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复仇以圣洁的名义
——《老男孩》电影浅析

■程燕

写影评出身的朴赞郁曾坦言自己的创作风格受到多位作家的影响，在这部《老男孩》中，观众可以通观全篇地感受到古希腊悲剧的宿命思想，与此同时，导演意图背后还深受另外一位大师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影片的主题寓意处处在他思想的映照之下呈现出来，这位俄国文学大师深深影响着朴赞郁在这部作品中的创作，如果了解陀氏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话，就会对导演的态度有着深刻的认同，即乱伦也会是圣洁的。

朴赞郁向来以“颠覆式的叙事风格”著称。在他的作品中，叙事手法之所以会出现多样性，还得益于他在出道之前接触过众多的片种，包括艺术电影，B 级片，商业电影等多种题材和类型，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镜头语言，他也乐于做一位叙事手法的创新者与革命者，但是他的这种“卖弄”是建立在为动机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朴赞郁一贯对个体关注，而对体制抱拳相向。他醉心于对过程的叙述，而把结果和定论交给观众去完成。可是往往在他的叙述中，观众早已深深地陷入他强有力的视听控制中，无法自拔。

在《老男孩》中，朴赞郁一如既往地把目光指向精神存在，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指向心灵和心灵发生的种种过程。朴赞郁如陀氏一样，认为只有凭个体经验才能深入内心生活。因此《老男孩》的镜头语言，强调了镜头的主观性，意识的随意性。镜头的风格也是以近景、特写为主体，段落的构成也是“近景/特写—远景/全景”，如此的镜头组接方式，除了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外，也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人物内心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使影片充满了时刻都在和现实抗争的悲壮感。在吴大修刚被释放出来，茫然地在夜晚的街头思索生存的意义时，导演通过景别的越级来体现人的感受和思想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因此，这部影片的现实段落与心理镜头就被很明显地区分开来，即使特技转场的频繁出现也丝毫不影响现实的质感。现实的阴暗色调和明亮的回忆段落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了这样一个以复仇为起点，又以复仇为终点的故事，其间必然充满着寻找真相的悬念。

影片毫不避讳对当今社会的批判。朴赞郁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自己对于”复仇”的解释，他说：“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在发展，人们不得不深深地掩饰自己的愤怒、仇恨和嫉妒。但这不是说这些情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愤怒也会日益生长。随着现代社会个人的精神负担加重，在愤怒增长的同时，宣泄愤怒的出口却愈来愈小。这种情况是不健康的，可能因此才有艺术的存在。事实上，我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复仇并非真正的复仇，那都是良心上负罪感的转移。我的电影里那些人的行为，都是因为不愿把过失归咎于自己，才把行动目标对准旁人。所以，虽说影片标榜复仇，但更恰当地是说强调道德，有罪的良心才是核心主题。几部片子里反复出现的是有罪的良心。因为他们总是意识到自己做过的错事，受困于那些错事，那些事的发生可能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我的角色他们本质上都是好人。人们不得不诉诸于另一种暴力来平抑内心感到有罪的道德感，这就是我目前的电影中最基本的悲剧特质。”①《老男孩》中的自虐或者复仇，更多的是出于对精神创痛、压抑的缓解。正如李佑真安慰吴大修时说的那样：“当人受到伤害时，复仇可以减轻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复仇的心态有益于健康。”其实李佑真也是在为自己赎罪。朴赞旭完全置身到故事的演进中去，所有的技艺都要为叙事让路，极端的残酷成为表达的必需，或许只有通过这种出位的残忍，道德上的“罪孽感”，才会稍稍释放。

影片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交代以及所呈现给观众的直观、残忍的暴力镜头都诉诸了导演内心最深处的愤怒。其实对于像吴大修这个牢中的困兽而言，历史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些是在个人的影响下偶然突发的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同他被囚的原因一样，不能说是合乎理性的。而体制下的人类生存状态，被朴赞郁以一只巨大，哀伤，孤独的蚂蚁来代替，人受社会体制压制而形成的一种异化习惯通过晦涩的超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呈现。人类必须被迫接受已形成的习俗，就像蚂蚁已习惯生活在蚂蚁窝里一样，习俗犹如集体灵魂，在这个群众性的社会建筑物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且支配着个人，即使李佑真这个生活在高处的强者也无法摆脱被支配的命运。台词中多次出现了揭示个体悲剧性命运的话语“笑吧，全世界和你一起笑。哭吧，只有你一个人哭。”

片中极端的暴力镜头并不是单纯地追求视觉的刺激，活吞章鱼，铁锤拔牙，剪刀穿破耳朵这些镜头含义明确地直指社会现实。这些折磨着观众心灵的刑罚行为却大肆地暗喻了个人话语权被剥夺的悲惨状态。影片中一切动机皆源于李佑真所认为的吴大修的“多嘴”——“一句话能使人怀孕，一句话也能使人恋爱”，这句台词表明了导演的愤怒原由——人权及个人话语权在意识形态控制的环境里是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最后以割舌自残，以自废话语能力的骇人举动实践了“批判和颠覆从个人开始”的勇敢主张，再次回应强调对于个体的人文主义关怀。

这部电影的存在意义可以说皆源自于李佑真这个人物，他不惜以惨重的代价来捍卫自己对爱和生命的理解。无论是他与姐姐的乱伦，还是他在片中神话般不可思议的社会地位，这种颠覆一切非合理性元素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导演在剧中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流落人间，披着世俗外衣的上帝。在影片的高潮处，导演安插了一个俯拍李佑真洗完澡后背面全裸的镜头，在他的腰上醒目地刺着十字架的文身，这个镜头的含义一目了然。这个住在钢筋混凝土铸造的钢铁森林上空的李佑真，这个可以用金钱买断一切，甚至卖断吴大修的人生。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毫无疑问，他代替了上帝。可是导演已在此提出，即使上帝都会犯错，那么“即使禽兽不如的人类，却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李佑真的第二次出场，导演以一个全景的移镜头交代了他的生活环境，即在可俯瞰众生的大厦的阁楼上，室内被分隔开的水坛以及巨大华美的石柱，都给人以祭坛似的空间感。而班驳犹如长满青苔的暗绿色墙壁，把时间的苍凉弥漫进了视野中。这些场景的设置都暗示了李佑真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身份背景及其复杂的心态。

在影片的高潮来临之前，导演回应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状态。镜头对准了同时开门的两座电梯，一个电梯里是找到了真相去找李佑真寻仇的吴大修，另一座电梯里走出了很多人。此时，李佑真和白发保镖以背面入画，从人群中穿过，走向吴大修所在的电梯。在这个全景的镜头里，代表世俗力量的人群与李佑真的行动方向相反，一种与世俗道德背道而驰的表象不言而喻。

李佑真的上帝形象完全是在镜头的空间感中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埋没在人群里的过路人，还是阁楼里如神一般悬浮在空中倒立的身体。导演以大量的全景，远景，俯拍的拍摄手法来表现他在芸芸众生中空间优越性，这种空间感势必是一种高等的社会地位的体现。即使他犹如上帝一般能俯瞰众生，这样的人物就是幸福的吗？即使李佑真复仇成功——他让吴大修也尝到了血肉粘连的乱伦带来的切肤之痛，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这种独白式的人物对话，由李佑真之口表达出来，说明他已为死亡找到了理由。李佑真的痛苦，是因为他无法找到出路，无法满足生的意志而备受折磨。他的仇恨，是因为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甚至是上帝，于是他代替了上帝，推己及人，让吴大修来体验自己的心境。他的自杀，是因为他从立志和感情上都怀疑世界秩序，怀疑道德规律的意义，自杀是对毫无意义的世界反抗。李佑真在他的复仇计划中，他的复仇对象不仅仅是吴大修，更是世俗的道德规律。在道德秩序下，李佑真扮演了原告和被告的角色，审判者和被审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毁灭它，那就毁灭自己。朴赞郁使观众相信，自杀是一种理智的生活出路。这是一种摆脱世俗枷锁，拥抱自由的生命方式。

片尾，白雪茫茫群山环绕，镜头回归大自然。在缓慢运动的镜头中，导演把结尾交给了还未曾从复仇的血雨腥风中走出的观众。大自然在原罪的作用下平白无故地遭受折磨，但即使如此，因为它的重新结合，因为它的慈爱，人们也会痛哭流泪。那么对于身在世俗社会的观众呢？

正如朴赞郁②所言：“如果你们希望他们“不好”，山峦就意味着坎坷；如果你们希望他们“好”，远山背后就是红红的落日。”

注释：

①《看电影》杂志2007年6月刊，第35页

②《看电影》杂志2007年6月刊，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