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建设现状与未来发展思考

张先敏

[摘 要]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历经近百年的发展，研究领域拓展为综合海洋研究，经费来源由自筹逐渐转变为政府资助为主、自筹为辅，其不仅培养了大量海洋科技人才，还促进了沿海城市海洋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相比，我国海洋研究机构总体规模偏小、政府投资占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建议重新规划、整合我国已有海洋研究机构的职责与研究范围，增加政府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沿海城市海洋研究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促进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做强做大。同时，各海洋研究机构应深化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完善海洋科技人才建设目标，完善科考船、实验平台等的共享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关键词]海洋研究机构;建设现状;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9）03-0047-08

Abstract：After nearly 100 years development， the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expanded their research fields to comprehensive marine research， and their funding source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elf-financing to government-funding with self-financing as a supplement. They have not only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coastal citi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es， it is found that China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small in scale， low in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unbalanced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suggested to re-plan and integrat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earch scope of Chinas existing marine research structure， increase government investment， broaden financing channel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oastal cities， and promote the strengthening and expansion of Chinas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rine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mprove the sharing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hips and experimental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marine research institute; construction status; future development

一、引言

當前，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和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也需要不断维护和拓展，这些都需要发展海洋、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6年9月，原国土资源部提出“三深一土”国土资源科技发展战略，提出海洋特别是深海作为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深海探测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要。2017年初，原国家海洋局印发《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为提高海洋能开发利用能力、推进海洋能技术产业化、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提出了明确目标。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海洋科技的创新。海洋科研机构在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1]。与国外老牌海洋研究机构相比，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建设还有很大差距。如何学习国际主要海洋研究机构的发展经验，取长补短，以使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稳步发展，促进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必要而迫切。然而，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介绍某一具体的海洋研究机构及其研究领域等方面，如张灿影等对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科研成果、研究领域和学生教育等进行了介绍[2]，李平和杨淳分析了蒙特利海湾研究所（MBARI）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运行机制[3]，李春娣和林间剖析了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人才管理及评价机制[4]。对国外老牌海洋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经费来源及其与所在地的经济联系等进行系统考察的文献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在剖析国际上已具规模、有成熟发展经验的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经费来源、功能定位、所在地及其经济特征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建设现状，探讨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发展历程与经验借鉴

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四大海洋研究机构为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WHOI）、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SIO）、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NOC）和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

（一）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

1.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下文简称WHOI）是全球最大非营利性的综合性海洋科学及教育研究机构。其前身是1888年成立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研究室，在利列和比奇洛等海洋生物学家的多年努力下，取得了政府（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海洋学委员会）和私人财团（洛克菲勒集团）的支持，于1930年1月15日组建成立。成立之初，该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并设理事会，仅在夏季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WHOI主要从事海洋生物方面的研究，其次是物理海洋学。1940年7月，出于军事需要，WHOI第一次与联邦政府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WHOI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飞行员入水后的漂移、潜水艇压舱材料、潜水艇的探测、海洋中的声响特征等。1950年，战时的通货膨胀使得私人资助支撑研究所的工作显得力不从心，政府的资助在推动海洋科学发展中占据了主要地位。1968年，该所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了共同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在此后的几十年间，WHOI发展迅速，人员和研究经费都成倍增长，而新的建筑、船只、潜艇、研究生培养计划和海事政策计划大大提升了其科研力量。2000年，为了加强学科的交叉研究，加强科研成果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WHOI成立了四个研究所：海岸带研究所、海洋和气候变化研究所、深海探索研究所及海洋生物研究所。WHOI的研究已从最初的海洋生物学逐渐转移到物理海洋学和海洋地质学，最后达到综合性的大海洋学[5]。

2.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下文简称SIO）是美国太平洋海岸的综合性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尔，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海洋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为1903年E.W.里特教授等人设立的圣迭戈海洋生物学协会，该协会从事海洋生物研究。1912年归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以主办人姓氏命名为斯克里普斯生物学研究所。1925年由大学董事会改为现名，开始全面研究海洋。1960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部分。SIO下设生物、地球和海洋大气3个研究部，海洋物理、能见度和生理研究3个实验室，还有海岸研究中心、海洋生命研究组以及研究生院。SIO目前拥有5艘科考船和1个海上平台。SIO有着100多年的科学研究历史，对海洋学、地球认识以及整个社会都有着非常重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SIO在学生教育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其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达50多门，SIO的海洋学研究生课程在1995年9月被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认定教学质量排名第一。截至2013年2月，SIO的员工达1700人，除此之外，还有651名志愿者[5]。

3.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

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下文简称NOC）是英国领先的海平面科学、沿海和深海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也是目前公认的世界顶级海洋学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国家海洋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由南极捕鲸站工作的科学家和斯科特船长以及战争期间聚集在一起的一批年轻科学家在免费航行中发展而来，研究波浪的运动如何影响两栖登陆。国家海洋学研究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现为现代海洋科学提供了许多支持。1973年，国家海洋科学研究所、海岸海洋潮汐研究所和海岸沉积物研究站合并成立了海洋科学研究所。该所由沃姆利实验室、比德斯顿观测所和汤顿实验室组成，总部和研究中心設在沃姆利实验室。1996年，南安普顿大学的海洋学和地质学部门、萨里州沃姆利的海洋科学研究所和南威尔士巴里码头的研究船舶服务公司合并成立了南安普顿海洋学中心（NOCS），该中心在2005年被重新命名为国家海洋学中心。2010年4月NOCS（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和南安普顿大学共同所有）和利物浦普劳德曼海洋实验室（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所有）合并，即现在的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至此，NOC成为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全权所有的英国领先的海平面科学研究、沿海与深海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机构。

4.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下文简称IFREMER）由布雷斯特的法国国家海洋开发中心和南特的法国海洋渔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在1984年 6月合并而成，受法国工业科研部和海洋国务秘书处双重领导，研究海洋开发技术和应用性海洋科学。早在20世纪，IFREMER的工作人员就达1800人之多，其中工程师、研究员、技术专家、技术员及管理人员1200人，从事海洋船队管理及海运业务的人员600多人。下设3个业务部门和5个研究中心，分别从事海洋科学和技术研究。IFREMER设有3个业务部门：渔业和海洋生物、环境和海洋研究、海洋技术，5个研究中心：布雷斯特中心、滨海布洛涅中心、南特中心、土伦中心和塔希提中心。这些机构在海洋生态、渔业、水产养殖、潜水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该院拥有“让·夏尔科”号在内的海洋调查船13艘。

（二）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的经验借鉴

1.经费来源由自筹逐渐转变为政府资助为主、自筹为辅

WHOI是一所非营利性质的综合性海洋科学及教育研究机构，成立初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并设理事会领导，二战以后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海军研究署资助，且政府资助成为其主要的经费来源。SIO的大部分科研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航空航天局、国家海洋与大气研究局、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等政府部门[2]。NOC是从事海洋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其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国家海洋学研究所，经过多次合并，目前其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全权所有，其研究经费由最初的免费逐渐发展到以政府投入为主、产业界投入为辅的模式。IFREMER的经费主要是政府补贴，其次是通过工贸交易盈利自筹[6]。

2.以全面研究海洋并培养海洋科技人才为其功能定位

WHOI的研究内容涉及海洋工程和海洋基础学科等多个方面，同时参与国际海洋考察、以军事活动为主题的课题活动，在海洋生物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同时，它也是一所非营利性质的海洋工程教育研究机构，与多个院校如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都有合作。SIO主要专注于大气科学、生物科学、海洋器械、海洋科学、地球科学和发展教育、为海洋科学教育提供服务;也专注于全球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研究，进行全球环境监测，提供相关公共服务;SIO在提供本科教育服务的基础上与加利福尼亚签署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进行研究生、博士生培养，为美国乃至全球海洋机构培养了大量海洋科技人才。NOC的主要职能是进行海洋综合技术研究及开发，包括海洋观测、海洋绘图、海洋调查以及海洋设施开发等，为国家海洋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设施，是英国海洋数据中心、全球海平面数据档案的“司令部”;其还与南安普顿大学合作，为国家培养海洋科技人才。IFREMER是法国海洋环境资源及法国海防方面科研政策的发言人，承担海洋开发仪器设备的生产和出口、海洋开发计划的制定、国家海洋科学与技术规划、海洋养殖、潜水技术研究、海洋环境生态监测等多种任务。

3.所在地为沿海城市且促进了当地海洋经济的发展

WHOI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早期的工业基地，以电子器材和机械制造为主，80%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教育和科技发达，人均收入排在美国前列。同时，全球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设在马萨诸塞州。SIO地处加利福尼亚南部圣迭戈郊区的拉霍亚镇，因气候宜人、沙滩众多而闻名。SIO在生物、海洋器械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圣迭戈的生物制药工业及海洋船只机械的制造提供技术支持，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推动了圣迭戈和美国经济的发展。NOC地处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南安普顿市，南安普顿是重要的国际海运港、远洋货运港及客运港，有“通往世界的大门”之称，是英国除伦敦外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其造船业和船舶业为英国规模最大，飞机制造、化工、食品以及海洋工业、旅游业也很发达。NOC是英国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先驱，而南安普顿海洋工业、造船业的繁荣与发达和国家海洋中心科学研究成果向经济效益转化的质量和效率有着重要关联。IFREMER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端的布雷斯特市，是法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及重要的军港、贸易港城市，也是法国重要战备核潜艇基地。布雷斯特市高等教育发达，海洋研究机构实力雄厚，在全球享有盛誉。由于IFREMER在国际海洋研究机构中以少有的工商业性质存在，使得它的科学研究成果为城市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WHOI、SIO、NOC和IFREMER主管部门及经费来源、功能定位、所在地域及其经济特征汇总情况见表1所示。

总体来说，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都经历过多次合并，历时多年，由最初的小组织发展成了当今国际大型海洋研究机构。从主管部门及其经费来源来看，其主管部门由行业组织变成了相关政府部门，与此相应，其经费资助也由自筹逐渐转变为政府资助为主、自筹为辅。从功能定位上来看，WHOI、SIO、NOC和IFREMER都由研究海洋某一方面问题的专业化组织发展成全面研究海洋的综合型海洋研究机构，不仅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和服务，培养了大量的海洋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机构还为本国的海洋军事与国防提供科技服务，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从所在地及其经济特征来看，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所在地都是沿海城市，高等教育发达且设有著名学府，所在地的经济，尤其是海洋经济十分发达。

三、我国主要海洋研究机构建设现状

我国海洋研究机构主要为各部委下属的研究所或高校设立的海洋中心与海洋学院。研究所包括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第二和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等;高校及其设立的海洋中心与海洋学院主要有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海洋学院、上海海洋大学国际海洋研究中心、同濟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和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主要海洋研究机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这些海洋研究机构大都成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规模较大外，其他海洋研究机构规模都较小。这些海洋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青岛和广州等沿海城市，都拥有自己的科考船。从研究领域来看，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侧重于海洋地质方面的研究，黄海水产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侧重于海洋生物资源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局第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较为综合，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

中国海洋大学是一所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拥有教学和科学考察船舶4艘，形成了自近岸、近海至深远海并辐射到极地的海上综合流动实验室系统，具备了一流的海上现场观测能力。中国海洋大学是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的主要依托单位，主持“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2个功能实验室的工作，并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其他6个功能实验室的建设。

由此可见，与国际著名海洋研究机构相比，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规模普遍不大，不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在研究领域和方向上，虽然有所侧重，但存在较多的重复和竞争，不利于海洋基础研究的推进。作为海洋，尤其是深海和极地研究的重器—海洋科考船，我国海洋研究机构拥有的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体现了我国政府深入研究与开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与决心，后期需要探索提升海洋科考船利用效率的办法与措施。

四、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总体规模偏小

据统计，我国约有192家长期从事海洋研究的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约4.2万人，其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我国海洋科研机构主要集中于海洋基础科学研究和海洋工程技术研究，从业人员以科技活动人员为主。其中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最多，海洋工程技术研究以大学生为主，其次是硕士，博士较少。从单位研究机构的平均从业人员数量来看，平均每一研究机构的从业人员约220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约187人。而截至2013年2月，SIO的员工已达1700人[2];早在20世纪，IFREMER的工作人员就达1800人之多。这说明与国外著名的海洋研究机构相比，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总体规模偏小。

（二）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经费来源中政府投资占比较低

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分行业的经费收入情况如表4所示。其中政府投资指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拨款或企事业单位利用政府资金委托本机构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本年收入指本机构在科研、技术等专业业务活动以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以及开展科技活动与生产经营活动以外的各项活动的收入。从行业层面来看，我国海洋科研机构的经费主要集中于海洋基础科学研究和海洋工程技术研究。从各行业海洋研究机构经费收入来源渠道看，都以自身收入为主，政府投资占比平均只有6.94%;除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中政府投资占比超过10%以外，其他几个行业中政府投资占比都很低。然而，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虽然都经历了自筹经费、基金会资助等发展阶段，但目前都以政府投资为主。

（三）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地区发展不均衡

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分地区的人员和经费收入情况如表5所示。

从各地区海洋研究机构的数量来看，广东省的海洋研究机构最多，其次是北京、山东、辽宁和浙江;从各地区海洋研究机构的平均规模（平均从业人员数）来看，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其次是江苏、上海和广东（不考虑其他地区，下同），表现出各地区海洋研究机构数量和规模分布的不均衡。从经费来源来看，仍以自筹经费为主、政府投资为辅。从单位海洋研究机构的经费投入来看，北京最多（约4.51亿元），其次是江苏和上海（分别约为2.65和2.49亿元）。从政府资助总额来看，北京以9.21亿元排在首位;其次是山东和广东，占政府投资总额的66.32%;从平均每一科研机构的政府资助额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北京、山东和上海。由此可见，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集聚了人才优势和资金优势，无论是在海洋科研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上，还是在投资力度和政府资助力度方面，都排在前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海洋研究中心于2006年9月落户山东青岛，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也于2013年12月正式获得科技部批复，落户青岛鳌山卫，定位于围绕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依托青岛、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建设国际一流的综合性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和开放式协同创新平台。山东作为沿海省份和海洋研究的重点支持省份，无论是从海洋研究机构的数量来看，还是从政府投资总额和人均资助额来看，均排在前列。然而，由于山东省海洋研究机构的从业人员和科技人员的总人数相对较少，使得其单位研究机构的从业人员数和科技人员数都远低于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

五、加快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发展的建议

（一）重新规划、整合已有研究机构的职责与研究范围

纵观国际著名海洋研究机构，大多是在已有海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将多个单一海洋学科整合，成体系地全方位发展，绝大多数研究机構都是隶属政府部门的海洋科研和教育研究机构。我国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机构数量众多，这些研究机构往往隶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如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学研究院、教育部、地方政府等，在同一政府部门下，也设有多家海洋研究所，如自然资源部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原国家海洋局下的海洋一所、二所和三所。就各个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来看，大都与海洋资源、海洋气候、海洋地质和海洋生物等相关，存在大量的交叉和重复。虽然不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从事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有助于形成竞争，对于营利性项目的成果转化与利用有促进作用。然而，我国大部分海洋研究机构以基础性、公益性海洋研究为主，尤其是海洋资源的调查、研究与开发，这些研究不仅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国家海洋战略与海洋权益，对于这些公益性和战略性海洋项目的研究，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各自为政、相互竞争，不仅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相反，这种竞争还会造成地方和部门保护，延缓科学研究的进程。同时，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出，不少高校的海洋学院和各地的海洋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海洋研究俨然成了“唐僧肉”，这实际上造成了资源的分散和浪费。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后，为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解决自然资源所有制不到位、空间性规划重叠、部门职责交叉重复等问题，重新整合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等部门的职责，组建了自然资源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表明不同海洋研究机构同时开展的事关国家海洋战略实施、海洋权益维护等重大问题的科研领域或项目理应进行整合，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增强研发能力。

因此，为了早日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建议根据研究项目的特征和重要性程度，对已有海洋研究机构的职责和范围进行重新规划与整合。对于公益性项目、事关国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权益维护的重大项目，为避免各研究机构相互竞争带来的不经济、无合力，可对已有研究机构根据其特长进行资源整合重组，由实力强大的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并将其他研究机构科研实力强的科研人员并入该项目的研究;对于营利性、竞争性项目，为了调动相关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相关项目的成果转化和利用，则需要采用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

（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做强做大

海洋研究相对陆地研究更具有时空挑战性，学科发展具有交叉性、综合性，需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船员、管理支撑人员在内的多学科、跨领域人员的协作与合作，尤其是深海与远洋探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小型单位往往难以承担。因此，在海洋强国战略提上日程的当今，亟须建设一批探索创新能力强、人员专业与结构搭配合理的海洋科研团队，这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海洋研究机构做强做大。研究领域或范围相同或相近的海洋研究机构进行合并是一条快速做强做大之路，如NOC和IFREMER的成立时间并不长，但都经历过多次合并，这也是其成为当今世界最大最强的海洋研究机构的原因之一。当然，海洋研究机构的合并整合往往面临着较多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实质合并之前，各海洋研究机构可充分利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这一平台（由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所等5家大型海洋研究机构共建），共享平台资源，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和能力的同时，促进同行业的发展。

（三）继续加强沿海城市海洋研究机构的建设与发展

海洋研究作为推动海洋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无论是对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从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的所在地及其经济特征来看，其均坐落于沿海港口城市（见表1），这些海洋研究机构的技术创新带动了当地海洋经济（海洋渔业、海洋能源、造船业、海洋旅游业等）的发展，这与海洋科学研究以海洋为研究对象，而沿海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关。因此，建议选择一批产业基础雄厚、基础设施完善、海洋研究团队强大的沿海城市，由国家、省、市和区等各级政府合力重点建设、培养。同时，沿海城市海洋研究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不仅体现在海洋研究机构实验室、办公楼、资料库、科考船与码头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与考评机制，培养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强、有责任和担当的高素质科研人员，提升我国海洋研究机构的软实力。

（四）增加政府投资，拓宽融资渠道

海洋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大都具有公益性、战略性，往往耗资巨大，需要政府主导。目前，我国大型海洋研究机构大都隶属于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但经费收入大都以自身收入来源为主，政府投资占比较低。建议增加政府投资，并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具体来说，除了由中央政府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提供土地、配套设施和财政资金支持外，还可以结合各海洋研究机构所研究项目的特征和重要性程度，分类、适度地引入企业、金融、基金等社会资金支持，拓展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机制。比如在海洋研究设备研发与制造、大型科考船设计与制造等资金密集的高技术领域，以及海洋应用研究领域如海洋医药、海洋生物、海洋渔业等方面，可以引入风险投资基金、银行、保险等金融资金以及其他社会资金的支持。

（五）完善海洋科技人才建设目标

从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的功能定位来看，海洋科技人才培养是其主要功能之一，且该功能的实现体现在其与各著名高等院校的深入合作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和海洋科技创新的实现都依赖海洋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海洋科技人才。因此，各海洋研究机构应积极对接国家“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加快实施海外高层次海洋科技人才的引进;结合各省市的人才计划和专项研究项目，培养和引进一批中青年骨干以及优秀应届毕业生，完善海洋科技人才梯队建设以及海洋研究创新团队建设;继续完善各类优秀人才的使用、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以使人尽其才、才得所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建议完善人才引进的住房管理办法、子女入学管理办法等配套政策，在提供就业岗位、施展才华的机会的同时，解决好高端人才的后顾之忧，以便能吸引更多优秀的海洋科技人才，并使其全身心投入海洋科技创新工作当中。

（六）深化各海洋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合作

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大都以海洋科技研究创新和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为目标，采用高校与研究机构合作共建的方式进行发展。与国际四大海洋研究机构相比，我国海洋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合作更为松散。就我国各海洋研究机构现状来看，除中科院下属的海洋研究所外，其他海洋研究机构一般不具有招生资格。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往往通过在高等院校担任兼职导师的方式，招收硕士生或博士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为高校学生讲课，即便讲授，也只是以学术报告的方式进行短暂交流。然而，我国海洋科研实力主要集中在各海洋研究所，事关国家海洋能源开发与利用、海洋生物与生态环境、深海探测和海洋权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机构。海洋类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他们是海洋科技人才的后继者和接班人，这种松散的合作不利于海洋类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充分了解海洋科技研究的现时需求，不利于我国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因此，需结合我国实情，探索高校与研究所创新的合作机制和模式，海洋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到高校授课、与高校合作进行科学研究，高校师生到海洋研究机构进行实地学习和研究，使二者的合作更加深入和具体。

（七）完善科考船、实验平台等的共享机制

综合科学考察船和实验平台是海洋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海洋硬实力建设的关键。据统计，截至2016年，我国有海洋地质勘探船6艘、海洋调查船18艘。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主要海洋研究机构和大学都有自己的科考船。此外，全球第三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在筹建中。由此可见，我国海洋科考船的建设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然而，科考船往往造价不菲，运行成本高昂。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科考船的科考与研究价值，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充分利用，显得必要而迫切。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IODP）的做法值得借鉴，即由有海洋考察研究需求的单位向科考船拥有单位提交研究计划，科考船拥有单位对研究计划进行审核，择优批准，由获批的单位支付适当的费用后，安排研究人员随船考察、获取所需的资料和样品、完成研究任务和报告。当然，这一做法的实施需要取得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的支持，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与办法上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这种科考船共享机制能充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各类海洋科技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促进我国海洋科技事业的发展。

（八）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海洋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其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主动参与世界性的海洋领域的合作研究计划，积极参与海洋类国际性会议，与发达国家在海洋和极地考察、海洋科技研究与创新、海洋科技成果应用、海洋研究机构和人才管理等方面密切交流与合作。完善海洋科技研究国际合作的体制和机制，鼓励我国海洋科技人才与国际著名的海洋研究机构合作申请项目，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探索创新合作模式，除了共同进行大洋钻探与考察外，在海洋科技人才引进、交流与互相学习方面进行创新，通过兼职、讲座、技术指导、考察等方式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做法。

[参考文献]

李晓璇，刘大海.中国海洋科研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J]. 科研管理，2018（3）：317-325.

张灿影，冯志纲，吴钧.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概括[J].海洋信息，2015（2）：16-20.

李平，杨淳.向后学院科学转型中的海洋科研机构—MBARI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4）：19-26.

李春娣，林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人才管理与评价机制及其对我国海洋科研机构管理的启示[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7（8）：317-324.

高抒.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J].自然杂志，1986，9（9）：702-706.

李桂香.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J].海洋信息，1995（9）：29-30.

[责任编辑 王艳芳]