是吴歌的一个主要社会属性。

二、楚地歌谣中的风俗民风

楚地歌谣众多,笔者选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楚辞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了其中对于风俗民情的描绘。《汉书·地理志》在记载楚地风俗的时候这样描写到:信巫鬼。重淫祀。在《史记·封禅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九天巫祠九天”,并且当时的楚国上层贵族普遍都是“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屈原身处楚贵族阶层,当受此风俗之影响。

在屈原的《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从上面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即《九歌》原本只是楚地民间所流传的在祭祀时所用的乐歌,其主要功能是用以娱神,屈原在被流放之后,游历民间,发现了这些歌词,但是感觉其词语鄙陋,于是加之以笔墨,使之雅化,这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九歌》。可见,屈原的楚辞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基于楚地原本存在的民歌民谣而补充升华存在的。而在屈原的楚辞中,主要风俗有:招魂、祭祀、占卜、出行、宴礼、服饰、婚恋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招魂、祭祀等娱神的项目。

另外,在楚辞中还有着大量描写楚人生活习俗的内容,如服饰方面:“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离骚》);饮食方面:“挫糟冻饮……有琼浆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招魂》);交通方面:“历吉日乎吾将行”(《离骚》)、“屯余车之万乘兮……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远游》)。值得一提的还有,楚辞中甚至还有对娱乐游戏习俗的记载,如反映娱乐生活的“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 (《招魂》)由此可见,楚辞也有着和吴歌相近的社会功能,即记录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

在楚地和吴地歌谣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吴楚两地在先秦时期都处于“蛮夷之地”,但是吴地的歌谣更注重对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教化民众;而楚地的歌谣则是注重对神灵的敬畏,对百姓日常的劳动场面和生产技术没有过多的提及。这样看来,吴地歌谣的风格更偏向于《诗经》,而楚地歌谣可以演变出《楚辞》这样浪漫主义先河的作品也不足为奇了。

三、结语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吴歌被再次整理和收集,其中就有:《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吴歌及其他》(姜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来自吴语地区的采风报告》(施聂姐:荷兰兰顿大学学报《磬》刊登,英文版;收入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吴歌论坛》)。进入二十一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中国·白茆山歌集》《中国·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中国·芦墟山歌续集》,以及 2005 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中国·吴歌论坛》等。

而随着吴楚两地歌谣逐渐走向世界,也带动了苏州的文化产业发展,让更多的外来目光看向了苏州这座一直在发展的千年古都。

不仅如此,随着国外汉学热的兴起,吴歌楚辞也势必将以更多样化的姿态展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这也将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以及国学研究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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