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的思维与心得
——纪念年鉴学派成立90周年

■王皓淼/齐鲁书社

一、关于《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

马克·布洛赫《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发表于1928年12月的《历史综合杂志》，它开创了现代系统的比较史学先河，也成为其代表作《封建社会》的纲领。论文的宣读和发表虽然过去了90年，但是今天再度拿出来阅读，还是有两点新的体会。

第一点体会就是当今有许多比较是在牵强附会。在八年前虽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但当时只是作为要预防的现象和方法。今天需要把这一点着重强调一番。

人们往往过于相信，或佯装相信：比较方法的目的仅是寻求相似点；人们故意指责这一方法满足与牵强附会的类似，或者甚至不惜通过独断地假设不同的演变中的某种说不清的必要的相似来臆造类似现象。

“关公战秦琼”式的比较之所以是当今比较研究的一大误区，原因就在于它必须以假设事实为前提，而不是以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情为前提。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根据小威廉·西威尔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布洛赫认识到比较史学的用途之一是验证假说——如果想把在某一社会中出现的A现象归因于B条件，那可以通过在另一个社会寻找一个没有B条件却产生了A现象或者恰恰相反的例子来检验这一假说。如斯考切波的名著《国家与社会革命》，该书副标题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分析的对象是1789年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之间的法国、1905年革命到新经济政策之前的俄国和1911年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年的中国。对这三场革命进行比较，作者却认为这三个国家政治革命危机之所以发生，并相应地导致军政机构组织的崩溃，都是由于这些国家不仅受到来自外国入侵，还有来自农业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对于君主政权做出反应时所施加的压力。这就使得看似不相干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对解释性假说的验证。

第二点体会是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将这一关系视为“体会”，也许有人会觉得小题大做。我们不妨看看布洛赫这篇大作的一段话。

在许多领域中，各种专门的研究进展还很差，比较研究本身也只能缓慢进行。还是一句老话：多年的分析为的是一日的综合……没有这些地方性的研究，历史比较就一事无成；但没有历史比较，地方研究也将一无所获……但愿我们能结束这种互相不能理解的、无休止地、从民族史到民族史的讨论，聋子间的对话是一种过时的喜剧技巧……

通过这两段话，我们再来看看自己的实践，特别是需要自我反思。就拿对《史记》的研究作为例证，李景星先生的《史记评议》是分篇的综合评议，立意在综合；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全书的综合评议，是第一部章节体评介《史记》的专著。这两部大作虽无“比较”之名，却有比较之实，尤其是前者。又如台湾的杜维运说：“世界史与国家民族史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民族史是世界史的基础。各国家民族皆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写其国家民族史，那么世界史便有了良好基础……写历史流于本土化，历史的生命就奄奄一息了。”

二、关于《马克㊃布洛赫与历史比较的逻辑》

美国小威廉·西威尔创作《马克·布洛赫与历史比较的逻辑》，目的是提出比较方法的逻辑，并试图说明这一方法如何应用于历史研究，这是建立在对马克·布洛赫的论著进行探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论著则是以上面提到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最为透彻、最令人信服。今天仔细阅读后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在此主要谈谈对下面一段引文的体会。

布洛赫采纳比较方法，取决于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历史除非能在“确立现象之间关系的解释方面取得成功”，否则就无法理解。比较方法实质上是一个处理解释问题的工具……比较方法，不论是被史学家应用还是被社会学家应用，对于调查研究都是实验逻辑的一种变相形式，因为在调研过程中，真正的实验是不可能的。而比较方法如同实验方法一样，是有组织地搜集证据，以检验我们的解释是否正确的手段。

作者认为，比较方法是通过“有组织地搜集证据”来检验对史学家做出的解释是否正确，也就是在作者看来，布洛赫所说的比较史学方法的主要用途是验证解释或假说。这一点则是很精到的。对此，我还是要援引美国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内容来说明。

斯考切波认为，有些比较历史研究旨在表明某种一般型社会学模式可适用于不同国家的背景，其它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一个综合的总体中对国家和文明进行对比。“但还有第三种比较历史的方法……其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而作者的实践也正是第三种比较。在全书的结论中作者论述说：“本书论点可否适用于法、俄、中三场革命之外的革命？在一定意义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把对三国革命具体的分析，随意泛化为能解释一切现代社会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论”。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上述努力注定要失败的原因：第一，不论单个案例，还是一组相似案例，由于各国所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不同，其革命的原因必然会不一样……第二，革命的因果模式必然受到世界历史根本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基础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三、比较研究思维在工作中的运用

我如今虽已离开了课堂，成为了齐鲁书社的一员，但在今后的创作中，不论是图书评论还是弘扬传统文化，抑或探索企业文化，需要既有分析、又有综合，既注重整体、又着眼个体，这才是比较方法的精髓。

我工作后所创作的书评中，受年鉴学派的理念最大、比较研究思维烙印最深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通俗其外，独到其里》《齐国稷下百家争鸣的历史遗产》《“半部＜论语＞治天下”？确有可能》，从中发现了不同社会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又如《老舍点戏》新书首发式和《中国戏曲大会》这档节目，促使我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了深思，专门讨论了精品图书与出彩电视文化节目对传统文化的复苏所起的作用；而讨论企业文化的文章里，我对地方古籍出版社的古籍与学术图书如何走上知识服务道路给出了回答，而这个回答的前提是先把市场上的图书分类，然后针对每一类图书的特点进行概括，最后一步才是具体研究古籍与学术图书知识服务的出路。

今后，我在工作中要让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进一步辅助自己的书评创作，具体来说就是在构思书评的时候要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尽全力挖掘新书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